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的不朽奇文——《与陈伯之书》, 全文可分为五段,这五个段落结合陈伯之以往的经历、现实的处境、内心的疑虑,有的放矢地逐层申说,无论是赞赏陈的才能,惋惜陈的失足,还是担忧陈的处境,期望陈的归来,均发自肺腑,真挚感人,全文有循循善诱、真诚相待之言,无空泛说教、虚声恫吓之语。(节选自《应用写作》学术月刊1994年第10期,《丘迟善攻心 一书化干戈》)
该文是丘迟写给陈伯之的一封书信。丘迟在信中首先义正辞严地谴责了陈伯之叛国投敌的卑劣行径,然后申明了梁朝不咎既往、宽大为怀的政策,向对方晓以大义,陈述利害,并动之以故国之恩、乡关之情,最后奉劝他只有归梁才是最好的出路。文中理智的分析与深情的感召相互交错,层层递进,写得情理兼备,委婉曲折,酣畅淋漓,娓娓动听,具有摇曳心灵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因此,“伯之得书,乃于寿阳拥兵八千归降”。
古人云:“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白居易《与元九书》),该文围绕着“情”字作文章,注意遴选那些饱含情意的细节及相关的事物纳入篇中,让陈伯之感到丘迟处处是在为他着想,是在真心实意地帮助他弃暗投明,摆脱困境。全文濡染着作者热爱祖国,挽救故人的以挚感情,具有荡气回肠的感人力量。
该文虽是骈文,但用典较少,而且力求摒弃晦涩冷僻之典,尽量写得明白晓畅,具体实在。全文基本使用偶体双行的四六句式,但注意参差变化,具有音乐美及和谐的节律感。文章内容充实,感情真挚。作者突破了骈文形式上的束缚,克服了南朝骈文大多形式华美、内容空洞的弊病,而自出机杼,写出了这篇流传千古的优秀骈文。今天读来,仍能给读者以美的艺术享受。
全词通过一个歌者年老色衰遭遗弃的悲惨命运,道出封建社会千千万万被玩弄、遭遗弃的歌女艺妓的共同心声。
上片通过描写红歌女年轻时的盛况,反衬出年老的失意。
“家住西秦,赌博艺随身。”是歌女的语气自信而又自负。“家住西秦”是写实,因为下面有“数年来往咸京道”的句子,歌女当是住陕西附近。“赌”是比赛竞争之意。这两句是歌女述说自己的出身,自言具有多种浪漫的艺术技能,敢和人比赛竞争。
“花柳上,斗尖新。偶学念奴声调,有时高遏行云”,仍然是歌女十分自负的口气。“花柳上,斗尖新”之“花柳”代指一切歌舞艺术才能技巧。“斗”,仍是竞赛之意。“尖”,是高处,是过人之处。“新”,不是陈陈相因的旧套。合起来,这是歌女说自己多种艺术才能上敢和大家竞赛,并且比别人高超,新颖独创,绝不流俗。
“偶学念奴声调,有时高遏行云”,是具体形象地夸述自己的才能如何。“偶”,有随便之意。“念奴”是唐天宝年间有名的歌女。词中歌女似乎自豪地诉说:我偶尔随便一唱当年念奴曾经唱过的歌,能让天上的行云停住,听我歌唱,足见我唱得有多么美,多么动听。“高遏行云”,语出《列子·汤问》,说古有歌者秦青“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这几句,当是失意时回忆当年得意情事所言,所以,每一句自负的话后面,都有一种反衬中的失意悲慨。自负的口气,实是自负的不平。
“蜀锦缠头无数,不负辛勤”,写当年得意之时,歌声一发,令众人倾倒,博得赏赐无数,不辜负自己多年的辛劳。“蜀锦”,是四川的丝织品,当时很名贵,古时歌女多以锦缠头,因借“缠头”之名指称赠与她们的财帛。
下片描写歌女年老色衰后所遭逢的冷遇,抒发词人对她的无限同情。
