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首词写美人的姿态。上片写她的妆束：碧兰、轻飘、透亮、垂地的罗衣，真如仙女飘行于云彩之间，与白居易“风吹仙袂飘飘举”意境相似。下片写她的神态：吹箫、折花，含颦缓步，有情无力，完全是封建时代士大夫眼中的仕女形象，虽无深刻词意，然有美的图景。

　　这首《永遇乐》是送茂嘉赴调。起头句掷地有声，仿佛一个家族精神的宣言。根据宋代的有关规定，地方官吏任期届满，都要进京听候调遣，如果没有特殊原因，另予调遣时，都会升官使用。所以这是一件喜事，是一次愉快的分别。因为这是送同族兄弟出去做官，稼轩颇有感触，便说起他们辛家门的“千载家谱”。“烈日秋霜，忠肝义胆，千载家谱”，词的一开头就掮出家谱，说辛家门先辈们都是具有忠肝义胆的人物，而且他们都禀性刚直严肃，如“烈日秋霜”，令人可畏而又可敬。“烈日秋霜”，比喻风节刚直，如《新唐书·段秀实传赞》：“虽千五百岁，其英烈言言，如严霜烈日，可畏而仰哉。”

　　词的开头三句“自报家门”，倒不是虚夸，而是有史为证的。辛氏是一个古老家族，传说夏启封支子于莘，莘、辛声相近，后为辛氏。商有辛甲，一代名臣，屡谏纣王，直言无畏。辛家世代刚烈正直，忠诚不阿，如酷暑烈日、寒秋严霜，烈日、严霜与“辛”之间的共通点触发了下文。“戏赋辛字”，从自己姓辛这一点大发感慨与议论，以妙趣横生的戏语出之，而又意味深长。辛氏的家族史被词人以“一笑君听取”后的三句话来概括，句句不离“辛”字。辛家人的功业都是艰辛创立的。其间饱尝悲苦，命运总是艰苦辛酸。在概括的基础上，稼轩又对“辛”字所包含的辛辣之意加以发挥，椒桂的辛辣让一般人不堪忍受，就像个性辛辣之人让人避而远之。这里，与其说是对辛氏家族成员个性的一般概括，不如说是词人的夫子自道。他才大气高、刚直不阿，容易与世龃龉，不为人所容，正是这样的个性导致了仕途坎坷、屡遭弹劾。

　　后句对家族历史命运的回顾自然引出下片与其他家族的比较，由其他家族的显赫引出官运、仕途的话题，进而回到词作送弟赴官的主题上。“芳甘浓美”因上片的“辛辣”而发，这一层表面的口感比较暗示了家族命运之迥异。看看别人世代显要、门第生辉，而这样的美事总轮不到辛家，自己就是一个仕途多舛的例证，所以希望就寄托在即将远行赴任的族弟身上了。唐人韦应物《示全真元常》诗云：“宁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苏轼苏辙兄弟读此诗很有感触。他们憧憬风雨夜兄弟对床而眠的生活，相约早日退隐，共享闲居之乐。作者用“对床”之典一方面流露出依依惜别的兄弟情谊，而另一方面却以一个坚决的“休忆”否定了对退隐、闲居的向往。光宗耀祖、改变家族命运的事业要靠远行之人来完成。他必须勇往直前，不能回顾流连。稼轩其他的送别之作多勉励人建功立业，匡救国家，而这一次至少从字面看是为光耀门楣。

　　“靴纹绉面”，典出欧阳修《归田录》：北宋田元均任三司使，请托人情者不绝于门，他深为厌恶，却又只好强装笑脸，虚与应酬。曾对人说：“作三司使数年，强笑多矣，直笑得面似靴皮。”茂嘉赴调，稼轩祝贺他高升，自是送别词中应有之意。而用“靴纹绉面”之事，于祝辞里却有讽劝。实际上是说：官场有官场的一套，做大官就得扭曲辛家的刚直性格，那种逢人陪笑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呢。到头来也会后悔的。

　　全词就像在写兄弟二人在聊家常，气氛亲切、坦诚，语言风趣优美，从开头到结尾都在围绕姓氏谈天说地，把“辛”这一普通姓氏解说得淋漓尽致，寓化于谐，明显地表现出作者通过填词来抒发感情，发表议论的这一进步倾向，这对于传统的词作来说，有点格格不入。但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表现手法，都不失为值得肯定的尝试。

　　这首诗的前两句运用张俭和杜根的典故，揭露顽固派的狠毒，表达了对维新派人士的思念和期待。后两句抒发作者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雄心壮志。全诗表达了对避祸出亡的变法领袖的褒扬祝福，对阻挠变法的顽固势力的憎恶蔑视，同时也抒发了诗人愿为自己的理想而献身的壮烈情怀。

