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雨后池塘图。
首句展示的是雨后池上的静态美。第一句写雨后池塘水面的平静，只淡淡地出一“平”字。如果只读这一句，会觉得它过于平常，但在这句之后紧接以“淡磨明镜照檐楹”，却境界顿出。“淡磨”二字颇可玩味。施者是雨，受者是池面，经雨洗涤过的池面，好比经人轻磨拂拭过的明镜，比中有比，比中有拟人，这就使“水如镜”这一浅俗的比喻有新鲜之感。不仅能使读者感受到雨后池上异常平静、明净的状态，并能进而联想到前此蒙蒙细雨随着微风轻拂池面的轻盈柔姿。“淡磨明镜照檐楹”，创造的正是非雨后池塘莫属的艺术境界。与此相适应，这两句语势平缓，无一字不清静，连略带动感、略为经意的“淡磨”二字，也一如字面，给读者以一种轻淡的心理感受，显得毫不着力。
三四句由静而动，进一步写雨后池上的动态美。东风忽起，舞动池边的垂杨，吹落垂杨柔枝细叶上缀满的雨滴，洒落在池中舒展的荷叶上，发出一阵清脆细密的声响。这里，诗人笔下荡漾的东风、婆娑起舞的垂杨、荷心的万点声，无一不具有一种流动的韵致和盎然的生意，与前二句相比，别是一番情趣。与此相随，语势节奏也由平缓而转向急促，字字飞动起来。“忽起”二字，首先造成突兀之势，展示出景物瞬息间由静而动的变化，给人以强烈的动感；随后再用“更作”二字作呼应回旋，造成一种急促的旋律，从而把上述有形的与无形的、动态的和声响的景物联贯起来，组成一幅形声兼备的艺术画卷。
雨后池上景物之美，诗人既写其静态，又写其动态，不仅显得丰富多姿，而且构成对比，收到以静显动，以动衬静，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首句平直叙起，次句从容承之，而以第三句为主，尽宛转变化工夫，再以第四句发之，本是约句的一般造法（见《唐音癸签》卷三引杨仲弘语）。诗人用这一方法巧妙安排，使语言结构形式与内容和谐统一，成因势置景、笔随景迁之妙。
这首词不仅刻画了歌女柔奴的姿容和才艺，而且着重歌颂了她的美好情操和高洁人品。柔中带刚，情理交融，空灵清旷，细腻柔婉，是这首词的风格所在。
上片总写柔奴的外在美，开篇“常羡人间琢玉郎，天教分付点酥娘”，描绘柔奴的天生丽质、晶莹俊秀，使读者对她的外貌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真切而又寓于质感的印象。
“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这句的意思是：柔奴能自作歌曲，清亮悦耳的歌声从她芳洁的口中传出，令人感到如同风起雪飞，使炎暑之地一变而为清凉之乡，使政治上失意的主人变忧郁苦闷、浮躁不宁而为超然旷放、恬静安详。苏词横放杰出，往往驰骋想象，构成奇美的境界，这里对“清歌”的夸张描写，表现了柔奴歌声独特的艺术效果。“诗言志，歌咏言”，“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班固《汉书·艺文志》），美好超旷的歌声发自于美好超旷的心灵。这是赞其高超的歌技，更是颂其广博的胸襟，笔调空灵蕴藉，给人一种旷远清丽的美感。
下片通过写柔奴的北归，刻画其内在美。换头承上启下，先勾勒她的神态容貌：“万里归来颜愈少。”岭南艰苦的生活她甘之如饴，心情舒畅，归来后容光焕发，更显年轻。“年愈少”多少带有夸张的成分，洋溢着词人赞美历险若夷的女性的热情。“微笑”二字，写出了柔奴在归来后的欢欣中透露出的度过艰难岁月的自豪感。“笑时犹带岭梅香”，表现出浓郁的诗情，既写出了她北归时经过大庾岭的情况，又以斗霜傲雪的岭梅喻人，赞美柔奴克服困难的坚强意志，为下边她的答话作了铺垫。
最后写到词人和她的问答。先以否定语气提问：“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陡转，使答语“此心安处是吾乡”更显铿锵有力，警策隽永。白居易《初出城留别》中有“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种桃杏》中有“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等语，苏轼的这句词，受白诗的启发，但又明显地带有王巩和柔奴遭遇的烙印，有着词人的个性特征，完全是苏东坡式的警语。它歌颂柔奴随缘自适的旷达与乐观，同时也寄寓着作者自己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
这首词中以明洁流畅的语言，简练而又传神地刻画了柔奴外表与内心相统一的美好品性，通过歌颂柔奴身处逆境而安之若素的可贵品格，抒发了作者在政治逆境中随遇而安、无往不快的旷达襟怀。
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
第一句是对菊花的描写。轻肌、弱骨这样的字眼，带有一定的拟人色彩，主要是诗人的主观感情的外射。葩，就是花。这一句从肌、骨，一直写到花本身，是全面的概述。
第二句是对花的姿态的更一步描写。如果说第一句是总写的话，那么这一句就是对花蕊的色彩的具体描写，以显示其美。
三、四句要结合起来看。大意是：菊花是能够延年益寿的药，她在百草摧折的时候，才开始开花。是对菊花的品性的赞叹。菊花的品性主要是晚开。前人有诗句“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后更无花”，主要就是针对菊花的这一品格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