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绝句写山中樵夫的生活。诗在表现艺术上有两点值得赞赏:一是诗写的是深山的樵夫,但没有明说,通过“古渡”、“涧底”二词,含隐不露地告诉大家;二是诗写樵夫一天的生活,以“又作全家明日谋”暗逗,说明樵夫天天如此,带有典型性。这样细微的构思,是宋人绝句的长处,也是值得后人借鉴的地方。
诗人写樵夫的生活,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来写的呢?这点可以根据对诗的不同的理解来推敲解释。如果着眼于末句“又作全家明日谋”,则可如此解说:诗人认为樵夫的生活非常艰苦,每天辛辛苦苦地打了柴,远远地挑到市上去卖,卖了钱只够一天的开销;回到家中,又忙着磨快斧头,为明天的生活考虑。再进一步扩大思维,如果樵夫病了,或者刮风下雪,他的“明日谋”岂不是要落空,家中便要挨饿了。因此,诗人表现的是对樵夫辛勤劳累仍不能保证温饱寄予同情,“颇优游”三字是有意调侃,发泄心中的不平。如果着眼于“盘缠一日颇优游”一句来推论,结果便完全不同了。
中国古代诗人对隐居山中、水边的自食其力逍遥容与的樵夫、渔翁一直抱赞赏企羡的态度,认为他们远离扰乱红尘,友麋鹿,伴烟霞,是最令人赏心适意的生活。《西游记》第九回开场时,有一大段渔樵问答,对各自的逍遥自在,大肆夸耀,就很能说明问题。萧德藻正是从此出发,说樵夫隐居深山,远离人间是非;他每天打了柴,行歌古渡,易米市菜,只要够了当天的用费,便不再烦心。回到家中,面对青山绿水,悠闲地磨着斧子。这样的生活,大有“日出而耕,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般无忧无虑的心态,也是历来文人始终向往而难以拥有的生活境界。因此,诗人写深山樵夫,正是对他毫无争竞、自得其乐的生活作出歌颂。
这是李商隐以诗的形式写给令狐楚的书信。此诗前两句是说诗人幸得令狐楚的看中传授知识却未曾有一丝一毫的报答。此时诗人任巡官,当亦兼文字之役。因是节镇,而有“奉龙韬”之喻。这句深执谦谦,自称不德。令狐楚对诗人实有再造之恩,多年的关爱,资助他随计应试,无微不至。自恃文才又颇有些傲气的诗人,面对博学位高的老师自称“空携笔砚奉龙韬”,并非客套,而是心悦诚服。诗的后两句借五祖传衣,比自己得令狐楚章奏真传,心存感激,胜过王祥之得吕虔佩刀。前面的深执谦谦同后面的高自期许看似相矛盾,而对于他们师徒来说却是矛盾的统一。因为前面的谦虚是对博学位高恩师的大恩而言,后面的自信是表示决不辜负老师的期望。诗人敢于在短短四句里将两种矛盾对立的思想统一于一篇之中,不只是诗思之精巧,而是有其幸逢恩师栽培的特殊缘由的。
此诗主要表达作者对恩师的感激之情,并从侧面反映出诗人的踌躇满志。全诗语言精练而意蕴悠长。
此诗写出了春天的欣欣向荣和农民的愉快欢欣,透露出唐代前期的社会生活和人的精神面貌的某些特征,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敏锐的感受以及田园生活的热爱,表达了远行者对乡土的眷恋。全诗健康活泼,清新醇朴。
开头两句十个字,通过鸟鸣、花开,就把春意写得很浓了。冬天很难见到的斑鸠,随着春的来临,很早就飞到村庄来了,在屋上不时鸣叫着,村中的杏花也赶在桃花之前争先开放,开得雪白一片,整个村子掩映在一片白色杏花之中。接着,诗人由春天的景物写到农事,好像是春鸠的鸣声和耀眼的杏花,使得农民在家里呆不住了,农民有的拿着斧子去修整桑枝,有的扛着锄头去察看泉水的通路。整桑理水是经冬以后最早的一种劳动,可说是农事的序幕。
归燕、新历更是春天开始的标志。燕子回来了,飞上屋梁,在巢边呢喃地叫着,似乎还能认识它的故巢,而屋中的旧主人却在翻看新一年的日历。旧人、归燕,和平安定,故居依然,但“东风暗换年华”,生活在自然地和平地更替与前进。对着故巢、新历,燕子和人将怎样规划和建设新的生活,这是用极富诗意的笔调,写出春天的序幕。新历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就像春天的布幕在眼前拉开了一样。
诗的前六句,都是写诗人所看到的春天的景象。结尾两句,写自己的感情活动。诗人觉得这春天田园的景象太美好了,“物欣欣而向荣,泉涓涓而始流”,一切是那样富有生气,充满着生活之美。诗人很想开怀畅饮,可是,对着酒又停住了,想到那离开家园作客在外的人,无缘享受与领略这种生活,不由得为之惋惜、惆怅。
此诗春天的气息很浓,而诗人只是平静地淡淡地描述,始终没有渲染春天的万紫千红。但从淡淡的色调和平静的活动中却成功地表现了春天的到来。诗人凭着敏锐的感受,捕捉的都是春天较早发生的景象,仿佛不是在欣赏春天的外貌,而是在倾听春天的脉搏,追踪春天的脚步。诗中无论是人是物,似乎都在春天的启动下,满怀憧憬,展望和追求美好的明天,透露出唐代前期的社会生活和人的精神面貌的某些特征。人们的精神状态也有点像万物欣欣然地适应着春天,显得健康、饱满和开拓。
