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写作者在黄州作刺史时睡足了大觉。颔联写黄州多风雨，整夜风吹竹响，雨连江而来，阴雨连绵，秋意弥漫。杜牧在黄州的住处多竹子，“玉子纹楸一路饶，最宜檐雨竹萧萧”、“竹冈蟠小径，剧折斗蛇来。二三年得归去，知绕几千凹？”杜牧在黄州时公务小多，黄州义地僻多雨，使他心情抑郁，他在《齐安郡晚秋》中写：“雨暗残灯棋散后，酒醒孤枕雁来初。”可见孤寂苦闷。“平生睡足处，云梦泽南州。一夜风欺竹，连江雨送秋”四句，苏东坡很欣赏，曾用其语作诗：“平生睡足连汀雨，尽日舟横拍岸风。”
杜牧本来是个很有抱负的人，他在黄州刺史任上写过一首《郡斋独酌》诗，其中有：“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弦歌教燕赵，兰芷浴河涅。腥膻一扫洒，凶狠皆披攘。生人但眠食，寿域富农桑。”经时济世、强国寓民足他生平的志向。这时候又正值回鹘入侵．边塞用兵，杜牧自认“于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皆有心得，写诗说：“臣实有长策，彼可徐鞭笞。如蒙一召议，食肉寝其皮。”偏偏李德裕当政，朝廷不肯用他。僻处黄州，抱负与才能无处施展，杜牧既苦闷又愤懑。既失落而又失望，愤世嫉俗，满腹牢骚，“愤悱欲谁语，忧愠不能持”，自嘲“人才自朽下，弃去亦其宜”。这种情况下，他既无事可做，又心情苦闷，只好喝酒解愁，醉倒了事。《雨中作》诗中写：“贱子本幽慵，多为隽贤侮。得州荒僻中，更值连江雨。一褐拥秋寒，小窗侵竹坞。浊醪气色严，皤腹瓶罂古。酣酣天地宽，倪倪嵇刘伍。但为适性情，岂是藏鳞羽。一世一万朝，朝朝醉中去。”其中隐含着“假如三万六千日，半是悲哀半是愁”的意思。
但酒毕竟不能解愁，只会使人更加消沉，杜牧当然也不会真的整天喝酒。颈联写“格卑常汩汩，力学强悠悠。”诗人在黄州写了不少诗文，文思汩汩，且努力学习，希望在学问方面有所进益，超脱俗世。格卑指诗文格调卑下，大约是作者自感耽酒过多、消极过甚的关系。杜牧在晚年的一篇文章《上刑部崔尚书状》中叙说了自己十余年来读书作文的情况：“某比于流辈，疏阔慵怠，不知趋向。惟好读书，多忘；为文，格卑。”读书为文是杜牧的喜好，也是他的长处，“多忘”“格卑”云云，都是自谦之词。杜牧一向勤学，“某世业儒学，门高、曾至于某身，家风不坠，少小孜孜，至今不怠”。他在黄州虽然不得志，但是诗歌创作和学问文章都很有收获。他在黄州的涛作遍及古诗、律诗、绝句各种体裁，其中佳句迭出，名篇很多。有优美的写景绝句，有思乡念友的，有怀古揽胜的，有感慨国事的，有感伤抒怀的，有叙说志向的等等。
至于学问上的追求，杜牧在《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中先是追溯了一番家世，着重强调了祖父杜佑的传世伟著《通典》，“我家公相家，剑佩尝丁当。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尤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多是抚州写，今来五纪强。”然后列出了他认为的必读书目，“经书括根本，史书阅兴亡。高摘屈宋艳，浓薰班马香。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他重视经史政兵和典章制度之学，于诗文推崇屈宋班马李杜韩柳，这基本上就是他的学问方向。
尾联说他总有一天辞官不做，弃绝俗世，到潇湘泽畔做个钓翁。杜牧在《兰溪》诗中写黄州的一处景致：“兰溪春尽碧泱泱，映水兰花雨发香。楚国大夫憔悴日，应寻此路去潇湘。”杜牧僻处黄州，和被放逐江南的屈原有相似之处，所以此处隐约有屈骚之情。“潇湘钓漫流”云云，放志抒怀语耳，诗人当然不可能真的辞官归隐。但既然不得志，与其蹉跎官场，不若暂时退隐。杜牧在《郡斋独酌》中说：“岂为妻子汁，未去山林藏？”不是为了贪图俸禄养家而没有归隐。他是想要有一番作为的，只是凶为不能有所作为而在诗中8A�发一下出世之志。
这首诗前二韵回忆在黄州的日子，任风任雨，安闲自在。“一夜风欺竹，连江雨送秋”一联，清峭中显露风神，句工格高。后二韵写现状与心理。格调凡俗的生活在川流不息，自己力求忘情于世俗，勉强还能安闲悠静。诗人表示终究要从仕途中彻底摆脱出来，栖身潇湘，垂钓漫流。全诗语言清拔，风格淡逸。在研究黄州刺史以后牧之的思想和心态方面，本诗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作品。
