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前两句勾勒出诗人拄着拐杖并顶着峭寒乘兴出游的形象,后两句中,诗人将自己的感情外化为原本无辜的秋风,出语诙谐,在豁达的情怀中透着浓重的悲秋情调。全诗语言通俗浅显而又耐人寻味,风格诙谐风趣而透着哀凉,在写作上不落俗套,自创新意,抒发了时光把人抛、人老见白头的愁绪。
“峭寒催换木棉裘,倚杖郊原作近游。”此诗开头一句就点出了深秋季节:时序更迭,秋气渐凛,料峭的霜风,阵阵中人,已使夹衣也难以御寒,必须换上木棉重裘了。枫叶红了的时候本不甚寒,正是“已凉天气未寒时”,但老人气血衰竭,已非此不可。江南深秋,棉袄也足可应付,但诗人已换上更为保暖的木棉重裘,可见其畏寒之极。其中,一个“催”字下得很有分量,言下有紧迫性,写出了光阴如箭,抛人无情的主观感受,实为三、四两句张本。接着的第二句通过几个短语,形象地刻画出主人公的龙钟老态,点出了题旨。“倚杖”并非“拖筇”,“近游”也非“远足”,脚力不济而只能就近盘桓散心的情形不言而喻。寥寥七字,把人物的情态和活动范围交待得十分清楚,一个在秋风中踽踽独行的伛偻老者的形象跃然纸上。与第一句共同勾勒出的形象是:在早寒的秋风中,诗人拄着拐杖,顶着峭寒,乘兴出游。在“峭寒”中,诗人的心情是旷达的、舒缓的,但难免有瑟索感。
“最是秋风管闲事,红他枫叶白人头。”由前两句的蓄势可知此处的怨悱绝非强说闲愁的调侃之词。秋风似一个守约的君子,年年如期而至,“管闲事”、煞风景”般地非要把枫叶吹红、青发染白不可,“红他枫叶”尚不足恨,因为第二年还可重发返青,“白人头”却是无从再黑了。本来秋风没有感情,也不好管闲事,枫叶之红、青丝之白,都与秋风没半点关系,诗人发此怪怨,实属无理。但越是无理,越是有情,诗人自入秋以来,一直不堪寒冷,再加上年事已高,感伤之情就从没断过,此刻他看到瑟瑟作响的红叶,一腔悲怀再也把持不住,便冲秋风抱怨道:“最是秋风管闲事。”这里的秋风,实际上已经超出它本身的含义,成为了整个秋天、甚至永远无情地流逝着的时间的代表,正是无情的岁月逼红了枫叶,也催老了诗人。在此,诗人将自己的感情外化为原本无辜的秋风,尽管仍不忘幽默,出语诙谐,色彩对比鲜明,又用与秋风对话的语气将秋风拟人化,说得轻松俏皮,显得活泼而特别有生气,流露出一种豁达的情怀,却也从中透出一种浓重的悲秋情调,蓄意悖理的手法让哀凉之感直达读者心灵深处,使人读而黯然。其中,末句采用“句中对”的形式。“红”与“白”的对照,使人感到衰飒之中犹不失清丽。此处,诗人将自己的感情外化为原本无辜的秋风,以蓄意悖理的手法,让哀凉之感直达读者心灵深处,仿佛读者自己已经成为了一个步履蹒跚的老者,在秋风中不禁洒泪。诗意或脱胎于蒋捷《一剪梅·舟过吴江》的“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但二者意境是有所不同的:蒋词写春景,伤春未免无聊;此诗写秋意,悲秋更觉沉挚。
全诗语言通俗浅显而又耐人寻味,风格诙谐风趣而透着哀凉,在写作上不落俗套,一扫“悲秋"、 “垂老叹”等传统作品低沉悲苦的调子,自创新意。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表面上是说看过“沧海水”、 “巫山云”之后,其它地方的水和云已经很难再入诗人的眼底了,实际上隐喻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有如沧海之水和巫山之云,其深广和美好是世间无与伦比的——除爱妻之外,再没有能让诗人动心的女子了。诗人借“沧海水”、 “巫山云”这世间绝美的景象,表达了自己对爱妻坚贞不渝的感情,表现了夫妻昔日的美好感情。“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意境深远、意蕴颇丰,情感炽烈却又含蓄蕴藉,成为人们喜欢借用的一副联语,后来不仅用来表达爱情深厚坚贞永固,还常被人们用来形容阅历丰富而眼界极高。这首诗也从客观上进一步提升了人们对沧海之水巫山之云的认识。
