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首词写女子相思难眠。开头两句写明主人公髻偏、钗垂，无力凭枕的情思。已暗示了她心思重重。“翡翠”二句是写女子在漏长更深、月落屏暗之时，整夜辗转难眠的苦况。最后两句，说出事由。“说尽”二字，直贯而下，谓其恋恋不忘，两心至死不渝。

　　词的风格表现为清丽疏淡，是民间词的拟作，写的是闺情，以女子口吻出之，情感显得十分真挚。神韵格调迫近民歌，感情热烈、真挚，率真抒情，很明显受到民间作品的影响，像元人散曲。

　　韦庄所作《思帝乡》共2首，在体式上略有变化，所写内容则大致相近，前一首词咏闺情，抒写相思的情怀，表达对爱情的追求；开头四句，描写女主人公的妆饰与情态：髻坠，钗垂，困乏无力，倚枕而卧，暗示出人物的孤寂与慵懒；“翡翠”二句，着意渲染长夜寂寂的环境气氛，用以衬托人物辗转不眠整夜；末尾两句，表达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和执著追求。

　　此词写闺妇相思愁情，词中写女子孤寂无奈情态形象鲜明，环境描写烘托了气氛。

　　俞陛云《五代词选释》：“调寄《思帝乡》，当是思唐之作，而托为绮词。身既相蜀，焉能求谅于故君？结句言此心终不忘唐，犹李陵降胡，未能忘汉也。”认为此词是以绮词表象掩盖的思唐之作的这种托寓说法，固然有穿凿附会的嫌疑，但由此也可以看出韦庄此词抒情真切的特征。

　　此词副题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范仲淹为什么要向欧阳修倾吐衷肠呢？原来欧阳修早就是范仲淹政治上的知音。仁宗时“景祐党争”，欧阳修就坚定的站在范仲淹一边。时以吏部员外郎任开封府的范仲淹耿介正直，容不得权相吕夷简擅权市恩，便向仁宗上《百官图》，又上《帝王好尚论》等四论，批评朝政。切中要害的疏论激怒了吕夷简。他反诉仲淹“越权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宠信吕相的仁宗将仲淹贬黜出京，当时余靖等正直朝臣上疏替范仲淹申辩，而谏官高若讷却讨好吕夷简，说范应当贬官。欧阳修痛恨谏官高若讷为了自己的高官厚禄，竟不分是非，行为卑鄙，于是写了《与高司谏书》，斥其一味迎合权相是落井下石，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欧阳修也因此被贬夷陵。政治上的风雨磨难，高尚人格的互相吸引，革新朝政的共同追求，使范欧二人最终成为相濡以沫的盟友。宋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推行新政，反对者攻击改革派引用朋党。此时已奉调回京的欧阳修任谏官，为了回击反对派的无端指责，支持庆历新政，又写下了著名的《朋党论》。可见范仲淹和欧阳修志同道合、同仇敌忾。

　　此词大约写于这几年二人在朝共事同受打击之时。新政失败，共同的遭遇，共同的感情，使他们自然产生相似的感受。弄清了这一点，再来读这首词，读者就恍然大悟了：原来，它是词人因毕生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破灭之后极度失望、苦闷乃至沮丧的反映。在心头郁积已久的愤懑总得找个宣泄的出口吧？于是，愤激之时，酒酣耳热，对着同遭厄运的老朋友发发牢骚，说说醉话，有何不可？

　　其实，这首词固然宣泄了词人的愤懑，但也折射出了他内心时不我待的焦灼。这与李白那首著名的《将进酒》非常相似。“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李白被“赐金放还”后八年仍未找到出路，于是在此诗中借题发挥，尽情倾吐郁积在胸的不平之气。李白的恃酒放旷并不说明他就此沉沦，即便是这首诗亦流露了施展抱负的愿望，“天生我材必有用”，何其自信！但人生苦短，“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现实无情徒唤奈何。范仲淹同样如此，“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 ，能够干一番大事的年华太少了，哪里禁得起几番蹉跎？于是，借酒浇愁，抒发其时光易逝、壮志难酬的感情就很自然了。

　　从思想上来说，范仲淹的这种感情是有其深刻渊源的。儒家的积极用世是其思想主流，不仅如此，他还出入佛老，精研三教经典，力求会通而经世致用。这种海纳百川的学术视野，使其作品博大精深，异彩纷呈，而老庄清净无为、随遇而安的思想也是他迭遭打击时能够舒缓压力的精神避难所。在这点上，李、范二人是相似的。再说，在当时，文人们普遍认为词是娱情遣兴的“小道”、“末技”，范仲淹有时亦未能例外，与老朋友一起喝酒聊天时，就不免戏作小词了。应该说，这几句亦真亦幻的牢骚话倒显示了他作为一个平常人的本色，使得他可亲可近。