这是一首闺怨诗。抒情主人公是一位富家女子，她嫁得意中人，夫妻恩爱，因而在云屏深处娇嗔缱绻，春宵苦短。偏偏丈夫要早起上朝，于是引起她“端”的抱怨，“辜负香衾”的怅恨。作品将夫妻厮守与事早朝对立起来，以无情写多情，以多情怨无情，心理刻画极为细致，风格含蓄深沉。
“为有云屏无限娇，凤城寒尽怕春宵。”描述一对宦家夫妇的怨情。开头用“为有”二字把怨苦的缘由提示出来。“云屏”，云母屏风，指闺房陈设富丽，“无限娇”称代娇媚无比的少妇。金屋藏娇，两情缱绻，当春风送暖，京城寒尽之时，便双双地怕起春宵来了。丈夫既富且贵，妻子年轻貌美，两人处在云屏环列的闺房之中，更兼暖香暗送，气候宜人，理应有春宵苦短之感，应该不会产生“怕”的心情。首句的“因”和次句的“果”有抵牾之处，这就造成一种悬念引人追询答案。
“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通过少妇的口说出“怕春宵”的原因。冬寒已尽，衾枕香暖，两口子情意款洽，本应日晏方起，可是偏偏嫁了你这个身佩金龟的作官夫婿，天不亮就要起身去早朝，害得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守在闺房里，实在不是滋味。这些似是枕畔之言，当丈夫正欲起身离去时，妻子对他说了这番话，又好象是埋怨自己，流露出类似“悔教夫婿觅封侯”那样一种痴情；或是责怪丈夫，向他倾诉“孤鹤从来不得眠”的苦衷。“无端”二字活画出这位少妇娇嗔的口吻，表达了她对丈夫、对春宵爱恋的深情。其实，妻子的苦恼也是丈夫的苦恼。
前面的“为有”和“凤城”二句就正面描述了丈夫的怨情。应当说他“怕春宵”比妻子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留恋香衾，不愿过早地离去，撇下娇媚多情的妻子，让她忍受春宵独卧的痛苦；还怕听妻子嗔怪的话，她那充满柔情而又浸透泪水的怨言，听了叫人不禁为之心碎。不愿早起离去，又不得不早起离去。对于娇妻，有内疚之意；对于早朝，有怨恨之情；对于爱情生活的受到损害，则有惋惜之感。“辜负”云云，出自妻子之口，同时也表达了丈夫的心意，显得含蓄深婉，耐人寻味。
这首绝句含蓄深沉而又富于变幻。前两句一起一承，一因一果，好像比较平直。但着一“怕”字，风波顿起，情趣横生。后面两句围绕着“怕”字作进一步的解说，使意境更加开拓明朗。这样写，前后连贯，浑然一体。其中“为有”“无端”等语委婉尽情，极富感染力。
全诗八章，可分五层。首章为第一层，先兴比，后议论，开门见山，倡明主题。“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兴中有比；而诗人以常棣之花喻比兄弟，是因常棣花开每两三朵彼此相依而生发联想。“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这寓议论于抒情的点题之笔，既是诗人对兄弟亲情的颂赞，也表现了华夏先民传统的人伦观念。上古先民的部族家庭，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在他们看来，“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颜氏家训·兄弟》）。因而，比之良朋、妻孥，他们更重兄弟亲情。钱钟书在《管锥编》）中，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更深刻揭示了《小雅·常棣》主题的历史文化根源。
二、三、四章为第二层。诗人通过三个典型情境，对“莫如兄弟”之旨作了具体深入的申发，即：遭死丧则兄弟相收；遇急难则兄弟相救；御外侮则兄弟相助。这可能是历史传说的诗意概括，也可能是现实见闻的艺术集中。这三章在艺术表现上也颇有特点。事例的排列由“死丧”、“急难”到“外御”，从而由急而缓、由重而轻、由内而外，构成一个颇有层次的“倒金字塔”，具有强烈而深远的审美效果。其次，采用对比手法，把同一情境下“兄弟”和“良朋”的不同表现加以对照，更见出兄弟之情的诚笃深厚。“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又更深一层：即使兄弟墙内口角，遇到外侮，也会不假思索一致对外。“阋于墙”与“外御其务”，两句之间没有过渡，情绪和行为的转变即在倾刻，有力表现出手足之情出于天然、发自深衷。由转折手法构成的这一典型情境，因表现了最无私的兄弟之情，成为流传至今的典故成语。
