全诗四章,艺术地再现了周宣王田猎时选择吉日祭祀马祖、野外田猎、满载而归宴饮群臣的整个过程。
第一章写打猎前的准备情况。古代天子打猎是如同祭祀、会盟、宴享一样庄重而神圣的大事,是尚武精神的一种表现,仪式非常隆重。因此,事先选择良辰吉日祭祀马祖、整治田车就成为必不可少的程序。“升彼大阜,从其群丑”二句在这一章中是将然之辞,一切业已准备就绪,只等在正式打猎时登上大丘陵,追逐群兽。第二章写选择了良马正式出猎。祭祀马祖后的第三天是庚午日,依据占卜这天也是良辰吉日。选择了良马之后,周天子率领公卿来到打猎之地。那里群鹿聚集,虞人沿着漆、沮二水的岸边设围,将鹿群赶向天子守候的地方。第三章写随从驱赶群兽供天子射猎。眺望原野,广袤无垠,水草丰茂,野兽出入,三五成群,或跑或行。随从再次驱赶兽群供天子射猎取乐。第四章写天子射猎得胜返朝宴享群臣。随从将兽群赶到周天子的附近,周天子张弓挟矢,大显身手,一箭射中了一头猪,再一箭射中了一头野牛。表现出英姿勃发、勇武豪健的君主形象,实是对周宣王形象化的颂扬。打猎结束,猎获物很多,天子高高兴兴地用野味宴享群臣,全诗在欢快的气氛中结束。
此诗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是,诗人按照事情的发展过程依次道来,有条不紊。另外,全诗大部分章节记叙田猎活动的准备过程以及随从驱赶野兽供天子射猎的情景,间及群兽的各种状态,以作烘托,具体写天子射猎只有四句:“既张我弓,既挟我矢。发彼小豝,殪此大兕。”这种点面结合的写法,既叙述了田猎的过程,描写了田猎的场面,透露了轻松的气氛;更突出了天子的形象,增强了天子的威严,使全诗有很强的感染力。
这篇文章是陶渊明除《五柳先生传》外唯一一篇写人传记,不见载于正史,故为别传。文章重点讲述了“庾亮问风俗得失”、“率多时彦中鹤立鸡群”、“对皇帝不受任命不行拜礼”、“重阳龙山登高落帽”、“高阳许询雅相知得”、“神情独得顾景酣宴”、“渐进自然的丝竹人声”和“好酣饮逾多不乱的酒中趣”等充满清高傲世之情、自然风流之趣的故事,展示了孟嘉温雅平旷、冲默远量、行不苟合、言无夸衿、任怀得意、融然远寄的品质个性和清操美德,塑造了孟嘉风流倜傥、名冠州里、声流京邑、俦类咸敬、盛德名流的形象。
在这篇传记中,作者重点讲述了几个代表事情,如庾亮赞嘉、褚裒识嘉、龙山落帽(孟嘉落帽)、龙山造饮、渐近自然等轶事。这些轶事足以展示孟嘉的名士风采和魏晋时代之风流。孟嘉就是很讲究“情”的名士。孟嘉家庭观念很重,这篇传记中记载:“君既辞出外,自除吏名,便步归家;母在堂,兄弟共相欢乐,怡怡如也。”孟嘉主动辞官回家,步行归家会见父母兄弟,享受亲情伦理;且他十分重视曾经上下级关系,孟嘉曾为刺史谢永之别驾,谢丧亡,君求赴义,虽然汉晋之时,下属对上司吊丧送葬成为当然之义务,但他知道主次轻重。当名士许询半途邀请孟嘉时,孟嘉云:“今先赴义,寻还就君。”后来孟嘉在许询处连住两晚,“雅相知得,有若旧交”,首次相会便如同旧交。还有孟嘉有名的丝竹肉论,亦可称之为渐近自然论,也反映出孟嘉多情一面。这篇传记中记载:温尝问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尔。”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渐近自然。”这些关于孟嘉的丝竹肉论的记载,简洁有力,清新脱俗,一语中的。孟嘉也因此名垂千古。“渐近自然”的总结极其传神高深,若非对自然、自由之向往,则很难有此种传神总结。
