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苏轼论六国诚心正意、浑厚圆融，其文承接苏洵《六国论》中“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的观念，但现实针对性更强。

　　苏轼大概既不满宋朝维持积贫懦弱的现状，又对王安石“一日百变法”有强烈担忧，他曾上书锐意革新的神宗皇帝：“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进策》）所以苏轼论六国格外关注“人”的问题，其视野又不局限于战国，而是由战国放宽到历朝历代，他从描述“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的盛况，扩展到古今对“智、勇、辩、力”四种所谓“天民之秀杰”类人才的态度，指出“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这一总体回顾，体认精当而周全。由此再收归六国与秦朝因在用人制度上的不同而导致存亡效果的不同：“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赖此“六国”方由“久存”至“少安而不即亡也”；而秦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由之因“客”而一统天下，可见人才何其重要，但“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导致“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这就等于“纵百万虎狼于山林”，他们不愿“老死于布褐”，只能“辍耕太息以俟时”，而一旦时机成熟必“将噬人”，这正是“秦之所以速亡者”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苏轼行文在一放一收之间，便达到“出奇无穷，一洗万古”的境界，指责王安石变法，以始皇的“民恃法而治，吏守法而已”的任法愚民导致秦亡为例而不动声色；批判宋朝“重文轻武”的用人战略，以提倡国家要使“智、勇、辩、力”四种人才“区处条理，各安其所”为准则亦不动声色。郭预衡曾撰文认为：苏轼《六国论》于用人观点片面、于“新法”未击要害、于“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之结论“更是儒家思想的偏见”，总的看来是所谓“思想是无足取的”（《苏轼散文的一些艺术特色》）。但苏轼认识到的“人”的问题，尤其是“智、勇、辩、力”之人中“秀杰”能不大量失业而让其“各安其所”的问题，也仍是现代社会要着力解决的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当人们的观念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追求转化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协调推进时，当发展由满足吃穿的“小康社会”转向提升素质的“和谐社会”时，自然不能认为苏轼“以人为治国之本”的理念是片面、保守。

　　苏轼不反对“以法治国”，他指出“陈豨过代，萧曹莫能禁”，“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但也允许地方王侯“争致宾客”，原因可能有二：一为“惩秦之祸”，一更为“爵禄不能尽糜天下士”。“萧曹为政”呈“文景武之世”的作法，尽管不是主观上想解决“客”的就生安居问题，但客观上却的确使汉代走向了昌盛，虽不如“先王之政”那样，有主动积极的“养士”“爱人”的境界，然“学道易使”（即把“道”作为技术使用）之效却何其明达。一味“任法不任人”，秦皇便有隳名城、杀豪杰”之举、北宋新党便酿“乌台诗案”之冤，所以汉高祖刘邦认识到“马上能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唐太宗李世民也悟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由此苏轼在《六国论》中阐明了三种治国之层次：最低是“任法不任人”的治国（即秦），其次是“有法不禁客”的治国（即六国与汉），最上是以“爱人”为自觉、为核心而“学道”而制定法则来治国（即“先王之政”）。可见治国讲究德为前提、以德与以法并重，讲究使“智、勇、辩、力”之“秀杰”能“不失职”而“安其所”的原则，恰恰显示着苏轼继承了儒家仁政治国理念中的对现代社会仍有不可忽视之启发的最积极的思想要素。

　　这篇散文是苏轼“杂然有感于中”而作，文中引用大量见于传记“皆争养士”的史实，从春秋之末，至于战国，一直到汉代的“文景武之世”，从而导出论点，实在是“考之世变”之论。其言凿凿，确可信据。文章论及历史上通过什么途径选拔士人的问题，其时间跨度从三代、春秋、战国，历汉、魏、晋，到隋、唐之后，思如泉涌，旁征博引，行文曲折而无不尽意，充分表现其文章纵横捭阖、雄辩宏论的风格。正如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所谓“大略如行文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第一句写树，将树拟人化，让人读时能感觉出柳树就像一位经过梳妆打扮的亭亭玉立的美人。这里的“碧玉”应该是有两层含义：一是碧玉这名字和柳的颜色有关，“碧”和下句的“绿”是互相生发、互为补充的。二是碧玉这个字在人们头脑中永远留下年轻的印象。“碧玉”二字用典而不露痕迹，南朝乐府有《碧玉歌》，其中“碧玉破瓜时”已成名句。还有南朝萧绎《采莲赋》有“碧玉小家女”，也很有名，后来形成“小家碧玉”这个成语。“碧玉妆成一树高”就自然地把眼前这棵柳树和古代的妙龄少女联系起来，而且联想到她穿一身嫩绿，楚楚动人，充满青春活力。

