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有关文献记载,1281年(元至元十八年)三月,姜彧作为河东山西提刑按察使,借视察水利的机会拜谒了晋祠(晋祠在山西太原西南悬瓮山麓,为周初唐叔虞的封地,其正殿之右有泉,为晋水发源处),曾作《浣溪沙》二首,写“目前之胜概”,后来词被刻成石碑立于晋祠内。此处所选为其中第二首。本词虽为游晋祠而作,但并没有正面描写晋祠本身,而是放眼于祠外的山水,极言山水风光之美,抒发作者为此而陶醉的美好感受。晋祠本身在词中虽未一字写及,但其令人向往之佳处已尽在词中了。
上片写山水的清秀。作品首先从山峰上的云岚写起,一个别出心裁的“滴”字,将山上云朵那鲜润洁净且不断飘浮的质感和动感极为形象地呈现了出来。作者的视线由远而近,接着描写拍岸的河水以及岸边的春草与沙滩。写草言其“香”,状沙称其“暖”与“净”,这些字眼同上句的“滴”字一样,不仅准确地写出了自然物象的特性,更表现出了作者欣喜、畅快的心境。寥寥十余字,已使一处远离尘嚣的山水胜境清晰地展示在了人们面前。至此,作者的欣喜之情也难再自禁,于是发出了“只疑误入武林溪”的由衷赞叹。武林,即今杭州。杭州山水佳称天下,其风光之秀丽是北方一般的地方难以相比的,而词中着一“疑”字,将眼前景色径与江南名胜并提,其秀美程度便也不言自明。
下片写林木的繁茂。作品着意选取了桃与柳这两种北方最常见的树木,描绘了一幅色彩绚丽、生机盎然的春景图。首句写桃,次句写柳。一鲜红,一碧绿。一蓬勃向上,一茁壮下垂。二者形色迥异而相映成趣,从而将一个充满着生命力的锦绣春天捧给了读者。其中“桃无烘日”的描写尤显得新颖别致:一片鲜红的桃林之上一轮红日冉冉升起,好像不是太阳自己在上升,而是由红艳艳的桃无将其烘托上去的,这是一种非常富于诗意的境界。如此胜境,让词人情愿老于是乡。词末“一尊心事百年期”所表达的即是这样一种心愿。无酒不成欢,面对这般美景,词人自然要开尊畅饮,这不免又勾起了他一直不能释怀的“心事”。他此次游晋祠是以朝臣视察政务的名义而来的,只能是个短暂的驻留,于是遗憾之感也由此悄然而生。所谓“心事”也就是词人尚无法实现的归隐田园寄身山林的心愿。词人将这心愿称为“百年期”,即终生的期待。词人要把眼前这绝佳的山水,作为自己人生的归宿。词人之所以有这样挚切的期盼,固然是因为这山水的美好,同时在他心目中更有一个相比衬的参照系,那就是俗世的喧嚣和官场的污浊。
小词短短六句,以写景为主,描摹物象鲜明生动,且极富层次感,同时善于融情于景而了无痕迹,虽也直写情语,然皆出于自然流露。其语言平易而简洁,风格清新而明快,颇有唐人绝句之意境。
此诗表达丈夫悼念亡妻的深长感情。由衣而联想到治丝,惋惜亡妻治家的能干。想到亡妻的贤德,“我思古人,俾无訧兮,”正是俗话所言,家有贤妻,夫无横祸。描写细腻,情感丰富。构思巧妙,由外入里,层层生发。衣裳多色见于外,衣裳之丝见于内。再由“治”丝条理,联想办事的条理,才使“无訧”,讲而深入到身心内部,体肤由而凉爽,再到“实获我心”的情感深处,若断若续,含蓄委婉,缠绵悱恻。
这首诗有四章,也采用了重章叠句的手法。鉴赏之时,要四章结合起来看,才能体味到包含在诗中的深厚感情,及诗人创作此诗时的情况。
第一章说:“绿兮衣兮,绿衣黄里。”表明诗人把故妻所作的衣服拿起来翻里翻面地看,诗人的心情是十分忧伤的。
第二章“绿衣黄裳”与“绿衣黄里”相对为文,是说诗人把衣和裳都翻里翻面细心看。妻子活着时的一些情景是他所永远不能忘记的,所以他的忧愁也是永远摆不脱的。
第三章写诗人细心看着衣服上的一针一线(丝线与衣料同色)。他感到,每一针都反映着妻子对他的深切的关心和爱。由此,他想到妻子平时对他在一些事情上的规劝,使他避免了不少过失。这当中包含着非常深厚的感情。第四章说到天气寒冷之时,还穿着夏天的衣服。妻子活着的时候,四季换衣都是妻子为他操心,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妻子去世后,自己还没有养成自己关心自己的习惯。到实在忍受不住萧瑟秋风的侵袭,才自己寻找衣服,便勾起他失去贤妻的无限悲恸。“绿衣黄里”是说的夹衣,为秋天所穿;“絺兮绤兮”则是指夏衣而言。这首诗应作于秋季。诗中写诗人反覆看的,是才取出的秋天的夹衣。人已逝而为他缝制的衣服尚在。衣服的合身,针线的细密,使他深深觉得妻子事事合于自己的心意,这是其他任何人也代替不了的。所以,他对妻子的思念,他失去妻子的悲伤,都将是无穷尽的。“天长地久有尽时,此恨绵绵无绝期”(白居易《长恨歌》),诗是写得十分感人的。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
