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承相见重，频沐厚光荣。
眷恋常推许，人情每普平。
偏承相见重，频沐厚光荣。
眷恋常推许，人情每普平。
清代赵翼《瓯北诗话》说陆游入蜀后“诗言恢复者十之五六”。这些倡言恢复的诗篇主要抒写收复失地的愿望，壮志难酬的悲言、对沦陷区人民的同情和对统治者苟安投降的不满。在英雄壮举的幻想中表达始终不渝的爱国深情。《宝剑吟》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首，也是颇有特色的一首。它以别致的构思、平实的语言，把爱国深情表达得深婉蕴藉、悱恻动人。
“幽人枕宝剑，殷殷夜有声。”“幽人”是诗人理性的化身，“宝剑”是诗人理想的寄托。诗人的形象是这二者的统一。“枕”字连接“幽人”与“宝剑”，表明诗人时刻不忘统一国土，随时准备参战杀敌。第二句从幽人的感觉写宝剑的声音，至于宝剑为何发声，暂搁不提。“人言剑化龙，直恐兴风霆。”紧承剑有声，借神话传说进一步想象：剑会变龙，龙能兴起风雷。而那些随遇而安的人们总怕打破平静，于是，不思发奋的人们由于害怕风雷顿起而千方百计禁锢蛟龙，使其不得伸展。“不然言狂虏，慨然思遐征。”诗人进而赋予龙以思想情感，说它如果不是被压制，就会因憎恨狂虏的侵犯而言然远征。实际上这是喻指诗人犹如一条被锁着的龙，渴望施展呼风唤雨之功、发挥雷霆万钧之力，报效国家，了却宿愿。这是第一层，以叱咤风雷的巨龙自喻，表现诗人对实现壮志的热切愿望。同时暗示出诗人不能如愿以偿的原因，为下一层写劝慰和不平作铺垫。
“取酒起酹剑，至宝当潜形”写幽人劝慰宝剑藏匿形迹。紧接着回答为何要“潜形”：“岂无知君者，时来自施行。”“一匣有余地，胡为鸣不平”是以反语来发泄诗人的郁言不平之气。幽人劝慰宝剑的：“岂无知君者，时来自施行。一匣有余地，胡为鸣不平。”这两点理由都含有诗人言疾怨恨的情绪，后者甚于前者。“胡为鸣不平”，极其有力，在结构和意义上都有重要作用，宝剑发声是在鸣不平，回答了开头的问题，使首尾对应，结构完整。 此是诗中引人遐思的强音，是诗人情感升华、照亮全篇的画龙点睛之笔。这是诗的第二层，幽人从现实出发安慰宝剑，抒发诗人壮志难酬的不平之鸣。
从结构和意境上看，这首诗的构思颇为别致。借物抒情，情含物中。剑本是一种武器，但在爱国者的心中它成了诗人杀敌报国、引动文思的触发物。诗人饱满的爱国热情又使剑具有了生命和性格，成了萌发创作激情、引起想象、表达理想的凭借。
触及与杀敌有关之物，即生报国之思，非独《宝剑吟》。在被人推为陆游压卷之作的《长歌行》中有“国仇未报壮士老，匣中宝剑夜有声”，在《老马行》中有：“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而在《宝剑吟》中，诗人见剑生情，情又幻化成意象。把剑拟想成龙，再借龙自喻，婉转曲折地表达了诗人难以遏止的不平之情。联系诗人的经历，这不平之情是多方面的：有“胸中磊落藏五兵，欲试无路空峥嵘”的壮志不遂的不平之情；有“酒醒客散独凄然，枕上屡挥忧国泪”的对国家前景忧虑的不平之情；有“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的言恨投降派的不平之情；更有“丈夫有志苦难成，修名未立华发生”的蹉跎光阴的不平之情。种种复杂强烈的不平之情若率直抒写，易生抽象叫喊之感，有锋芒毕露之嫌，无跌宕起伏之美。同时，激烈率直地写不平之情，还可能触犯统治者而遭祸。于是，这首诗就移情于物，多所想象。让想象在构思中充分发挥作用。不过这首诗的想象与陆游其他爱国诗歌的想象又有所不同。不是通常的结合诗人生活经历和抗战愿望来想象，而是像屈原、李白那样借神话传说构造想象世界。