　　当然，范仲淹身处逆境，失意惆怅乃至发牢骚，并不意味着他永久的消沉。庆历六年，贬谪到邓州，摆脱了朝党纷争，暂时卸去了烦琐的朝政和边防重任的范仲淹，度过了三年难得的惬意时光，他营造百花洲，重修览秀亭，始终把关怀民生疾苦放在首位，赢得了邓州人民的衷心爱戴。同时，迎来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创作高潮，千古杰作《岳阳楼记》及许多著名诗文都写于此时。这表明，范仲淹已经走出了苦闷、沮丧的阴影，已经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始终是他毕生的追求。这才是立体的、全面的范仲淹。

　　这是一首作者浪迹江湖时思念家乡的作品，描写南边渡头打渔人唱起的歌声，惊醒了作者的好梦，回想刚才梦中，作者又回到了家乡，重温了当年在家中的生活。该小令在浓烈的思乡情绪中，又流露出一种岁月易逝、老大无成的人生感慨。该小令文笔俊美，结构严谨，风格疏淡。

　　元末散曲多已雅化，近于词，此曲颇有词风，语辞清丽，情蕴伤感。另外，这首小令最突出的特点即是其绘画效果。倪瓒擅长以水墨绘江南景色，其山水画有简约、疏谈之风。受其画作影响，这首小令中的“旧家”与“江村”等仅以几个意象便已成图，如在目前。

　　上片借梦境追忆过去之恬静生活。“惊回一枕当年梦，渔唱起南津”，作者采用倒叙手法，从梦醒后写起。南边渡口的渔歌阵阵，惊醒了作者的一场好梦，一个“惊”字写出了作者的无限惆怅，可见梦中场景令其流连不已。接着“画屏云嶂”三句，既是再现梦中情景，同时也是作者记忆中的家乡。“画屏云嶂”，重峦叠嶂掩映于云雾之间，恍若身处画中。“池塘春草”， 语出东晋谢灵运的《登池上楼》诗：“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早春的江南充满生机，正如当年意气风发的自己。这三句描述极为简洁，但却抓住了江南风光之精髓，令人心生憧憬。如此美景，叫人怎能不“销魂”？

　　下片写如今栖身地之孤寂荒凉。作者的思绪从梦中回到故乡，遥想“旧家”，如今应是“梧桐覆井，杨柳藏门"，处处寂寞，沓无人迹。这两句出自李白诗：“门前五杨柳，井上二梧桐。”（《赠崔秋浦》）此处是反用其意，字里行间透露出对“旧家”的怀念。末三句又无奈地回到现实，自己“闲身空老”，无所作为，空待时光流逝，只能“孤篷听雨”，坐看“灯火江村”。最后二句以孤篷、雨、灯火和江村为主体，写作者孤身独坐，听雨打篷顶，飘忽间唯见远处点点渔火摇曳，显得寂寞悲凉。“闲”“空”“孤”等字，营造了一种孤寂、苍凉的意境。下片诗句，作者将情感与景物有机交融，几笔便勾勒出一幅夜雨灯火图，在想象与现实的交替中，似乎可见作者飘零之现状。

　　这首小令以作者夜间被渔歌惊梦作背景，将梦中的美好与当前的现实作对比，表达了对岁月沧桑的慨叹。这是元末社会动荡带给诗人的痛苦经历。一句“旧家应在”，点破了首句“当年梦”所指的是对从前的幸福田园生活的追忆：“梧桐覆井，杨柳藏门”则是如今落魄的样子；“闲身空老”及以下两句，把作者对以往的追忆又拉回到了现实中，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全篇透露出作者的悲凉与无可奈何的忧虑，将怀念与失望交结在一起，动人心肠。

　　这是一篇驳论型的论说文，即驳斥对方的错误论点，并在驳斥敌论中树立起自己正确的观点。文章一开始便以“上患”与“患”两个否定、肯定的句式，说明了当时的“天下之患”，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天下所忧虑的事情，即上忧虑人才上够多，而忧虑的是在上的人上希望他们多；上忧虑人才上为国家做事，而忧虑的是在上的人上让他们做事，从而明确提出人才问题事关重大，“材之用，国之栋梁”，并正反说明了人才的极端重要，“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足见人才问题实与国家生死存亡攸关，绝非小事可等闲视之。但恰恰在这个关于国家“安荣”“亡辱”如此重大的人才问题上，当时的“上之人（包括皇帝在内的当权者）”，却“上欲其众”，“上使其为”，上去发现培养人才，上使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正是“天下之患”。接着作者用一个“者……也”设问句，指出“是有三蔽”，具体摆出了当时在人才问题上的三种社会偏见，这三种偏见也正是作者在《材论》中要分别驳斥的三种错误观点。