“上邪”犹言“天哪” ,“相知”即相亲相爱。此句说:“天哪!我要和君相爱,让我们的感情永久不破裂,不衰减。”为了证实她的矢志不渝,她接连 举五种自然界的不可能出现的变异,“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意思是:要想背叛我们的誓言,除非出现山平了,江水干了,冬日里雷雨阵阵,夏天里大雪纷纷,天与地合而为一!。女主人公充分发挥她的想象力,一件比一件想得离奇,一桩比一桩令人难以思议。到“天地合”时,她的想象已经失去控制,漫无边际地想到人类赖以生存的一切环境都不复存在了。这种缺乏理智、夸张怪诞的奇想,是这位痴情女子表示爱情的特殊形式。而这些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自然现象都被抒情女主人公当作“与君绝”的条件,无异于说“与君绝”是绝对不可能的。结果呢?只有自己和“君”永远地相爱下去。
全诗写情不加点缀铺排。“上邪”三句,笔势突兀,气势不凡,指天发誓,直吐真言,既见情之炽烈,又透出压抑已久的郁愤。“长命无绝衰”五字,铿锵有力,于坚定之中充满忠贞之意。一个“欲” 字,把不堪礼教束缚,追求幸福生活的反抗女性性格表现的淋漓尽致。此三句虽未进行形象刻画,但一个情真志坚,忠贞刚烈的女子形象已清晰地站在读者面前。
清代王先谦说:“五者皆必无之事,则我之不能绝君明矣。”这古今中外无与伦比的表达爱情的方式,可以说是绝唱之作。诗中女主人公以誓言的形式剖白内心,以不可能实现的自然现象反证自己对爱情的忠贞,确实具有一种强烈的主观色彩。诗短情长,撼人心魄。正如胡应麟所说:“上邪言情,短章中神品!”
清代张玉谷《古诗赏析》卷五评此诗说:“首三,正说,意言已尽,后五,反面竭力申说。如此,然后敢绝,是终不可绝也。迭用五事,两就地维说,两就天时说,直说到天地混合,一气赶落,不见堆垛,局奇笔横。”可谓句句在理。
从艺术上看,《上邪》的抒情极富浪漫主义色彩,其间的爱情欲火犹如岩浆喷发不可遏制,气势雄放,激情逼人。读《上邪》,仿佛可以透过明快的诗句,倾听到女子急促的呼吸之声。《上邪》是一首用热血乃至生命铸就的爱情篇章,其语言句式短长错杂,随情而布。音节短促缓急,字句跌宕起伏。
《上邪》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敦煌曲子词中的《菩萨蛮》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手法上明显地受到它的启发:“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不仅对坚贞专一的爱情幸福的追求是如出一辙的,并且连续用多种不可能来说明一种不可能的艺术构思也是完全相同的。
诗开始四句,诗人概写了当时的战局。“胡风”即北风,这里暗指安史叛军的嚣张气焰,因安史都是胡人。当时安史军正盘据鲁阳(今河南鲁山),一个“拥”字,既见到叛军的嚣张,又见到乱军乌合之状,同时,也表达了诗人的憎恶之情。“照海雪”,可见吴兵军容严整,威风凛凛的气势。然而,当时的唐军实在不会有这样的士气,这不过是诗人的一种主观愿望。“西讨何时还”,乍看有些突兀,使人气馁,但却真实地道出了当时的战局形势和诗人对此难以隐藏的忧虑,暗示出未来的牺牲是巨大的。这一感情上的转折正是下文的引出和过渡。
