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诗是《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的续篇。诗前有作者一篇小序。其文云:“余贞元二十一年为屯田员外郎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今广东省连县),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如红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今十有四年,复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观,荡然无复一树,惟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时大和二年三月。”
序文说得很清楚,诗人因写了看花诗讽刺权贵,再度被贬,一直过了十四年,才又被召回长安任职。在这十四年中,皇帝由宪宗、穆宗、敬宗而文宗,换了四个,人事变迁很大,但政治斗争仍在继续。作者写这首诗,是有意重提旧事,向打击他的权贵挑战,表示决不因为屡遭报复就屈服妥协。
和《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样,此诗仍用比体。从表面上看,它只是写玄都观中桃花之盛衰存亡。道观中非常宽阔的广场已经一半长满了青苔。经常有人迹的地方,青苔是长不起来的。百亩广场,半是青苔,说明其地已无人来游赏了。“如红霞”的满观桃花,“荡然无复一树”,而代替了它的,乃是不足以供观览的菜花。这两句写出一片荒凉的景色,并且是经过繁盛以后的荒凉。
与《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之“玄都观里桃千树”,“无人不道看花回”,形成强烈的对照。下两句由花事之变迁,关合到自己之升进退,因此连着想到:不仅桃花无存,游人绝迹,就是那一位辛勤种桃的道士也不知所终,可是,上次看花题诗,因而被贬的刘禹锡现在倒又回到长安,并且重游旧地了。这一切,是不能预料的。言下有无穷的感慨。
再就其所寄托的意思看,则以桃花比新贵,与《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相同。种桃道士则指打击当时革新运动的当权者。这些人,经过二十多年,有的死了,有的失势了,因而被他们提拔起来的新贵也就跟着改变了他们原有的煊赫声势,而让位于另外一些人,正如“桃花净尽菜花开”一样。而桃花之所以净尽,则正是“种桃道士归何处”的结果。
诗人想的是:这,也就是俗话说的“树倒猢狲散”。而这时,我这个被排挤的人,却又回来了,难道是那些人所能预料到的吗?对于扼杀那次政治革新的政敌,诗人在这里投以轻蔑的嘲笑,从而显示了自己的不屈和乐观,显示了他将继续战斗下去。
刘禹锡玄都观两诗,都是以比拟的方法,对当时的人物和事件加以讽刺,除了寄托的意思之外,仍然体现了一个独立而完整的意象。这种艺术手法是高妙的。
这首诗创作于诗人被贬商州期间。诗歌以风情的笔调写出了由于旱灾饥荒而流亡他乡的饥民的悲惨遭遇,对自己入仕十年无功受替表示深深的内疚和自责,全诗语言质朴、感情真挚。全篇运用杜甫在《兵车行》等新乐府诗中成功地用过的纪事与记言相结合的手法,写得平易自然,而感情却是强烈、深沉的。在叙事抒情中都显示出了作为宋诗在艺术上的鲜明特色之一的散文化手法。
在结构上全诗可分为三层。
第一层为前六句,写谪居期间的清寒生活和严冬难得的温暖阳光。
第二层为中间二十二句,写一家灾民三代人逃荒流浪的凄惨景况。先写自己目中所见:二老三小一大,老者满头白发,小者哭泣不止,中年男子孤独无偶,无钱无粮,仉寒憔悴。次写鳏夫所言,语语辛酸,字字悲痛,“惟愁大尔雪,僵死山谷间”,前有“妇死埋异乡”,现有“病妪”,年关岁暮,有家难归,不但有饥寒之愁,而且有生命之优。