“难为水”、“不是云”,情语也。这固然是元稹对妻子的偏爱之词,但像他们那样的夫妻感情,也确乎是很少有的。元稹在《遣悲怀》诗中有生动描述。因而第三句说自己信步经过“花丛”,懒于顾视,表示他对女色绝无眷恋之心了。
“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第三句以花喻人,即使走进百花盛开、清馨四溢的花丛里,也懒于回首无心去欣赏那些映入眼帘的盛开的花朵,表示对女色绝无再留恋眷顾之心。第四句承上“懒回顾”的原委,含蓄地说:一、他对世事看破红尘修道的缘故;二、因为失去心爱的人,再不会动心于其他的芳草繁花,这是悲痛无法解脱的感情上的一种寄托;“修道”也可以理解为修身、修德、治学的一种自我操守。“半缘修道”、“半缘君”所表现的忧思之情,完全是一致的,这样写更觉意蕴深厚。
元稹这首绝句,不但取譬极高,抒情强烈,而且用笔极妙。前两句以极至的比喻写怀旧悼亡之情,“沧海”、“巫山”,词意豪壮,有悲歌传响、江河奔腾之势。后面,“懒回顾”、“半缘君”,顿使语势舒缓下来,转为曲婉深沉的抒情。张弛自如,变化有致,形成一种跌宕起伏的旋律。而就全诗情调而言,它言情而不庸俗,瑰丽而不浮艳,悲壮而不低沉,创造了唐人悼亡绝句中的绝胜境界。“曾经沧海”二句尤其为人称诵。
这首诗,《毛诗序》以为是尹吉甫美宣王,但吴闿生却认为是讥刺。他在《诗义会通》中说:“案《崧高》、《烝民》二诗,微指略同。皆讥宣王疏远贤臣,不能引以自辅,语虽褒美,而意指具在言外,所以为微文深意。《序》皆未能发其义。《烝民》语意较显,汉儒犹有知之者,此篇则喻者益少。然二篇笔意相似,惟此为弥隐耳。先大夫曰:迭称王命,所以深著王之远贤。郑笺云:‘申伯忠臣,不欲离王室。’最得其旨。殆三家遗说,郑偶采及之,非毛义也。‘不显申伯’三句,先大夫曰:‘深惜其远去也。’”这首诗应是尹吉甫赠给在王室为卿士而又出为方伯的申伯的。其旨意是歌颂申伯辅佐周室、镇抚南方侯国的功劳。同时也写了宣王对申伯的优渥封赠及不同寻常的礼遇。西周末期,其南方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等侯国。由于王室卑微,这其中一些渐渐强大起来的诸侯并不怎么顺从王室,叛乱时有发生,所以派谁去统领侯国,安抚南方,对当时的周王室来说,就是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了。申国为周初所封,西周末年依然强大,在众侯国中有一定的威望。申伯入朝为卿士,在朝中有很高威信。鉴于当时的形势,再加上申伯是王室贵戚(宣王元舅),故宣王改大其邑,派他去作南方方伯。所以,宣王分封申伯于谢,有其政治目的,完全是以巩固周王室的统治为出发点的。清人李黼平《毛诗纳义》曰:“自共和时,荆楚渐张,故召穆公有追荆至洛之役。宣王时,势当又炽,南方诸侯必有畔而从之者,故加申伯为侯伯,以为连属之监,一时控制之宜,抚绥之略,皆于此诗见焉。”尹吉甫为什么对分封申伯于谢之事加以郑重叙写,周王为什么在分封时反覆叮咛、殷勤眷注,为什么京师之人看到申伯启程欢欣鼓舞,知道了上述情况,就不难明白其中的原因了。
从布局谋篇及结构上看,这首诗有明确的线索,一定的顺序。全诗八章。首章叙申伯降生之异,总叙其在周朝的地位和诸侯中的作用。次章叙周王派召伯去谢地相定申伯之宅。三章分述宣王对申伯、召伯及傅御之命。四章写召伯建成谢邑及寝庙。五章为周王期待申伯为天子效命的临别赠言。六章叙宣王在郿地为申伯饯行。七章叙申伯启程时的盛况。末章述申伯荣归封地,不负重望,给各国诸侯们作出了榜样,并点明此诗作意。可以看出,作者是以王命为线索,以申伯受封之事为中心,基本按照事件发展的经过来进行叙写的。但由于要表示宣王对申伯的宠眷倚重,故诗中又每事申言,不厌句义重复,可以说这是《崧高》一诗的显著特征。严粲《诗缉》说:“此诗多申复之词,既曰‘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申伯之功,召伯是营’。既曰‘南国是式’,又曰‘式是南邦’。既曰‘于邑于谢’,又曰‘因是谢人,以作尔庸’。