以下八句里,诗人把满腹的哀怨和悲苦都倾注在别离场景的抒写上,这是诗人感情的一个方面。“半渡”二字说明有的征人已登船启航,还有不少征人仍在岸上依依不舍地与家人做最后的诀别。征人们一步一回头,一步一哀伤的惨痛情景感天动地,使得天地昏黄,惨淡无光。母子别离最动情,最伤感,况且母已老,读者如同见到这位白发苍苍,泪眼龙钟的老人家,拄着拐杖颤颤微微,执手牵衣地送子远征,她深知子一去,难生还,所以她“呼天野草间”,匍匐在草地上,向上天控诉着人间的种种不平,向大地哭诉着自己命运的悲苦。然而,此时,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老人家的晚年恐怕无以为生。母子分离最典型,那些夫妻和兄弟之间的别离也是这样。读者似乎听到野草间震天的哭声,如同见到那双双泪眼在做最后的远远一望。征人们已上船,他们所骑之马围着旌旗悲哀嘶鸣,好像它们也知留恋故土。马犹如此,人何以堪。表面上在写马,实际上是对上面写人场面的有力衬托和补充。“白杨秋月苦,早落豫章山”,以白杨叶落进一步渲染了上面已经很悲苦的气氛。这一层的写作顺序是先写人,再写马,后写树,表面上步步退,实际上收到了步步深入的效果,构成一幅目不忍睹的悲惨画面,奏出一曲耳不忍闻的凄凉乐章,这些都充分体现了诗人对苦难中的人民深切的同情。
下面六句表达了诗人感情的另一面:即对多灾多难的祖国赤诚之心和深情的爱恋。诗人转换为征人自述的形式,表现出征兵们慷慨壮烈,为国平叛不畏牺牲的英雄气概。这个新征的士兵显然不是诗人理想中的抗敌英雄,他生于盛世,是个不习弓矢的下层农民。从这一现象既可知兵员的匮缺,又可见诗人对现实的不满,还表达出了人民毅然从军平叛的热切心情和巨大的承受力。这些只懂农事耕耘的士兵有着强烈的为国献身精神,他们“岂惜战斗死,为君扫凶顽?”这激越的誓言出自征人之口,也表达了诗人的强烈的爱国激情。这些征人虽武艺不强,但他们勇于为国捐驱的精诚之心定能感化顽石,像汉代飞将军李广那样箭入石中。这样的军队不怕任何艰难牺牲,定能为国平叛,为民立功。当然,这些慷慨之词只是诗人的良好愿望和对这些应征子弟的勉励。
最后四句总括全诗。“楼船若鲸飞,波荡落星湾。”遥应“吴兵照海雪”句,写出了唐军的威武雄壮,同时又笼括第三层六句,唐军船队满载着士兵和他们的豪情壮志,浩浩荡荡直奔落星湾(今鄱阳湖西北),再入长江而去。“此曲不可奏,三军发成斑。”诗人一转慷慨豪壮的格调,全诗在凄惨、悲凉的气氛中结束。这二句遥应“西征何时还”句,笼括第二层八句。诗人又回到了现实中伤心别离的场面。《豫章行》古曲专写别离之苦,此时不可再奏这样的曲子了,不然士兵们定会更加触动思乡之情,在悲苦欲绝中鬓发皆白。
总括全诗,人们突出地感到诗人矛盾的心理。他一方面对战乱给百姓造成的苦难深表同情,一洒忧民之泪;另一方面他又鼓励征人顾全大局,支持平叛战争,大抒忧国之情。这种极其痛苦的矛盾心情构成了全诗凄惨与慷慨,沉痛与激昂交织在一起的格调,这与杜甫“三吏”、“三别”的忧国忧民的情调极其相似。与这种格调相配合,这首诗形成了抑扬顿挫的结构特点。中间十四句先抑后扬,最后四句先扬后抑,以抑煞尾,这种错落有致的结构与诗人的情绪吻合在一起。
李白是一位以抒情见长的浪漫主义诗人。他把大千世界的风貌和纷杂社会的现实熔铸在他所抒发的主观感情世界中,这是李白诗反映现实的主要方法和特征。然而,李白诗的风格是多彩的,绝非仅限于此。在他的诗歌中确有一部分像《豫章行》这样直接反映现实,评论现实的不朽之作,尤其是晚年,他目睹了安史之乱,并身陷圄,境况大不如前。此时,他对现实社会有了更真切、更冷静的认识,于是,他的作品便从对自己身世的忧愤转为对国事与民生的深深忧虑。这一时期,李白写下了许多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作。像《豫章行》这样的现实主义杰作甚至可以和杜甫的现实主义名作相媲美。
李白身在豫章写《豫章行》十分巧妙。《豫章行》古辞专写别离之苦,后人利用这一古辞也没有超出这个范围。李白《豫章行》,就内容来说,同样也写别离之苦,就形式来说,也有一些与古辞相吻合的句子,但是,李白却冲破了前人“皆伤离别,言寿短景驰,容华不久”(见《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的狭小天地,赋于诗歌充实的社会内容,写出了如此深刻的现实主义杰作。无论是在思想内容的深度上,还是在表现力的厚度上都超过了前人所有的《豫章行》。这正是对汉魏以来“借古乐写时事”(沈德潜《古诗源》卷五)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对于以浪漫主义著称的伟大诗人李白来说,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