孟嘉有着很好的才学修养和德行涵养,“龙山落帽”的故事家喻户晓,也为后人津津乐道。这篇传记记载:君色和而正,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游龙山,参佐毕集,四弟二甥咸在坐。时佐吏并著戎服,有风吹君帽堕落,温目左右及宾客勿言,以观其行止。君初不自觉,良久如厕。温命取以还之。廷尉太原孙盛,为咨议参军,时在坐。温命纸笔,令嘲之。文成示温,温以著坐处。君归,见嘲笑而请笔作答,了不容思,文辞超卓,四座叹之。内容详实具体,细节描写生动有趣、栩栩如生,使读者身临其境,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孟嘉的魏晋名士风度。“了不容思,文辞超卓”此八字褒奖大大超过了《世说新语·识鉴》一六引《孟嘉别传》以及《晋书·桓温传》附《孟嘉传》两本书,生动表现了孟嘉的文思泉涌,才情卓绝。帽子被风吹落而不自觉,也许未能觉察到;也有可能孟嘉意识到自己失态,而佯装未知,呈现出一种魏晋姿态。但无论是哪种情形,读者感受出孟嘉心无杂尘,心中坦荡荡的名士风范。面对桓温的恶作剧式的不怀好意,孟嘉超然、冷静地面对突发情况,“冲默有远量”,淡泊沉静,富有度量,最终为自己赢得了不朽佳名。这段轶事在后代反响很大,后人遂用龙山落帽、孟嘉落帽、落帽参军等词语来称赞一个人的镇定自若,潇洒儒雅。后世文人也纷纷借用此典故来表现大将风度。如李白《九日龙山饮》:“醉看风落帽,舞爱月留人。”陈师道《后山诗话》:“孟嘉落帽,前世以为胜绝。”后代的吟咏无形中扩大了孟嘉的个人魅力。孟嘉的文章和人品道德是高度统一的。这篇传纪中记载,晋成帝时,庾亮以帝舅身份当政,他对其弟庾翼说,“孟嘉故是盛德人也”,评价极高。孟嘉“奉使京师,除尚书删定郎,不拜。孝宗穆皇帝闻其名,赐见东堂。君辞以脚疾,不任拜起。诏使人扶入”,晋穆帝召见,孟嘉竟然辞绝,令人起敬。野心勃勃的桓温曾得意洋洋地对孟嘉说:“人不可无势,我乃能驾御卿。”但孟嘉作为桓温的参军,却终生未为桓温所用,助其篡逆。相同的是,陶渊明虽然先事桓玄,后事刘裕,两人都有篡逆之野心,但陶渊明及时醒悟,及早抽身,归隐山林。
此文记载:太傅河南褚裒,简穆有器识,时为豫章太守,出朝宗亮。正旦大会州府人士,率多时彦,君在坐次甚远。裒问亮:“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云:“在坐,卿但自觅。”裒历观,遂指君谓亮曰:“将无是耶?”亮欣然而笑,喜裒之得君,奇君为裒之所得。乃益器焉。褚裒在人才济济的州府人士中,也能慧眼识才,可见孟嘉精神脱俗,气度不凡一面。这段内容,《世说新语》的记载和《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有出入。在鉴人过程中,褚裒“眄睐良久”,可谓用心良苦,最后根据“小异”辨出孟嘉。《晋书》所载和《世说新语》大同小异。三者都体现出孟嘉超凡脱群一面,但《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更能体现孟嘉与众人更大的不同之处,精神差距不是“小异”,在精神气质上是真正的鹤立鸡群。此外,孟嘉赴义吊谢永,经过永兴县界,适逢大名士许询,纳闷道:“都邑美士,吾尽识之,独不识此人,唯闻中州有孟嘉,将非是乎?”许询当时为大名士,看一眼就能估摸猜出其为孟嘉,实为不易。在这篇传纪中,孟嘉“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旁若无人”,至于放纵情怀、得其意趣之时,便心寄世外、恬适安然,旁若无人。陶渊明叔父陶夔曾经问光禄大夫刘耽,孟嘉若在世,是否可以做到三公位置?刘耽说,孟嘉本是三公中人。他被当时的人所推重,已是显而易见。
孟嘉“常会神情独得,便超然命驾,径之龙山,顾景酣宴,造夕乃归”,喝酒随性而为,造饮龙山。顾景酣宴,饮酒助兴,虽如此,但逾多不乱。但孟嘉虽事桓温,为人处世有自己的原则立场。《容斋随笔》之容斋五笔评价:孟嘉为人夷旷冲默,名冠州里,称盛德人。仕于温府,历征西参军、从事、中郎、长史,在朝陨然仗正,必不效郗超辈轻与温合。然自度终不得善其去,故放志酒中,如龙山落帽,岂为不自觉哉!温至云:“人不可以无势,我乃能驾驭卿。”老贼于是见其肺肝矣!嘉虽得全于酒,幸以考终,然财享年五十一,盖酒为之累也。陶渊明实其外孙,伤其“道悠运促”,悲夫!孟嘉不为桓温所用,只能借酒浇愁,幸以全身。但身体最终为酒所累而早逝,极其可惜。“道悠运促,不终远业,惜哉!仁者必寿,岂斯言之谬乎!”外祖父早逝,陶渊明感到无比痛惜,质疑“仁者必寿”是欺骗人的假话。这篇传记中评价孟嘉“清蹈衡门,则令问孔昭;振缨公朝,则德音允集”,他以高洁的情操隐居柴门之时,美名远扬;出仕为官,有口皆碑。孟嘉隐则隐,仕则仕,都声名远扬,威名远播。孟嘉的名士本色给了外孙诸多潜移默化的影响。