第五章自成一层。如果说，前面是诗人正面赞颂理想的兄弟之情，这一层则由正面理想返观当时的现实状况；即由赞叹“丧乱”时的“莫如兄弟”，转而叹惜“安宁”时的“不如友生”。“虽有兄弟，不如友生”，这叹惜是沉痛的，也是有史实根据的。西周时期，统治阶级内部骨肉相残、手足相害的事频频发生。《常棣》的作者，是周公抑或召穆公，尚难定论；但有一点可肯定，诗人的叹惜是有感而发的，且有警世规劝之意。不过，这是在宴饮的欢乐气氛中所唱之诗，因此，在短暂的低沉后，音调又转为欢快热烈。
六、七章为第四层，直接描写了举家宴饮时兄弟齐集，妻子好合，亲情和睦，琴瑟和谐的欢乐场面。第七章“妻子”与“兄弟”的对照，包含了诗意的递进：“妻子好合，如鼓瑟琴”，而“兄弟既翕”，则“和乐且湛”。诗人似明确表示，兄弟之情胜过夫妇之情；兄弟和，则室家安，兄弟和，则妻孥乐。末章承上而来，卒章显志。诗人直接告诫人们，要深思熟虑，牢记此理：只有“兄弟既翕”，方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兄弟和睦是家族和睦、家庭幸福的基础。明理规劝之意，更为明显。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张载）。作为儒学的经典文献之一，张载的《西铭》在传统社会即备受赞誉而传诵不绝，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篇铭文虽然仅有250余字，但却为人们安身立命之道的确立构筑了一个共有的精神家园，而且为社会理想蓝图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弘阔的境界。直到今天，这篇铭文所描述的价值理想，所展现的人生追求，仍然有着积极而丰富的意义。
张载认为，佛老的盛行和儒学的衰微，是导致当时社会价值体系多元冲突的思想根源。张载批评佛道二教，“彼语寂灭者往而不反，徇生执有者物而不化，二者虽有间矣，以言乎失道则均焉”。佛教否定现实世界的实存性而追求自我的涅槃寂静，道教否定现实世界的运动性而追求个体的长生久视，虽然二者立言本旨有所差异，但都否认社会存在的整体性、实存性，失却对社会现实的关怀，抛弃了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因而不是合乎世界本真和社会需要的价值观，要解决社会问题，就要弘扬积极入世、关怀现实的儒学价值观。故张载以千古寥寥之勇，造道关中，与佛老计得失，为儒学阐新命，他仰思俯读，博闻强记，稽天穷地，探赜索隐，终其一生而未尝止息，最终立足于当时的社会实际，确立了以儒学为价值本位、以“天人合一”为理论特色的哲学体系。《西铭》正是张载哲学思想和价值理念的集中表现。
张载以社会现实为终极关怀，他所要继承的，是以孔孟六经为代表的儒学价值观，他所要确立的，是以博大胸襟关怀社会、关注民生的现世主义。孔子道“仁”，孟子言“善”，张载则认为“仁”是人的价值本性，提倡以“仁”为本的价值取向，这是张载对孔子仁学和孟子性善论的综合发展。在张载看来，“仁”并不仅仅意味着对与自我有亲缘关系之人的孝悌友爱，而是对包括自我、家庭、社会、自然等所有存在的无限的、普遍的关爱，将这种源于自然、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推及社会中所有人乃至宇宙万物，是张载价值理念的基本取向。
为了实现社会全体对“仁”的价值理念的认同，张载主张发挥自我心灵的知性作用，面向宇宙寻求人的价值本性的根源。他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理论命题，并在宇宙观的基础上论证了其价值观的真实性、合理性。在张载看来，整个宇宙是充满“太和”之气的整体实在，天地万物的品类咸亨，皆是“气”大化流行的结果，故个体之我不仅和他人，而且和宇宙中一切存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的“气”。张载的“气”论，肯定了宇宙万物存在的实在性、整体性、运动性、和谐性，是对虚妄的、孤立的、静止的、对立的佛道世界观的有力批驳，这种万物一体的宇宙观，是张载“仁”学的宇宙论基础。