　　第二句就此联想到那垂垂下坠的柳叶就是少女身上垂坠的绿色丝织裙带。中国是产丝大国，丝绸为天然纤维的皇后，向以端庄、华贵、飘逸著称，那么，这棵柳树的风韵就可想而知了。

　　第三句由“绿丝绦”继续联想，这些如丝绦的柳条似的细细的柳叶儿是谁剪裁出来的呢？先用一问话句来赞美巧夺天工可以传情的如眉的柳叶，最后一答，是二月的春风姑娘用她那灵巧的纤纤玉手剪裁出这些嫩绿的叶儿，给大地披上新装，给人们以春的信息。这两句把比喻和设问结合起来，用拟人手法刻画春天的美好和大自然的工巧，新颖别致，把春风孕育万物形象地表现出来了，烘托无限的美感。

　　总的来说，这首诗的结构独具匠心，先写对柳树的总体印象，再写到柳条，最后写柳叶，由总到分，条序井然。借柳树歌咏春风，把春风比作剪刀，说她是美的创造者，赞美她裁出了春天。诗中洋溢着人逢早春的欣喜之情。在语言的运用上，既晓畅，又华美。

　　贾岛的《宿山寺》载于《全唐诗》卷五百七十三。首联突出佛寺之高，颔联描写夜景之奇，颈联体现了山顶的高远幽深，尾联烘托出山上环境的幽僻。诗歌风格清幽淡雅，语言精练，尤其是颔联两句突出了诗星炼字的精妙，为后星所激赏。

　　“众岫耸寒色，精庐向此分。”从视觉形象写起：群峰高耸，山，无需多着墨，用一“寒”，其色自青，翠色浮空，透出一片寒意；而“耸”字极神，山高，峰极为挺拔。诗星投宿的寺院就坐落在群峰环绕的一座山峰的绝顶之上。作者用了水墨画的技法，勾画出山寺孤峙高寒的特点。

　　颔联始见奇笔，“流星透疏水”，星本不动，影落水中，水流而反似繁星流动，流淌中，繁星随水而逝，非是夜空中闪亮划过夜空之流星，空明澄净，引星入胜。最奇者，诗星竟把水分为疏和密，疏而能透，繁星倒影水中，厚密则显浊混，难以透莹光也。诗星之所以称为诗星，其感觉必异于常星的。月本不移，而片云飘移，云行而反似月走，且为两物相逆而行，诗星短短五字，尽也。观察之细致，构想之奇瑰，非一颗敏感之心性不能为之，令星拍案叫绝。这两句的妙处渲染出空山幽寂清玲的气氛，有力地衬托了山寺的凄冷荒寂。

　　“绝顶星来少，高松鹤不群。”从自然景观转星星事议论。“绝顶星来少”，是说山寺因在绝顶而星迹罕至，揭示了山寺的远离市尘。“高松鹤不群”，写独鹤单栖高松之上。鹤为仙禽，青霄遗举，不于鸡鸳为伍，本即离尘脱俗，益以古刹旁之高松，巢在其上，倍显其了无俗气，卓尔不群。松鹤在古典诗文中，常作为高洁与长寿的象征，现在看到松鹤，自然使星想到植松养鹤之星。这就为下面写寺中高僧作了铺垫。

　　“一僧年八十，世事未曾闻。”两句，写寺中只有一位八十岁高僧，虽然久经春秋，却双足未曾落于尘世，一直与世无争。读到这里，回头再看“绝顶星来少，高松鹤不群”二句，正是展现了具有象征意味的这位僧星的生活环境。推之全诗，可以看出，有此众岫环抱空寂之山，才有此绝顶孤峙之寺，有此绝顶孤峙之寺，才有此超然世外之僧；而身临其境，投宿其寺，亲见其僧者，唯有诗星一星而已。如是，诗星的襟怀意趣不言可知。这正是作者立意的高明之处。

　　全篇一山，一寺，一星，一水，一月，一云，一松，一鹤，一僧，来此一宿，不禁烦襟涤尽，皈依之念顿生。众岫之寒，流星之烁，林木之疏，走月之逆，片云之行，松巢之高，仙鹤之不群，老僧之混沌，契合一体，诗星的笔意，地僻境清，远离俗世，胸襟高洁，超群之致，随手拈来，流露于字里行间，实在令星叹而观止。