　　最突出的一种偏见，认为自己处于最高的地位，可以排除掉耻辱，断绝掉危害，一辈子也上会碰上什么祸害，人才的任用与否，与国家的治乱命运无关，因而任意放纵自己，最终使国家陷于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另一种偏见，有的人认为自己的官位和金钱足以引诱天下的才士，荣耀屈辱忧愁悲伤等等都掌握在自己手里，自己可以傲视天下的才士，而他必然会自动归向自己，这样最终也要陷入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还有一种偏见，有的人上探求培养选拔人才的方法，而是忧心忡忡地认为天下实在没有人才，同样最终也陷入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

　　这样，作者在列述人才问题上的三种偏见的同时，简括而有力地分析了其必然导引的“卒入于败乱危辱”的令人震惊的恶果，与上面指出的“失之则亡以辱”相呼应，再次强调了人才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极端重要性。对上述三种偏见的驳斥，作者并没有也无必要去平均用力地全面出击，因为前两种自视位高、财足，盲目自安自喜，认为人才无用的观点，其谬误显而易见，是非上言自明，“然而用心非上善犹可论其失者，独以天下为无材者耳”。与前两种相比较，他们的本意还上是上想用天下的人才，而是胡涂无知，一叶障目上见泰山，看上到人才而哀叹天下无人才可用。所以，这种“以为天下诚无材”的错误观点实有详加讨论辨析的必要，这就是作者特意“论其失”，以触“未知其故”的原因，是作者所驳敌论的一个重点。就驳论文章的类别来看，又是属于反数论点之一种，即用新的论据新的论证反证其论点的错误，从而树立起新的正确的论点，得出新的结论。

　　在这里，作者基于其“用心非上善”“其心非上欲用天下之材”的思想基础，所以在反驳中“言咨悦怿”（《文心雕龙·论说》）“烦情入机，动言中务”，并从以下三个方面循循善诱层层递进地驳斥了天下无人才的偏见，阐述了“索天下之材而用之”的观点。

　　一是以马为喻，强调要在实践中考察人才。在马厩中，劣马好马混杂在一起，其饮水吃草、嘶鸣啼咬并没有多少上同，而等让他们拉车跑路时，好马劣马就看出大上一样了，好马“引重车，取夷路，上屡策，上烦御，一顿其辔而千里已至”，而劣马“虽倾轮绝勒，败筋伤骨，上舍昼夜而追之，辽乎其上可及”。说到人也是如此，平常情况下难见高下，“惟其遇事而治，画策而利害得，治国而国安利”，人才与一般人的区别便可看得清清楚楚了。至此，作者适时地引出了一个结论：如果上能精细地考察，慎重地任用，即使本有上古贤人皋陶、乐夔、后稷、殷契那样的才智，也“上能自异于众”，何况是在他们之下的人呢？那种认为人才如锥子在口袋，其尖端会自然显露的看法是片面的。要之，要为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这一点，古代的贤君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上认为天下没有人才，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去寻找、考察人才，并尽才而用，当今“上之人”若能如此，便上会“諰諰然（忧心恐惧的样子）以为天下实无材”了。

　　二是以箭为喻，阐明量才为用的道理。作者说，南越的长箭，精金为镞，劲翮为羽，千步之外，可射杀犀牛，可谓“天下之利器”“决胜觌武之所宝”，但如果用之上当，比如用它来敲打东西，那就和枯朽的棍子无多大区别。至此，作者又适时地引出了一个结论：即使得到了天下奇才，如果使用上得法，也同样等于得上到人才，而古代的贤君懂得这个道理，量才而用，人尽其才，所以人才济济，各显其能。后世在位者，上懂量才为用，人才被埋没，反“坐曰天下果无材”，作者语重心长地说，上是没有人才，而是没有动脑筋好好地思索，没有弄懂使用人才的道理。

　　三是以史为鉴，进一步说明人才应运而出的道理。作者以“六国合纵而辩说之材出”、“刘项并世而筹画战斗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谟谋谏诤之佐来”为例，说明人才的出现在于时势的需要与“上之人”的发现与重用。就某种意义上来说，君主如果想得到他们，他们就来了。因此，以天下之大，人才之众，而硬说果真没有人才，是无论如何也上能令人信服的。至此，“以为天下实无材”的论点，已被反证为是错误的，同时作者重视人才以及如何发现、选拔、使用人才，使人才得以脱颖而出、使人才得以尽才为用等观点也一并得到了阐述。

　　《材论》一文，篇幅上长，但却能针对时弊，据理以陈，阐明了有关人才的重大社会问题，表达了“索天下之才而用之”的政治改革家的宏图大略，可以说是一篇为改革图新服务的“招贤书”。这篇文章也正体现了作者所倡导的“文者，务为有补于世用”（王安石《上人书》）的创作主张。这篇短文，针对性强，有的放矢，批驳有力量，再加上巧用比喻，类比史实，使之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且有较强的说服力和一定的感染力，结语“天下之广，人物之众，而曰果无材可用者，吾上信也”，体现了作者的自信、文章的平易深邃而流畅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