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句“聊”字表明其并非因怀归而登楼,而后由登楼见闻引发怀归之情,进而进入沉思遐想,末句一“惊”字,生动地揭示了诗人由遐思默想到突然惊觉的心理变化过程,蕴含着游子对故乡的依恋之情。
“高楼聊引望,杳杳一川平。”作者就说自己登上高楼,伸长了脖子,向远处眺望,只见到无尽的春水,涨满了河中。这一联气势很宏大,给下文发挥情感留下了充分的余地。古人论诗强调起句要拉得开,压得住,这首诗正做到了这一点。
“远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俯察。诗人从平野尽头收回视线,开始细细察着楼前底下有无别致的景色。原来在这片广野中,竟横卧着一条河流,水上还有一条渡船。不过,四野空旷无人,既不见渡者,连那船家也不知到哪去了。诗人不由好奇,便将目光久久地停留在那。但是看了好半天,也不见有个入来,只有那条孤零零的渡船横转在水里飘啊悠的,诗人心里琢磨着:看来这条渡船自清晨渡入后,就一整夭地被船家撂在这儿了。
这一联纯粹的写景句,宋人葛立方竟认为:“寇忠愍少知巴东县,有‘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之句,固以公辅自期矣,奈何时未有知者。”(《韵语阳秋》卷十八)这是从何说起,因此遭到清人何文焕的诘难:此联“乃袭‘野度无人舟自横’句,葛公谓其‘以公辅自期’,强作解矣。”(《历代诗话考索》)何氏的意见是正确的。寇准因为“平昔酷爱王右丞、韦苏州诗”(范雍诗序语),所以此地看见相仿景色时,很自然地受到韦应物《滁州西涧》诗的触发,便随手点化了韦句,而意境比韦来得丰厚,如斯而已,何来“公辅自期”之思。葛立方之说显然是穿凿附会。
“荒村生断霭,深树语流莺。”写抬眼见闻。诗人伫望楼头已久,因此当他目光移开渡船,抬眼向荒村望去时,已近黄昏,村里入家大约已在点火做饭了,所以冒出了缕缕轻烟。高楼不远处还有一座古寺,听得出有几只黄莺在那儿啼嗽着。
也许是流水、渡船、炊烟勾起了诗人对故乡类似景色的回忆,抑或是无所栖托的流莺的啼声唤出了诗人心中对故居的思念,总之,登楼见闻领出了尾联的怀归之情。此时,诗人不可遏止地怀念起故乡来:在那遥远的地方,那清清的渭水流经的下邽,就是自己的故里,在那里,有自己的田园家业,有自已的亲人······迷离恍惚之中,诗人仿佛已置身故园,看到了家乡的流水,家乡的渡船,家乡的村庄。他完全浸入了沉思之中。蓦地一阵心惊,他回过神来:“此身还在异乡巴东呢!”这时,他的心头该有何感想,然而他不说了,就在“惊”字上收住了笔。
由于写景是全诗的重心,对仗工稳、生活气息浓郁的中间二联景句就成了诗的中心。尤其“野水”一联,妙手偶得,浑然天成,更博得了赞赏。宋僧文莹《湘山野录》以为它“深入唐人风格”。王渔洋把它转引入《带经堂诗话》的“佳句类”内,连北宋翰林图画院也将此联作为考题来品评考生高低,这都说明这首诗以写景驰名,以致本来写得并不差的抒情句却为它所掩了。
这首送陈子华的词,写法特别。“北望神州路,试平章、这场公事,怎生分付?”突如其来地提出一个因北望中原而产生的问题,起势突兀,引人注目。
“记得太行山百事,曾入宗爷驾驭。今把作握蛇骑虎。”接着才指出问题的具体内容:即是该怎样对待沦陷区的义军。问题从南、北宋之际说起,当时的爱国将领宗泽为抗击金军,招抚了义军首领王善、杨进等人,他敢于招抚被人视为“寇盗”的义军,有能力“驾驭”他们,依靠他们壮大抗金的力量,所以宗泽声威大震,军民都敬重他,喊他为宗爷爷。宗泽在政治上、军事上采取正确的立场和措施,在抗敌方面收到了巨大的效果。