　　日暖风和，是春季晴日的基本特征。所以起首的两句，是互文见义，意谓在暖日春风之中乘轿信马都十分适宜。一句分作两句表达，是为了细细品示春天的好处，也带有轿儿马儿陆续登程，络绎不绝的意味。

　　由“宜”、“堪”的无往不适，带出了下文的游赏。作者首先印象至深的是“恰寒食有二百处秋千架”。为什么要强调这许多秋千架呢，原来这与唐代传沿下的风俗有关。据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天宝宫中，至寒食节，竞竖秋千，令宫嫔辈嬉笑以为宴乐。”可见秋千林立，是寒食节特有的景观。寒食节在旧历冬节后一百零五日，与清明的节气毗连，正是百食齐放的大好时光。接下三句，就用排比的句式，拈写了其中的代表——杏食、柳食与桃食。杏食妍丽雅洁，如玉容呈露，是“对人娇”；柳食飘舞轻飏，如依依随身，是“扑人飞”；桃食艳美夺目，如佳人多情，是“迎人笑”。这三句不仅刻画了春食各自的妍态，并且将原本无情的食木拟人化，从而显示了游人悦目赏心、全身心陶醉于大自然美景的情态。

　　结末又用一组对仗，添出了“画船”与“青旗”的新景。前者不仅补充了“轿”、“马”之外的又一游览工具，而且隐示了郊野之中水流的存在。后者则以青旗招展表现酒店的诱惑，有食有酒，这春日的游赏就更尽兴了。全曲纯用白描，却因典型景物的选置与生动形象的表述，使读者如同身临其境，深切感受到了春日郊野的勃勃生机与游人的畅乐心情。此曲又见于马致远《新水令·题西湖》套数中的第二支曲子，其全套衍出十二支曲子，由此可见这首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量。

　　这首词上片忆昔，通过叙写昔日首都临安元宵节的热闹景象，透露出作者对故国繁盛的缅怀与向往；下片抚今，写如今国破家亡、沦落天涯，写出作者对往日的眷恋，对故国的缅怀与痛悼。此词拙朴无华，词意凄婉，情调深沉，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上片回忆往昔。

　　开篇二句，从眼前节候节物着笔，写元宵节的环境氛围。严冬余威尚未消退，残雪未尽，梅花凋残零落，黄昏时刮风下雨，春寒料峭。恶劣的气候，暗淡的黄昏，令人压抑、沉闷，难以尽兴游赏，从而勾起对昔日元宵节的回忆。

　　“长记”四句，叙写昔日首都临安元宵节的热闹景象。李白《侍从宜春苑奉诏赋龙池柳色初青听新莺百啭歌》：“东风已绿瀛洲草，紫殿红楼觉春好。”周密《武林旧事·大礼》载：“每队各有歌头，以彩旗为号，唱和杵歌等曲以相。”又说：“禁去岁赏菊灯之后，迤逦试灯，谓之预赏。一入新正，灯火日盛。”这里作者特点“小红楼”、“杵歌”、“预赏”，说明作者所“长记”的元宵不是一般的元夕，而是南宋朝廷观灯的往事。“杵歌昏昏，鼓声叠叠”，极写昔日元宵观灯歌舞不绝，热闹喧腾的景象，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对故国繁盛的缅怀与向往。

　　下片抚今。

　　过片宕开一笔：“涯客鬓愁成缕，海上传柑梦中去”。这里写出国破家亡、沦落天涯，无以寄身的凄惨和难脱的愁绪。过去上元夜于宫中宴臣，贵戚宫人得以黄柑相遗的美好情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梦中去”三字，进一步写出作者对往日元宵的眷恋，对故国的缅怀与痛悼。以上所写，既突出昔元宵节的美好，又反衬出今年元宵节的凄凉。

　　所以作者接下去有由昔而今、由梦境而回到现实，自设问答：“今年上元何处度”设问，应片头“天涯客鬓愁成缕”句，领起下文。接着以“乱山茅屋，寒炉败壁，渔火青荧处”作答，说明今年元夕不是在都城临安的“小红楼畔”，而是在“乱山茅屋”之中；不是往日“杵歌昏昏，鼓声叠叠”的繁华，而是面对着“寒炉败壁”，孤苦凄凉；自然自己所观赏的也不是“火树银花流溢的繁灯焰火，而是青荧的令人发愁的“渔火”，满目凄楚的元宵节物出而已。着末写出悲惨处境，悲愤几极。

　　此词拙朴无华，词意凄婉，情调深沉，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