这首诗从独特的构思之中，把鲜明的形象表现出来，更显得含蓄蕴藉，曲尽其情。写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以宝剑有声比喻壮心不已，在想象中流露出对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的迷惑、感情与理智搏击的痛苦。宝剑是明喻，是对“心未平”的烘托和强调，不是贯穿全诗的完整清晰的艺术形象。作者运用借喻兼拟人的手法，使宝剑作为一个鲜明的抒情形象贯穿全诗，与幽人的形象一起构成一个有丰富复杂性格的形象，即诗人的自我形象。这首诗的意象是按空间顺序，以感情的发展为线索，连接两个充实而生动的画面，诗人的形象隐蔽在幽人与宝剑的背后。诗人的爱国激情就熔铸在这独特的构思之中。
这首诗构思别致，而语言却很平实，通篇没有豪壮华丽之语，也无生硬晦涩或故作姿态之感。语言平实主要表现在遣词、造句、修辞、音韵方面。作者善于生动灵活地运用普通词语如“枕”“化”，等在诗中既起连接作用，又有神韵，使幽人、剑、龙成为活的形象，引起联想。把“言慨”一个词，拆开来用在两句中，使诗句气势贯通、情意激切，从中可看出诗人的用字之功。不造奇拗语句、注重意思的简洁明快；句子内部词序不颠倒，句式通俗自然如口语；句与句之间衔接紧凑，结构上细针密缕，而意象疏朗雄阔，留下想象的余地又不使人徘徊停驻。诗人还善于运用常见的修辞手法，如用比喻比拟，加强意境的奇幻含蓄之美；用反诘、反语，犀利有力，极尽言懑揶揄之情态；注重音韵、声调，抑扬顿挫，富于音乐美。语言上的这些特点，决定了该诗的通俗易懂。
柳宗元的《雨晴至江渡》，只有短短的四句话，二十八个字。初读起来好像很容易理解，诗的前两句，写他在雨后初晴的一天傍晚，独自到江边散步。后两句写他在愚溪渡口旁，雨停水退后所见到的景像。
河里的洪水太大，大到连村旁的小路都被淹没了。而且，水中漂浮的木筏，也被冲散了，有的高挂在岸边的树枝上。说明这场雨下得太猛，下得太久，自己在屋里憋的时间太长了。久雨初晴，才迫不及待地要到江边来走一走，放松放松自己被压抑的心情。第二句中有一个“独”字，用得非常巧妙，不仅是写实，也是写虚。写实，是指他独自一人到江边来散步；写虚，是指当年一起参加“永贞革新”的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都被发配到偏远的州府，自己孤身一人来到永州，势单力薄，难以再成气候。第四句中有一个“在”字，用得鲜活。因为木筏所处的位置，应该漂浮“在水中”，此刻却被漫天洪水冲到岸边的树上，“在高树”三字，让人叹然思然，不胜感慨。真是几多凄凉，几许伤感。
永州，在湖南省的西南部，每年的春夏两季，雨水格外繁多。柳宗元曾经写过一篇《舜庙祈晴文》，其中有几句的大意是：“浓云密布，阴雨连绵，洪水泛滥，不仅河岸崩塌，而且冲断河堤，淹没了稻田和菜地，百姓遭灾，苦不堪言”。因此，祈盼舜帝体恤民情，赶快诛杀妖龙，驱散云雾，使阳光重新普照大地，不再让雨水危害百姓。结合这篇文章，再读《雨晴至江渡》，反复咀嚼，诗人久雨蛰居之苦、远谪漂泊之痛、同情百姓遭遇的忧患意识、感叹自己空有经国济世的抱负，却又无法施展的愤激心情，皆在不言之中，凸显出来。诗人采用了小中见大、平淡之中寓含深意的写作手法，从表面上看来，四句都是写景，其实字字皆在抒情，真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
柳宗元这首作于永州溪居的七绝诗，在不同的版本中有不同的解析。如，有的注“槎”为“折、木筏子”，视该诗为一首闲散诗（《柳宗元诗文选注》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3 月版），有的注“槎”通“楂”即“水中浮木也”，视该诗为“渡口退潮之景”、“偶然景”（《柳宗元诗笺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 9 月版），有的不作任何注释只是笼统地视该诗为“抒写孤寂忧愤的心境”（《柳宗元在永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版）……诸多的解析给读者带来了诸多的疑窦：“槎”究竟是什么意思？诗的旨趣究竟何在？等等。笔者带着这些问题，怀揣有关资料，凭着世居愚溪之源和长期工作在永州的有利条件，一脚踏进柳宗元溪居遗址，目光投向千百年前，实地进行了连续几个暑假的细致考察，经过一番贴近生活的理性分析，似乎找到了一种全新而又真切的理解。