作者写这首词时,宗泽逝世已久,但在北方金人统治地区,仍有义军活动。其中红袄军力量最大,首领杨安儿被杀后,余众归附南宋,可惜朝廷不信任他们,把抗金民众武装看成是手上拿的蛇和跨下骑的虎,甩掉又不是,用又不敢用。作者送行的友人陈子华,他曾主张积极招抚中原地区的义军。他出知真州(治今江苏仪征),在公元一二二七年(宋理宗宝庆三年)四月,当时李全还未叛降蒙古。宋朝如果能够正确团结、运用义军的力量,抗金是大有可为的。所以作者送陈子华赴江北前线的真州时,要他认真地考虑这个关系国家安危存亡的重大问题。这里前二句歌颂宗泽正确对待义军,声威极大;后一句用《魏书。彭城王勰传》的典故,批判昏聩无能的投降派。两种不同的形象,形成鲜明、强烈的对照,笔力遒壮。“君去京东豪杰喜,想投戈拜真吾父。谈笑里,定齐鲁。”希望陈子华到真州要效法宗泽,使京东路(指今山东一带)的豪杰,欢欣鼓舞,做到谈笑之间,能够收复、安定齐鲁北方失地。既是勉友,更抒发自己延纳俊杰、收复河山的热切愿望,写得酣畅乐观,富于豪情壮志。
下片情感波澜起伏,一会儿奇峰突兀,一会儿陡转直下,沉郁凝重。“两淮萧瑟惟狐兔。问当年、祖生去后,有人来否?”面对当时现实:国土沦丧,人烟稀少,狐兔出入;父老长久盼望,然而看不到祖逖那样的志士。笔调跌宕,感情变为悲愤。“多少新亭挥泪客,谁梦中原块土?”说当时不但丧心麻木、公然卖国的投降派不想念中原,连以名流自命的士大夫们也没有意志去收复失地。笔调和前三句相同,用南宋统治区域的现实去补充前三句,进一步浓化前三句的感情。“算事业须由人做。”指出事在人为,不须颓丧,又转为充满信心的乐观,和上片的思想感情相呼应。单句回斡,陡然而来,戛然而止,这是词中表现豪迈之气的顶点。“应笑书生心胆怯,向车中、闭置如新妇。”用《梁书·曹景宗传》的典故,嘲笑书生气短,言外之意,也是希望陈子华要振作豪气勇于作为,似自嘲而实是勉励陈子华。“空目送,塞鸿去。”
以写送别作结。全词正面写送别,只有这两句话;又不直接写送人,却言写目送塞鸿并去,仍与北国河山联系在一起。既点题,又围绕全词的中心内容,有余味,有力量。
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都是敌视人民的力量,勇于对内,怯于对外。在这首词中,作者要陈子华正确对待义军,招抚义军,思想是进步的。他的词,发展了辛弃疾词的散文化、议论化的倾向,雄放畅达,继承辛派的爱国主义词风,又有自己的风格。这首词气势磅礴,一气贯之,是名词的显著特色。立意高远,大处落墨,又曲折跌宕,不同于那些一味讲究直率的人。
此诗运用了第三人称的写法,写出了少妇渴望爱情,渴望夫妻相依相偎,甚至举案齐眉的平凡生活。此诗结构直中有婉,虚实相映;描写细腻,突出细节;运用叠词,富有情韵。
此诗叙述的是一个生活片断,大致描述如下:女主人公独立楼头,体态盈盈,如临风凭虚;她倚窗当轩,容光照人,皎皎有如轻云中的明月;她红妆艳服,打扮得十分用心;她牙雕般的纤纤双手,扶着窗棂,在久久地引颈远望:她望见了园林河畔,草色青青,绵绵延延,伸向远方。“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欲何之,宿昔梦见之”(《古诗》),原来她的目光,正随着草色,追踪着远行人往日的足迹;她望见了园中那株郁郁葱葱的垂柳,她曾经从这株树上折枝相赠,希望柳丝儿,能“留”住远行人的心儿。原来一年一度的春色,又一次燃起了她重逢的希望,也撩拔着她那青春的情思。希望,在盼望中又一次归于失望;情思,在等待中化成了悲怨。她不禁回想起生活的拨弄。她,一个倡家女,好不容易挣脱了欢场泪歌的羁绊,找到了惬心的郎君,希望过上正常的人的生活;然而造化竟如此弄人,她不禁在心中呐喊:“远行的荡子,为何还不归来,这冰凉的空床,叫我如何独守!”