既曰‘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又曰‘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疆’。既曰‘谢于诚归’,又曰‘既入于谢’。既曰‘登是南邦,世执其功’,又曰‘南土是保’。既曰‘四牡蹻蹻,钩膺濯濯’,又曰‘路车乘马’。此诗每事申言之,写丁宁郑重之意,自是一体,难以一一穿凿分别也。”“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疆”两句,孔颖达疏曰:“此复云‘王命召伯’者,召伯营谢既成,遣使报王,王知城郭既了,又复命以此事。”顾广誉《学诗详说》评曰:“此以辞害意也。只是一时一事,此乃溯原申伯之归谢所由得遄行耳。《集传》谓:‘召伯之营谢也,则已敛其税赋,积其餱粮,使庐市有止宿之委积,故能使申伯无留行也。’盖举其国中之峙粻,而在道固不待言矣。”正因为孔颖达不视王命为“一体”,强加分别,附会穿凿,所以招致顾氏之讥。
这首诗的起首二句“崧高维岳,骏极于天”为后人所激赏。方玉润说:“起笔峥嵘,与岳势竞隆。”又曰:“发端严重庄凝,有泰山岩岩气象。中兴贤佐,天子懿亲,非此手笔不足以称题。”“后世杜甫呈献巨篇,专学此种。”(《诗经原始》)既指出起句的艺术特征,又点明了它的用意和深远影响。读此二句,首先让读者联想起的倒不是杜甫的“呈献巨篇”,而是其《咏怀古迹》第一首的开头两句“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及其评语。有人说这二句:“发端突兀,是七律中第一等起句,谓山水逶迤,钟灵毓秀,始产一明妃。说得窈窕红颜,惊天动地。”又有人说:“从地灵说入,多少郑重。”《崧高》的作者在诗里是要努力把申伯塑造成“资兼文武,望重屏藩,论德则柔惠堪嘉,论功则蕃宣足式”的盖世英雄,所以以此二句发端,就显得称题切旨,可谓气势雄伟,出手不凡。杜诗与此机杼正同,波澜不二。后世诗中除老杜这一联外,能具此神理而堪与之比肩者实寥寥无几。
抒情诗多是缘情之作,在唐人孟棨(qǐ)的《本事诗·情感第一》中,详细描述了崔护《题都城南庄》的传奇故事。诗人崔护,进士不第。清明日独游城南,来到一处花木掩映的庄院,但见花木丛萃,寂寂无人,扣门久之,有一妙龄女子自门隙窥之,崔护“酒渴求饮”,女子赠以杯水,“开门设床命坐,独倚小桃斜柯伫立,而意属殊厚”,妖姿媚态,绰有余妍。崔以言挑之,女子不以言对而目注者久之。“崔辞去,送至门,如不胜情而入”。及来岁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径往寻之,旧地重游,门墙如故,大门紧锁。崔护失望之余,题诗于左扉曰: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显然,元好问这首《杨柳》隐括着崔护的《题都城南庄》诗中故事。“杨柳青青沟水流”,在桃红柳绿的春天,沟边杨柳青青,沟边流水汩汩,杨柳傍着野外沟渠而生,自是郊野之景。“莺儿调舌弄娇柔”,这里绿柳成行,柳丛中黄莺呖呖啼转,好似与诗人相识一般,有意在调转着它那如簧巧舌、逞弄着美妙娇柔的歌喉。
在这春天的郊野大自然里,与诗人似曾相识的何止莺儿,作为当年故事的见证物桃花,对旧地重游的昔日题诗客可记得很清楚,“桃花记得题诗客”,“记得”二字仍这首《杨柳》诗的“诗眼”,它把大家从时间的隧道中带到一个令人难忘的一幕:一个极偶然的机会,与一位面若桃花的女子相遇,却又失之交臂。那女子脉脉含情地“斜倚小桃柯伫立”,可时不待人,机不再来,人面桃花不知何处去了,门上题诗又有何用! “斜倚春风笑不休”,是直接从崔护的“桃花依旧笑春风”中脱化而出的,只是情绪、意蕴更显深沉了。诗人在借此感叹世上有多少崔护式的题诗客,连通晓世情的桃花也感到这些人太可笑了,每当年复一年的前来寻找自己那遗落的青春梦想时,不由得“斜倚春风笑不休”了。