我们从柳子的《愚溪诗序》得知，柳子“永州溪居”是一座“八愚”（愚溪、愚丘、愚泉、愚沟、愚池、愚堂、愚亭、愚岛）园林群景。由于柳子诗文直到他死后两百多年才公之于世，所以这群景点对当时人来说就根本不晓得，因而也就没有认传下来。加之后代人们未看到其能表明的“八愚”群景位置的关键一景“愚亭”之所在，所以这座群景的位置究竟在哪里就成了一个谜。这了解开这个谜，永州学人做了大量的考寻工作。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有专家考证，发现柳子永州溪居“八愚”群景就在今天永州柳子街 120 号至 126 号之间的愚溪北畔注①，背山面水，座北朝南。笔者曾反复实地察看，看那“八愚”各景点方位与《愚溪诗序》所述吻合，唯一空缺的就是“愚亭”，但见得“愚亭”所在位置正处于愚溪北滨，其址是一座用青石方料铺筑起来的呈圆形（直径约 五米 ）的码头——但决不是什么码头。因为在“其流甚下……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连小舟也进不去的愚溪，当地老百姓不会也没有财力去砌这样一座规模甚大的码头闲置在那里或专作洗衣用。笔者认为，它是“愚亭”基址无疑。想必是筑在这个位置上的三面环水的“愚亭”被哪年的洪水冲毁罢了（注②）。
“愚亭”被哪年的洪水冲毁了呢？有没有被洪水冲毁的事呢？请看下面的分析。“愚池”正北约 十米 远的小山坡上（今天柳子街 120 号至 126 号街道靠北）建有一个当地人们世代相称的“十五亭”，据 张绪伯 先生考证就是柳子重建的“愚亭”（注③）。何以知之为柳子重建？从其命名以知之。因为柳子有“以数代名”的习惯。例如他称刘禹锡为刘二十八，称周韶州为周二十二，称娄图南为类二十四等。“愚”乃十三点画，怎么用“十五”称之？ 张绪伯 先生说，柳子写有《永字八法颂》（《外集补遗》）。同朝文人卢肇云：“永字八法，乃点画尔”；《翰林禁经》亦云：“八法者，永字八画也……古人用笔之术，多于永字取法。以其八法之势，可通一切字也”（注④）。由此可见唐代文人是把“愚”看作十五点画的。这样看来，“十五亭”即“愚亭”之别称无疑，既是柳子命名又是柳子所建也无疑。而柳子把当初建在“池之南”的“愚亭”迁建到“池之北”去的事，便无可辩驳地说明了：其亭的确被大水冲毁了，毁于哪年夏天，我们不得而知，但毁在柳子永州溪居期间无疑。
研究家们认为，《雨晴至江渡》诗大致写于元和六年的夏天，即是说，谁也无法知晓其诗的准确写作时间，但写在柳子永州溪居期间则是可靠的。那么，“池之南”的“愚亭”被洪水冲毁可能就成了《雨晴至江渡》诗的写作背景。
依据这样的情境，再来品读柳宗元这首七绝，我们就不难理解其内容了。“江南初晴思远步，日西独向愚溪渡。”你看，“江雨初晴”，诗人首先想到要出去走一趟；已经到了“日西”时分，诗人却还“独”自一人向愚溪渡口（愚溪入潇水处）走去。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大雨初停，时近黄昏）出去？一个“思”字，表现出作者心中有一桩难以割舍的心事。什么事？且看后面的诗句：“渡头水落村径成，撩乱浮槎在高树。”诗人踏着刚露出水面的泥泞小路，艰难地走到愚溪渡口一看，只见一些木料和稻草已经“撩乱”变成“浮槎”并挂在愚溪两岸的高树上！原来，诗人是寻找因下大雨涨大水而被冲毁的“愚亭”来了！愚溪“幽邃浅狭”，“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愚溪诗序》），小舟也不能进，无运放竹、木筏子事，自古至今皆然。所以，末句诗中的“槎”既不是“竹、木筏子”，也不是其他“水中浮木”，而是“愚亭”被大水冲毁后散落的那些“木头和草料”。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柳宗元这首七绝既非“闲散诗”，又非“偶然景”，更非“抒写孤寂忧愤之心境”，而是一首即事兴怀诗，它记叙了“愚亭”被大水冲毁瞬间瓦解的真实怀景，流露出一种对“愚亭”被毁的十分惋惜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实质上表现了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事物的怀念与追求。