此诗写的就是这样一个重演过无数次的平凡的生活片断,用的也只是即景抒情的平凡章法、“秀才说家常话”(谢榛语)式的平凡语言;然而韵味却不平凡。能于平凡中见出不平凡的境界来,就是此诗——也是《古诗十九首》——那后人刻意雕镌所不能到的精妙。
这首诗其实就是一首歌词,是能够歌唱的诗句,也是《古诗十九首》中使用了第三人称叙说的形式。
诗的结构看似平直,却直中有婉,极自然中得虚实相映、正反相照之妙。诗境的中心当然是那位楼头美人,草色柳烟,是她望中所见,但诗人——他可能是偶然望见美人的局外人,也可能就是那位远行的荡子——代她设想,则自然由远而近,从园外草色,收束到园内柳烟,更汇聚到一点,园中心那高高楼头。自然界的青春,为少妇的青春作陪衬;青草碧柳为艳艳红妆陪衬,美到了极至。而唯其太美,所以篇末那突发的悲声才分外感人,也只是读诗至此,方能进一步悟到,开首那充满生命活力的草树,早已抹上了少妇那梦思般的哀愁。这也就是前人常说的《十九首》之味外味。如以后代诗家的诗法分析,形成前后对照,首尾相应的结构。然而诗中那朴茂的情韵,使人不能不感到,诗人并不一定作如此巧妙营构,他,只是为她设想,以她情思的开展起伏为线索,一一写成,感情的自然曲折,形成了诗歌结构的自然曲折。
诗的语言并不经奇,只是用了民歌中常用的叠词,而且一连用了六个,但是贴切而又生动。青青与郁郁,同是形容植物的生机畅茂,但青青重在色调,郁郁兼重意态,且二者互易不得。柳丝堆烟,方有郁郁之感,河边草色,伸展而去,是难成郁郁之态的,而如仅以青青状柳,亦不足尽其意态。盈盈、皎皎,都是写美人的风姿,而盈盈重在体态,皎皎重在风采,由盈盈而皎皎,才有如同明月从云层中步出那般由隐绰到不鲜的感觉,试先后互易一下,必会感到轻重失当。娥娥与纤纤同是写其容色,而娥娥是大体的赞美,纤纤是细部的刻划,互易不得。六个叠字无一不切,由外围而中心,由总体而局部,由朦胧而清晰,烘托刻画了楼上女尽善尽美的形象,这里当然有一定的提炼选择,然而又全是依诗人远望或者悬想的的过程逐次映现的。也许正是因为顺想象的层次自然展开,才更帮助了当时尚属草创的五言诗人词汇用得如此贴切,不见雕琢之痕,如凭空营构来位置辞藻,效果未必会如此好。这就是所谓“秀才说家常话”。
六个叠字的音调也富于自然美、变化美。青青是平声,郁郁是仄声,盈盈又是平声,浊音,皎皎则又为仄声,清音;娥娥,纤纤同为平声,而一浊一清,平仄与清浊之映衬错综,形成一片宫商,谐和动听。当时声律尚未发现,诗人只是依直觉发出了天籁之音,无怪乎南朝钟嵘《诗品》要说“蜂腰鹤膝,闾里已具”了。这种出于自然的调声,使全诗音节在流利起伏中仍有一种古朴的韵味,细辨之,自可见与后来律调的区别。
六个叠词声、形、两方面的结合,在叠词的单调中赋予了一种丰富的错落变化。这单调中的变化,正入神地传达出了女主人公孤独而耀目的形象,寂寞而烦扰的心声。
这位诗人不可能懂得个性化、典型化之类的美学原理,但深情的远望或悬想,情之所钟,使他恰恰写出了女主人公的个性与典型意义。这是一位倡女,长年的歌笑生涯,对音乐的敏感,使她特别易于受到阳春美景中色彩与音响的撩拔、激动。她不是唐代王昌龄《闺怨》诗中那位不知愁的天真的贵族少女。她凝妆上楼,一开始就是因为怕迟来的幸福重又失去,而去痴痴地盼望行人,她娥娥红妆也不是为与春色争美,而只是为了伊人,痴想着他一回来,就能见到她最美的容姿。因此她一出场就笼罩在一片草色凄凄,垂柳郁郁的哀怨气氛中。她受苦太深,希望太切,失望也因而太沉重,心灵的重压,使她迸发出“空床难独守”这一无声却又是赤裸裸的情热的呐喊。这不是“悔教夫婿觅封侯”式的精致的委婉,而只是,也只能是倡家女的坦露。也唯因其几近无告的孤苦呐喊,才与其明艳的丽质,形成极强烈的对比,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诗人在自然真率的描摹中,显示了从良倡家女的个性,也通过她显示出在游宦成风而希望渺茫的汉末,一代中下层妇女的悲剧命运。这就是个性化的典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