　　“望门投止思张俭”这一句，是身处囹圄的谭嗣同记挂、牵念仓促出逃的康有为等人的安危，借典述怀。私心祈告：他们大概也会像张俭一样，得到拥护变法的人们的接纳和保护。

　　“忍死须臾待杜根”是用东汉诤臣义士的故事，微言大义。通过运用张俭的典故，以邓太后影射慈禧，事体如出一辙，既有对镇压变法志士残暴行径的痛斥，也有对变法者东山再起的深情希冀。这一句主要是说，戊戌维新运动虽然眼下遭到重创，但作为锐意除旧布新的志士仁人，应该志存高远，忍死求生。等待时机，以期再展宏图。

　　“我自横刀向天笑”是承接上两句而来：如若康、梁诸君能安然脱险，枕戈待旦，那么，我谭某区区一命岂足惜哉，自当从容地面对带血的屠刀，冲天大笑。“让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对于死，诗人谭嗣同早有准备。当政变发生时，同志们曾再三苦劝他避居日本使馆，他断然拒绝，正是由于他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所以才能处变不惊，视死如归。

　　“去留肝胆两昆仑”对于去留问题，谭嗣同有自己的定见。在政变的第二天，谭氏待捕不至，遂往日本使馆见梁启超，劝其东游日本。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康有为）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他出于“道”（变法大业、国家利益），也出于“义”（君臣之义、同志之义），甘愿效法《赵氏孤儿》中的公孙杵臼和日本德川幕府末期月照和尚的好友西乡的行节，以个人的牺牲来成全心目中的神圣事业，以自己的挺身赴难来酬报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同时，他也期望自己的一腔热血能够惊觉苟且偷安的芸芸众生，激发起变法图强的革命狂澜。在他看来，这伟大的身后事业，就全靠出奔在逃的康、梁们的推动和领导。基于这种认知，他对分任去留两职的同仁同志，给予了崇高的肯定性评价：去者，留者。路途虽殊，目标则同，价值同高，正像昆仑山的两座奇峰一样，比肩并秀，各领千秋风骚。

　　全诗用典贴切精妙，出语铿锵顿挫，气势雄健迫人。诗中寄托深广，多处运用比喻手法，使胸中意气奈情的表达兼具含蓄特色。

　　此诗兴中有比，开头以寒泉水冷，浸淹野草起兴，喻周室的内乱与衰微。而这，亦写出了王子匄触景生出的悲情。接着以直陈其事的赋法，慨叹缅怀周京，充溢浓郁的悲凉之感。而三章的复沓叠咏，更是把这种悲凉之感推到了一个极点上。到了末章，却来了一个雨过天晴般的突然转折，说到周王朝鼎盛之时，万国朝拜的盛况。或者又如红楼中，经历过至盛的繁华之后，终落了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彼时穿了大红猩猩毡，行走于雪野中的落魄公子宝玉，大概也会想起往年家族极盛，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之时，梨香院女孩唱的那支“原来这姹紫嫣红开遍”的曲子。

　　此诗的前三章，是《诗经》中典型的重章叠句结构，各章仅第二句末字“稂”“萧”“蓍”不同，第四句末二字“周京”“京周”“京师”不同，而这又恰好在换韵的位置，易字目的只是通过韵脚的变化使反覆的咏唱不致过于单调，而三章的意思则是完全重复的，不存在递进、对比之类句法关系。第四章在最后忽然一转，这种转折不仅在语句意义上，而且在语句结构上都显得很突兀。因此古往今来，不乏对此特加注意的评论分析。有人大加赞赏，如清人陈继揆牛运震；也有人极表疑惑，如宋人王柏和今人向熹。持怀疑论者有一定道理，但除非今后在出土文物中发现错简之前的原有文句，否则这种怀疑本身仍将受人怀疑。何况检《国风》一百六十篇，就会发现虽然三章复沓叠咏的有不少，如《周南·樛木》《召南·鹊巢》《卫风·木瓜》《郑风·缁衣》等等，但三章复沓叠咏之后再加上句式不同的一章那样的结构并非一无所见（如《邶风·燕燕》即是）。语句部分重复在《国风》、《雅颂》中也可以找出一些（如“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就见于《鄘风·蝃蝀》《邶风·泉水》《卫风·竹竿》三篇中），更不能据此径自说某句是某诗的错简。并且，此诗第四章的前两句与前三章的前两句相比较，“昔时苗黍，今则苞稂；昔时阴雨，今则冽泉”（清陈继揆《读诗臆补》），可谓“字字对照，直以神行”（清陈震《读诗识小录》），在内容上也是互有关联的。正是因为以寒泉浸野草喻周室内乱势衰的比兴加上慨叹缅怀周京直陈其事的赋法本身已具有很强烈的悲剧感，而三章复沓叠咏使这种悲剧感加强到了极点，所以末章雨过天晴般的突然转折，就令人产生非常兴奋的欣慰之情，这样的艺术效果当然是独具魅力的。从这一点上说，完全有理由将《下泉》一诗置于《国风》的优秀篇章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