第三层为最后十二句,诗人抒写自己的感慨,尽管诗人身处逆境,但并没有过多地去考虑自己,反而更多地想到了作为一个朝廷命官的责任,为自己无能为力解决人民的苦难而深感内疚,这种思想境界难得可贵。
此诗与一般吟风弄月、模山范水的诗歌不同,这首诗反映流亡民众的凄苦生活,有很强的人民性,草根性。诗中“去年关辅旱”:因为大旱导致饥荒,人民的流迁。诗中的“一夫”自述灾情:他们本是长安人,逃荒至庄稼丰熟的地方。在逃荒途中,妻子死了,埋在异乡。他上有老,下有小,两个头发斑白的老翁和牛病的老如,三个哭泣的小孩,其中一个还是婴儿,背在背上。他们缺粮少钱,流离失所。境况多么凄惨,情景多么难堪。不由人不为之怜悯、叹息。
诗人出身下层社会,他关心民生疾苦,在朝廷当谏官,能直言时政之弊,建议君王对人民施以仁政。他多次贬为地方小史,生活在底层,接近民众,甚至与他们同病相怜。诗中不但写了流亡者的悲惨遭遇,也写出了诗人自己的窘况,他把自己也融入作品之中。诗人听了流亡者叙述后的反映是“倚户独长叹”,叹流亡者,也叹自己,令人想起屈原的“长人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深长喟叹。淳化二年(991年),诗人因严于执法触怒天子,被贬为商州(今陕西商州)团练副使。团练副使是地方小吏,地位低下,俸禄微薄。他初到商州,生活困顿。此诗由人及己,写到自己被贬谪居的窘况,由己及人,想到一般官员对老百姓的损害:“峨冠蠹黔首,旅进长素餐”,感叹自己的无能为力,这与唐代诗人韦应物“邑有流亡愧俸钱”(《寄李儋元锡》)的民本思想如出一辙。
此诗平易浅近,真率自然,描写灾民的悲惨生活,抒发愧疚的心理,情感凝聚,语气沉痛,读来感人至深。
这首诗作于公元751年(唐玄宗天宝十载)旧历六月。当时,高仙芝正在安西率师西征,李副使(名不详)因公从姑臧(今甘肃武威)出发赶赴碛西(即安西都护府)军中,岑参作此诗送别。
这首送别诗,既不写饯行的歌舞盛宴,也不写分手时的难舍离情。作者只是以知己的身份说话行事,祝酒劝饮,然而字里行间却使人感到一股激情在荡漾。
李副使将离武威,远赴碛西,因而诗的开头两句即点明时令,以李副使出塞途中必经的火山、赤亭这段最艰苦的旅程开篇。“火山五月人行少”,诗人早有吟咏,况六月酷暑。作者不从饯行话别落笔,而以火山、赤亭起句,造成一个特殊的背景,烘托出李副使不畏艰苦、毅然应命前行的豪迈气概,而一路珍重的送别之意也暗含其中了。三、四两句在写法上作一转折,明写李氏不平凡的经历,激励其一往无前:“知道您经常出入边地,岂能见到轮台的月亮而惹起乡愁呢?”这里“岂能”故作反问,暗示出李副使长期驰骋沙场,早已把乡愁置于脑后了。“岂能愁见轮台月”,是盛唐时代人们积极进取精神的反映,是盛唐之音中一个昂扬的音节。诗的五、六两句是招呼、劝说的口气,挽留李副使脱鞍稍驻,暂入酒家,饮酒话别。作者越过一般送别诗多诉依依不舍之情的藩篱,直接提出此次西行“击胡”的使命,化惆怅为豪放,在送别的诗题下开拓了新的意境。诗末两句直抒胸襟,更是气贯长虹:“功名请向戎马沙场上求取,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大丈夫。”“祗向”,语气恭敬而坚决。这既可看作岑参勉励李氏立功扬名,创造英雄业绩,又是自己的理想和壮志。这两句将诗情推向高潮,英雄豪气使后世多少读者为之激动振奋。
这首诗熔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并且突破了一般送别诗的窠臼。其口语化的诗歌语言,让人感到亲切洒脱。悠扬流美的声调给人以奔放明快的诗意感受。自由活泼的韵律,跌宕有致的节奏,显示出一种豪迈的气势,传达出火一般的激情,将给远行者以极大的鼓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