“数年来往咸京道,残杯冷炙漫消魂”,是失意后凄凉冷落境遇的写照。从词里的“西秦”、“咸京道”地点上看,当是晏殊被贬知永兴时,慨叹自己的不平境遇而作的。可见作者这首词确有“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之寓意。这首词的整个口吻都寄托着感慨。“残杯冷炙”语本杜甫《赠韦左丞》诗:“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残怀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此处写歌女境遇如此可悲,令人“消魂”。
“衷肠事,托何人?”歌者因为封建社会女子没有独立的地位,盼望能找一个可以终生相托的人,盼望找到一个足以托身的所,可以安身立命,终生为之奉献而不改变。“衷肠事”,是指内心的事,这里是指终生相托的大事。
“若有知音见采,不辞徧唱阳春”,仍是以歌女的口气自述:假如有一个知我心的人“见采”(“采”,选择、接纳),那么我将唱尽高雅美好的《阳春白雪》的曲子,把一切最美好的东西都奉献给他。这虽然是一个歌女的口吻,但又体现了一个中国旧知识分子、封建士大夫的报国之情。这里的“若有知音见采”之“若有”是实无,也就是悲叹找不到知音。
“一曲当筵落泪,重掩罗巾”了。可以想象得出,这个歌女酒筵前唱歌,想起当年得意之时的满堂彩声,眼下却这样凄清冷落,不禁当即流下了眼泪。而当时这个筵席前,作者由歌女之悲哀,引起了自身遭贬受逐,客居外乡的悲伤。晏殊所托喻的是歌女,而歌女内心即使有悲哀,眼中有泪水,也要“重掩罗巾”,不能让人看到。“重掩”,是屡次流泪,屡次擦干。每次感到悲哀,都要强作笑颜,其悲哀就更为深重了。
这首词在《珠玉词》中是别具一格的。从思想内容看,它一反以往流连酒歌的生活、相思离别的闲愁、风花雪月的吟咏,而是反映了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歌女的不幸命运,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从作品的风格来说,也一反以往的雍容华贵、闲雅圆融,而变得激越悲凉。这一转变或许与作者罢相知外郡的境遇有关,虽则词中没有象自居易的《琵琶行》明写“坐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但读者仍可以看出作者借歌女之酒杯浇自己块垒的寓意。
梁启超的《读陆放翁集》作于他一八九九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出走日本期间,写的是读陆游诗集引起的感慨。这里所选的是其中一首。
诗的前两句从大处着笔,指出千百年来诗坛柔弱不振的总趋势。在这种柔媚纤弱的风气笼罩之下,那种刚健雄直的战斗性和勇于为国家献身的精神也消亡了。所谓「兵魂销尽国魂空」是「靡靡风」最突出的表现。作者格外强调这一点,乃在为下两句蓄势,抹倒「诗界千年」,正是为了突出一人。「集中十九从军乐」指诗题给出的《陆放翁集》。在「兵魂销尽国魂空」的「千年」诗界,唯有陆游的诗集里,十分之九都是抒写卫国从军的渴望和欢慰的。所以末句「亘古男儿一放翁」,使足笔力推崇陆游是从古至今的诗人中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诗末梁启超自注云:「中国诗家无不言从军苦者,惟放翁则慕为国殇,至老不衰」,将诗意说得就更明确了。全诗写得极为概括凝练,雄直警策,这些都表现为「诗界千年」同「一放翁」的艺术对比所显示出的鲜明性。
梁启超格外推崇爱国主义和为国而战的「尚武精神」,他认为「中国人无尚武精神」,表现在诗里,则所谓「诗界千年靡靡风」,因而他倡导「诗界革命」,欲改造文学,振作民气,达到救国拯民的目的。这首诗可说是其发自心声之作。