《吴山图》是作者的朋友魏用晦离任吴县县令时,当地百姓送给他的一幅山水画。《吴山图记》即以这幅画为线索,先寥寥数笔概写吴县的风物名胜和湖光山色,然后自然而然地写出魏用晦在担任县令时与当地百姓结下的难以忘怀的深厚感情,并以北宋苏轼和韩琦的故事,揭示出“然后知贤者于其所至,不独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己亦不能自忘于其人也”,以此来称颂魏用晦对吴县的缱绻深情。作者不刻意雕饰文字而写得清新淡雅,着眼吴县山水画而寓意于山水画外,构思颇为新巧。
文章首先介绍了吴县诸多的崇山峻岭、吴王故宫、西子遗迹、名胜风景以及沉浸着七十二座山峰的广阔太湖,给读者展示了一派“海内之奇观”的吴县秀丽风光。作者在这里并非为写景而写景,而是为下文中颂扬“君于吴之山川,盖增重矣”作好铺垫。接下来记叙了魏用晦做了不到三年的吴县县令,因考绩优等,被召入朝做给事中,吴县百姓念其恩德想挽留他没有成功,便赠《吴山图》以作为纪念。作者在这儿记叙的是临别赠图而不是赠送其他贵重物品,这既表明了吴县百姓对其思德惠政的感谢,也表明了魏用晦为官清廉的品德。
第二段,归有光以极为感慨的口气,论述了县令对于百姓的重要。“令诚贤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泽而有荣也;令诚不贤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殃而有辱也。”县令如果贤明,那地方的山川草木也叨他的恩泽而享有荣耀;县令如果不贤明,那地方的山川草木也遭到他的祸殃而蒙受耻辱。这些议论是为了直接引出下一句“君于吴之山川,盖增重矣”。魏君之于吴县的山川,实在是为山河增添了光彩。这一句与文章开头写吴县秀丽山川、名胜古迹的文字相互照应,使议论和写景有机地配合在一起,将魏用晦治理吴县的功绩形象地表现出来。最后以“而君则亦既去矣,何复惓惓于此山哉?”结束此段,不仅写出了魏用晦对吴民的怀念之情,也起到了承上起下的作用。
末一段,归有光以苏轼称赞韩琦不忘情于黄州,并替黄州人将韩琦的《思黄州》诗刻在石碑上的故事,引出“贤者于其所至,不独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亦不能自忘于其人也”的道理。并以魏用晦已离开吴县三年,仍时常拿出《吴山图》深情地叹息,来说明魏用晦为官贤明,不忘百姓的品德。文章最后紧扣主题,深深地感叹道:“噫!君之于吾吴有情如此,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使对魏用晦的颂扬之情达到高潮。文章写得婉转情深,意蕴悠远,笔墨更在山水之外,颇具情韵。
从这篇不长的散文中可以看出归有光把握此类文章的功力。他以县令和吴民相互思念之情作为文章之魂,以《吴山图》作为贯穿全篇的线索,无论是描写吴县秀丽山川、抒发感慨的议论,还是记叙古代贤人的故事,都离不开烘托魏用晦的贤明和政绩。文章以舒缓的语气叙说平平常常的事,却又紧扣着抒发深情这个中心,因而不使人觉得他颂扬好友牵强、琐屑。从文章中还可以看出归有光善于把生活小事引摄到“载道”的“古文”上来,以及善于以触景生情、见物思人等方式来抒发情致的为文特点。
此诗前两句用“山外山”、“树边树”的视觉形象引发国破家亡的愁怨和遗恨;后两句诗人紧承前语,针对元代统治者发出的反抗心声,揭示出诗人自己与元朝统治者“不共戴天”的主题。全诗以浅近通俗的语言,生动质朴的比喻,率直地表示亡国之恨,字字咬牙,句句切齿,有颠倒乾坤,截断众流之气魄。
第一、二句作者为了表现胸中的“愁和“恨”,不是采取怒发冲冠式的直接表露,而是借物寓怀,以一种环境衬托的比喻手法,巧妙地用“山外山”“树边树”的视觉形象引发国破家亡的愁怨和遗恨。这里的“山”“树”,不仅指自然的“山”“树”,更寓意元兵占领的一片浑浊世界。山、树本可使人赏心悦目,然而在亡国遗民眼中,只能勾起无限的愁和恨。
第三、四句紧承一、二句,诗人设想,如果眼前的山和树能够隔断秋月的光明,照我就不照他,照他就不照我,使我和他“不共一处”。这样以含蓄的手法,揭示出诗人自己与元朝统治者“不共戴天”的主题。诗人虽未明言同谁“不共一处”,不过,从诗人所写“无处堪挥泪”(《书文山卷后》),“我愁无地可耕渔”(见《宋遗民录》)等句,则可以清楚地看出,正是灭宋的元代统治者,使诗人陷入“无处”“无地”的厄运,所以诗人在月色如银的秋夜,迸发出的愁恨,不能仅仅看作是个人的恩怨。确切地说,全诗乃是针对元代统治者发出的反抗心声,誓欲隔断明亮的秋月,虽然想隔断秋月的光明,事实上却是不可能的,但诗人不愿与元代新贵们“共一处”,其态度之坚决,气节之坚贞,给读者以强烈的感受。
前人评谢翱诗曰:“所作歌诗,其称小,其指大,其辞隐,其意显,有风人之余,类唐人之卓卓者。”(《谢翱传》)此诗即可见诗人风格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