在此基础上，张载建构了一个“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宇宙社会观。在《西铭》开篇，张载讲“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乾卦至健，代表自强不息的精神；坤卦至顺，代表厚德载物的品性；乾坤精神是宇宙演化运动的内在动力，万物生生不息的终极根源。在宇宙万物之中，天地相互交感而创生万物，至诚无私的庇养万物，是乾坤精神的最伟大体现者，故堪称人类万物共同的父母；人类和万物则共同禀受天地而生，故自我和他人为相互依存的血脉同胞，万物和人类是亲密无间的友好伙伴。张载重构了宇宙中一切存在者的亲和关系，对现代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启示作用。
为了高扬以仁为本的价值理性，张载还从宇宙论的角度来说明人物之性的问题。张载认为，万物在气化生成过程中，不仅获得了不同的“形”，而且禀受了共同的“性”。人和物的禀性是同一的，既有来自于“气”散之本原状态的“天地之性”，又有来自于“气”聚之暂时形态的“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价值本性，“气质之性”是人的自然属性，“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由于人类和万物禀受之“气”有清浊、偏正的不同，故在宇宙中有不同的地位。在所有的存在之中，“得天地之最灵为人”，只有人得天地正气而与之并参，故只有人才能发扬“天地之性”，这就是人的价值使命。张载的性论，不仅说明了现实中人物之性的二重化特征，说明了“仁”作为价值本体的终极依据，而且为人发扬这种价值本性关照万物确立了基础。
当然，对社会伦理的构建是张载价值观的主题内容。张载认为，对天地的“孝”落实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就是要尽职尽责做好自己的事，尽心尽力关照他人和社会。张载借助传统宗法关系描述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职责：“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在张载看来，自我和他人虽然是同胞关系，但由于各自存在境遇、社会地位不同，所以在社会上的具体职责也不同。但所有的人也应该尊重圣贤，并以之为榜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就自我人格和社会公德。
张载还从宇宙观的角度论述了人的“命”和“遇”的问题。在张载看来，“命”是上天赋予，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价值本性，对此，人应该修身以俟之；而“遇”则是气质所禀，是富贵贫贱、福祸寿夭等生存境遇，对此，人应该超然以待之，“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人生的顺境，是上天对我的恩泽，人生的困境，是上天对我的考验，“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只有坦然地对待生平所遇，坚持不懈地完善自己的价值本性，才能超越外在境遇对自我的困扰，达到人生的永恒安宁。
张载哲学的终极目的，是实现自我和他人、家庭和社会、人类和自然的统一和谐，要实现这种社会理想，首先要在对宇宙无限性、整体性、和谐性的认同的基础上，确立宇宙的基本精神也即自我的价值本性，只有认同了天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广大仁性，并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尽职尽责地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尽心尽力地去关照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才算是发挥了天地之性，而无愧于天地之间。这是张载为中国人构建的具有儒家情怀的精神家园，也是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