元好问这首诗的意蕴与崔护《题都城南庄》完全一样,只是诗中描写的主角换了,崔护的诗突现在面前的是一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而元好问的《杨柳》让大家看到的却是男主角“题诗客”,这样的变换显然在表明今日的题诗客已不同于唐代的崔护,他更多地在思考人生,有更多的觉醒与自责,因而在心灵深处也就有了一种更深沉的终生遗恨。
此诗先是描写蝉的境遇,后面直接跳到自身的遭遇上来,直抒胸臆,感情强烈,最后却又自然而然地回到蝉身上,首尾圆融,意脉连贯。全诗以蝉起,以蝉结,章法紧密,对蝉的刻画与诗人的情意婉转表达到了浑然交融与统一,是托物咏怀的佳作。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首联以蝉的生活习性起兴。“高”以蝉栖高树暗喻自己的清高;蝉的“难饱”又与作者身世感受暗合。由“难饱”而引出“声”来,所以哀中又有“恨”。但这样的鸣声却是徒劳,并不能使它摆脱难饱的困境。这是说,作者由于为人清高,所以生活清贫,虽然向有力者陈情,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最终却是徒劳的。这样结合作者自己的感受来咏物,看似把物的本来面貌歪曲,因为蝉本来没有“难饱”和“恨”。作者这样说,看似不真实了,但咏物诗的真实,是作者感情的真实。作者确实有这种感受,借蝉来写,只要“高”和“声”是和蝉符合的,作者可以写出他对“高”和“声”的独特感受来,可以写“居高声自远”(虞世南《咏蝉》),也可以写“本以高难饱”,这两者对两位不同的作者都是真实的。
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颔联是说,五更以后疏落之声几近断绝,满树碧绿依然如故毫不动情。
蝉的鸣声到五更天亮时,已经稀疏得快要断绝了,可是一树的叶子还是那样碧绿,并不为它的“疏欲断”而悲伤憔悴,显得那样冷酷无情。这里接触到咏物诗的另一特色,即无理得妙。蝉声的“疏欲断”,与树叶的“碧”两者本无关涉,可是作者却怪树的无动于衷。这看似毫无道理,但无理处正见出作者的真实感情。“疏欲断”既是写蝉,也是寄托自己的身世遭遇。就蝉说,责怪树的“无情”是无理;就寄托身世遭遇来说,责怪有力者本可以依托荫庇而却“无情”,是有理的。咏物诗既以抒情为主,所以这种无理在抒情上就成了有理了。
“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颈联是说,我官职卑下像桃梗漂流不定,家园长期荒芜杂草早已长平。
颈联来一个转折,抛开咏蝉,转到自己身上,这一转就打破了咏蝉的限制,扩大了诗的内容。作者在各地当幕僚,是个小官,所以称“薄宦”。经常在各地流转,好像大水中的木偶到处漂流。这种不安定的生活,使他怀念家乡,更何况家乡田园里的杂草和野地里的杂草已经连成一片了,作者思归就更加迫切。这两句好像和上文的咏蝉无关,暗中还是有联系的。“薄宦”同“高难饱”、“恨费声”联系,小官微禄,所以“难饱”、“费声”。经过这一转折,上文咏蝉的抒情意味就更明白了。
“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又回到咏蝉上来,用拟人法写蝉。“君”与“我”对举,把咏物和抒情密切结合,而又呼应开头,首尾圆合。蝉的难饱正与我也举家清贫相应;蝉的鸣叫声,又提醒我这个与蝉境遇相似的小官,想到“故园芜已平”,不免勾起赋归之念。钱钟书先生评论这首诗说:“蝉饥而哀鸣,树则漠然无动,油然自绿也(油然自绿是对“碧”字的很好说明)。树无情而人(‘我’)有情,遂起同感。蝉栖树上,却恝置(犹淡忘)之;蝉鸣非为‘我’发,‘我’却谓其‘相警’,是蝉于我亦‘无情’,而我与之为有情也。错综细腻。”钱先生指出不仅树无情而蝉亦无情,进一步说明咏蝉与抒情的错综关系。
咏物诗,贵在“体物为妙,功在密附”。这首咏蝉诗,“传神空际,超超玄著”,被朱彝尊誉为“咏物最上乘”。诗人借蝉栖高饮露的个性来表现自己高洁的品格,可谓借物咏怀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