柳宗元诗的总特色可概括为“冷峻”二字（前人有所谓“秾秾纤简淡、清峭森严”的说法），这是诗人谪居永州十年“恒惴栗”的主观心绪和那“南夷”“凄神寒骨、悄怆幽邃”的自然环境相互交织在诗中的必然反映，但这并不是说他的每一首诗都如此。在他的永州山水诗中，也有一些写得“冷”而不“峻”，“清”而不“峭”的，如古体诗《渔翁》和这首《雨晴至江渡》的七言绝句就是这样，它文笔简淡却描写传神，画面清幽而意境深远，给读者以广阔的空间想象美而绝无丝毫森严峻峭之感。
这首诗首联夸刀镊工虽寄迹于刀镊，却是位“怀珠玉”的“市隐”。颔联写刀镊工自得其乐的超脱和潇洒。颈联写隐者的职业特征，照应首句“市井怀珠玉。尾联用人们熟知的冯驩和嵇康的典故，赞扬刀镊工的人品。这首诗虽多处用典，而格调清新，音韵铿锵，人物描写生动形象，十分可爱。
首联即夸刀镊工，他虽是“市井人”，但俗的是他的外装。“怀珠玉”是用《老子》的话：“知我者稀，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怀玉。”据王弼注：“谓圣人之道足于己而不形于外也。”《参同契》也说：“被褐怀玉，外为狂夫。”黄庭坚根据这些看法，给刀镊工以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是一个把金玉本质隐藏起来的“市隐”，这种人是难于逢遇的。
颔联“乘肩娇小女”两句，描写刀镊工善于生活，据黄庭坚的见解，由于刀镊工有道，具有了高超的人生境界，虽处“低贱”下位，安于劳动平淡生活，不贪慕挣多余的钱。只要最低生活足够，把他的小女儿搭在肩上，簪花微醉，自得其乐，因此胸襟异常超脱和潇洒。
颈联“养性霜刀在，阅人清镜空”，是说刀镊工的行业，“霜刀”指刀镊工用以整容谋生的主要工具，刀经过磨洗，白亮如霜，替人整容完毕，还得要顾主对镜检查，发表意见，直至满意为止，工作是够麻烦的，服侍人在封建社会被认为是“低下”的。
尾联“时时能举酒，弹镊送归鸿”，咏叹刀镊工在每日工作完毕，还能略喝点酒，微醒之后，还能弹镊作歌，此暗用《战国策·齐策》冯驩的故事，“送归鸿”化用嵇康《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句子，用战国时的冯驩和三国时期的高士嵇康来比喻陈留刀镊工的人品，可见黄庭坚对他的景仰。
全首共四十个字，没有一个生僻的字，首联即揭出陈留隐者的高风，颔联用“乘肩娇小女”勾勒出一幅平凡却怡愉自适的隐者的画面，颈联紧接颔联，举出隐者的职业特征，同时也阐明了首联的“市井怀珠玉”，结构严谨，首尾呼应一贯。尾联虽用了两个典故，但为人所熟知，一反黄庭坚造句生瘦，喜在小说、佛书上找寻生僻典故的诗风。全诗格调清新，音韵铿锵，是他的集子中较好的作品。
诗题中的“晚步”是理解这首诗的关键所在。云门道是山阴(今浙江绍兴)南若耶溪上的一段路，诗中所写之景是诗人漫步云门道中所见暮色笼罩下的山水景色，而处处体现着“移步换形”的特点。
颈联短短14个字涉及樵夫、野火、孤烟、牛、犁、小麦等意想，以白描手法描绘出一幅清新优美的山村春晚图。樵夫下山是动景，牛卧春犁是静景；“樵归野烧孤烟尽”是远景，“牛卧春犁小麦低”是近景。这一联所描绘的整个画面动静结合、远近结合，展现了一派祥和的田园景观，体现了诗人悠然自得的心境。
尾联的精妙之处在于使人通过想象虚写，把自己织进了这幅现实版的辋川图画里，使自己成为与这幅天然图画融为一体的画中人；同时又存在一个画外的自我，诗人仿佛具有分身术，跑到画外欣赏起这幅有自己在内的云门道中晚步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