陶渊明单为孟嘉作传,足见其外祖父在他心目中之重要地位;通过对孟嘉魏晋风流轶事的生动追溯,言说己志,“写心”写意,向读者昭示出“孟嘉即我,我即孟嘉”的身份。
这篇传记中每一个小故事都洋溢着孟嘉的风度翩翩,作者对传主身在官场能坚守“行不苟合,言无夸衿”的清操美德给予高度评价,“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的情怀其实是陶渊明所仰慕的,桓温问孟嘉,孟嘉答曰“渐进自然”的性情同样也是陶渊明所追求的,从这些笔墨中不难看出陶渊明在表现孟嘉操守品行时所流露出来的爱好趣向。他评价孟嘉“始自总发,至于知命,行不苟合,言无夸矜”,他对外祖父的崇拜也表明了他向魏晋风流的致敬和礼赞。这篇文章体现了家族传承在陶渊明身上所打下的烙印,也揭示了陶渊明与魏晋风流的渊源和继承。
重阳必登高。文人登高,难免要寄托秋天的情思。“自古逢秋悲寂寥”,悲秋好像成了一种传统。苏轼针对这种情绪,词一开始就说:“不用悲秋,今年身健还高宴。”这一惊人之语,是针对杜甫《九日蓝田崔氏庄》中“老去悲秋强自宽”和“明年此会知谁健”而发的。杜甫诗的意思是:人已老大,在秋天更容易产生悲哀的情绪,今天我们在一起聚会,只是勉强宽慰自己而已,明年重九再举行宴会,还不知谁健在呢?杜甫作此诗时仅49岁,还不到叹老悲衰的年龄,但他处在安史之乱的动荡年代里,又因上疏救房瑁,被目为房瑁死党,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因此对前途悲观,情绪低沉。苏轼同情杜甫的处境,但不同意他悲观失望的情绪。苏轼一生也不得志,在党争激烈的宋代,因政见与旧党和新党均不合,既得罪了新党,又得罪了旧党。先被新党捏造罪名,抓进监狱,长达半年之久,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现又被旧党排斥在外,在杭州做个太守。对这一切,他都以“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态度对待之。
下片“尚想横汾,村菊纷相半”。“横汾”、“村菊”,事出汉武帝《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村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秋风辞》是汉武帝“行幸河东,祠后土,顾视帝京欣然中流,与群臣饮宴,上欢甚,乃自作《秋风辞》。”(《乐府诗集》卷八十四引《汉武帝故事》)此诗笔力雄健,表现了一代英主在秋高气爽的季节里,泛舟中流,与群臣饮宴的欢乐景象。“尚想”二字,透露出苏轼对汉武帝那种具有冲破秋天的肃杀氛围而俯仰天地的气概,抱有向往之情。但汉武帝毕竟随着历史的长河而去了,留给后人的只有“白云飞乱。空有年年雁”。这两句用汉武帝《秋风辞》首二句:“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及唐李峤《汾阴行》:“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而略有变化,流露出对汉武帝高吟《秋风辞》之事沦为历史陈迹的叹惋。
这首词表现了作者对“悲秋”与众不同的看法,一反文人悲秋的传统,唱出了高昂的调子,实在可贵。他用自己潜心佛老所获得的不随物悲喜的思想和超脱的人生态度对待生活,在遭受挫折时,不悲观失望;在境遇顺达时,也不沾沾自喜,从而永远保持自己内心的平衡,走过人生中的坑坑坎坎。这在恶浊的封建秩序下,具有相对的进步意义。在表现方法上,或翻用古诗,或引用古事,并用“尚想”、“空有”等字,化实为虚,还能融佛理于浅显明白的语言之中,都是值得称道的。