一般说,写应酬诗要受到各种限制,诗人的才情难以得到充分发挥,一部《全唐诗》,这类作品所占比例不小,然而可以称得上杰作的却少得可怜。李贺此诗写来身手不凡,素来受人称道。
全诗共分三段,前六句为第一段,写二人联骑造访。第一句指二人所穿的官服,唐代制度,六品、七品官服绿,八品、九品官服青。第二句指坐骑装饰的华贵。接着写车轮声、马蹄声由远而近,隆隆盈耳,韩愈、皇甫湜入门下马,神态慷慨轩昂。李贺从屋里迎了出来,原来是两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东京才子”,“文章巨公”,指皇甫湜、韩愈。这段实写作者眼中所见,耳中所闻,人物神情俨然可辨,绘声绘色地形容出诗题所规定的内容。
中间四句为第二段,着重赞颂二人的学识和文名。韩愈及韩门弟子是中唐文坛上的一支生力军,他们在艺术上有一显著特点,就是务求奇险。李贺有意仿效韩体,以雄健的笔力,磅礴的气势,概括韩派诗文宏阔雄奇的艺术境界。四句诗说了他们学识的丰富,思想的奇伟,文名的威大,工力的精深。不说满腹经论,偏说胸中罗列满天星斗;不说光焰万丈,偏说天之精气充塞其中;不说声名卓著,偏说声摩空;不说彩笔生花,偏说天无功。诗人张开想象的翅膀,上天入地,“精鹜八极,心游万仞”。竭力调动神话世界中瑰奇景物来弥补现实世界的贫乏与不足。从这一点上说,李贺此诗与韩愈《调张籍》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钱锺书认为“笔补造化天无功”一语,“不特长吉精神心眼之所在,而于道术之大原,艺事之极本,亦一言道著矣。”这里牵涉到一个深刻的美学命题,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艺术中造境之美,是自然景物所没有的,所谓“天无功”而有待于“补”(详见《谈艺录》十五),从中可以领会到李贺诗歌创作力避平庸凡近的创作心理。这四句诗对韩愈及韩派诗文作出了一个极高的评价。
最后四句为第三段,写自己的处境与抱负。这四句诗有一个共同点,即处处写自己的穷愁失意,如“感秋蓬”、“死草”、“垂翅”,又处处暗示自己不甘没落,向往腾达发迹之日,如“生华风”、“附冥鸿”、“作龙”。其中很大一个愿望是恳请二位名公对自己的困顿援之以手,加以提携,因此,有意识地以自然事物的转折变化,“死草生华风”、“垂翅附冥鸿”、“蛇作龙”,来表达自己迫切希望改变命运的强烈渴求。《唐摭言》卷六说:“韩文公、皇甫湜,贞元中名价籍甚,亦一代之龙门也。”意思说韩愈、皇甫湜具有很高的名望,只要是被他们二人接待和援引的人,也就如同“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李白《与韩荆州书》)。原来,唐代文人想要取得功名,在科举考试中获捷,必须遍诣名公贵人,得到他们的荐引,然后才有成功的可能。韩愈、皇甫湜既有名人的头衔,为人又很热心,二人不待李贺诣见,主动上门看访,李贺在深受感动之后,向他们提出恳求,也就成为本诗一个重要的内容了。
就应酬诗而言,此诗在章句、措辞安排上是十分得体的。全诗十四句,前十句以韩愈、皇甫湜的来访为表现内容,体现了对客人的敬重。第二段四句诗承五、六两句“东京才子,文章巨公”加以生发,对来客作出很高又很得当的赞颂。最后四句以“庞眉书客”过渡,眉目十分清楚。在向客人表达自己的愿望时,语辞诚恳,不失身份。诗歌的另一特点,就是句法、音调、气势与朝愈诗歌很相象,比喻奇特,想象丰富,尤其“笔补造化天无功”一句,议论精辟,千古不易,曾使后人为之击节叹赏(见《苕溪渔隐丛话》引王直方语)。
这首诗虽然是一气呵成的,但经过精心的构思,感情丰富,跌宕多姿,想象新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