“为问杜鹃,抵死催归,汝胡不归。”从杜鹃叫声的谐音“不如归去”展开联想,把杜鹃人格化,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单刀直入地责问杜鹃不以身作则——拼死叫别人回去而自己言“归”却不归。围绕归与不归的问题,下文几句分三层从正面加以评述,劝杜鹃带头先归。
第一层“似辽东白鹤,尚寻华表;海中玄鸟,犹记乌衣”四句以鹤燕尚知重返故地的事例与杜鹃作比较,表明:同属卵生羽化的禽鸟,鹤燕不言“归”而归,杜鹃口言“归”却不归,指出“归”的必要。
第二层“吴蜀非遥,羽毛自好,合趁东风飞向西”三句指出吴蜀相去不远,杜鹃自身完全有力量能飞回去。另外,杜鹃还有外力条件作帮助,正是回去的大好时机。
第三层歇拍三句“何为者,却身羁荒树,血洒芳枝”又从杜鹃眼前凄凉悲苦的处境来分析,更有必要趁早回去,不必要“血洒芳枝”自己去折磨自己,更充实了第一层的理由。这里,词人对杜鹃应当归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作了形象的描述,使杜鹃无言以对,杜鹃似亦吐尽詈辞。指责杜鹃对别人“抵死催归”,而自己该归、能归却不归的无理,从而反衬词人自己催其归而暂不归的合理性,为下文点题埋下伏笔。此片抓住杜鹃的言行矛盾,一路严责,本有难以为继之势,但至“血洒芳枝”句,却于“汝胡不归”的质问中,隐隐牵入“杜鹃之‘不归’盖伤心人别有怀抱”的新内容,从而引出下片训诫之词来。
“兴亡常事休悲。算人世荣华都几时。”承接上文杜鹃“血洒芳枝”的断肠思故园而对杜鹃加以劝诫:不要因国家的兴亡而悲伤。借此引出词人对人生的看法:国家兴亡是常事,富贵不久长也是常事,因此绝对不能为国家的衰败,人人失去富贵荣华而忧伤。
为使自己的见解有根有据,“看锦江好在,卧龙已矣;玉山无恙,跃马何之”四句中,词人还把一度称雄于蜀地并作出了贡献的诸葛亮、公孙述与蜀地的锦江、玉山相比较,阐明江山永存,人生却是短暂的。即客观事物的发展有着它自己的内在规律,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凡事都应该从积极方面去考虑,具体来说应着眼于为国家多作贡献。这就是词人借告诫杜鹃而对人生所持的积极态度,表现词人乐观、进取的精神。如此广阔胸襟,处于凄苦心境的杜鹃自然是无法理解的。
因此,“不解自宽,徒然相劝,我辈行藏君岂知”三句中,词人以自豪的口吻嘲弄杜鹃太不自爱,不理解词人的“行藏”却要一个劲地“催归”,可笑而白费心血,同时暗示词人坚决不归是要有一番作为的。
最后词人遂乘势就个人进退行藏这一严肃的政治问题,引出结拍三句,表明自己的态度:不是不肯退隐,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要等为国建功立业后才回乡。从而呼应开头,点明题旨,词人在人生道路上的积极进取精神在对杜鹃“抵死催归”的批判中展示无遗,含蓄而令人寻味。
此词上片一开头就对杜鹃提出责问,问它何不归去。接下去以白鹤和玄鸟知返的故事为据,说明杜鹃应该归去的道理,问它因何“身羁荒树,血洒芳枝”。下片又转出新的内容:原来杜鹃之“不归”,是因为它故乡中像诸葛亮、公孙述那样的风云人物如今早已去世,即使回去也无益。于是,词人从中得到启示,决心等打败敌人,立功封侯之后才回福建老家。
全词构思新颖,词句流畅,用典贴切,言情自然,意境深远,围绕杜鹃的叫声及有关传说典故展开联想、进行议论,最后归结到抒写个人的怀抱,从而生发出一个富有积极意义的主题,从侧面表达了词人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力求建功立业的理想,可谓构思新颖而别出心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