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早期的五言古诗,具有一种近于民歌的素朴风格,很耐人寻味。话不在多,意不在巧;平平淡淡地说来,却如一曲纯净的旋律,一往情深。
这首诗前后分为两段。前四句似乎是一直凝住在一点上;后四句却忽然开展,高飞于千里之外;仿佛晴空丽日,山河原野,都在怀抱之中,一步紧似一步。所谓一泻千里,略无沾滞。先分析这凭空而来的力量,到底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李白《望天门山》诗:“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直北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这后二句自然是名句,然而得力之处又正在第二句上。江水浩浩东流,又生生的北折过来,这力量全在一个“直”字,全诗到此使人为之凝神沉默;而下两句的风流才得翩然无碍。一收一纵,原是文章的自然规律,但却难在如何才能有一个如此凝神沉默的时刻。“万木无声待雨来!”正是因为凝神到了极点,沉浸在毫无声息之中,所以“雨来”才有了极大的声势。一切结果都蕴藏在原因之中,而人们却往往只见到结果;一切发展都包含在一个飞跃的起点上,这便是人们为之凝神的时候。说到这里,这前面四句就反而成为全诗力量的源泉了。再看这四句,始终没有离开眼前这条路上,而只在这条路上产生了一段沉默的凝想。这是一段事实,却又是已经过去了;过去的事本来也算不了什么,可是晏几道《临江仙》词说:“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当时明月的皎洁岂不同于前日的风雪,而“故人从此去”自是从此归去也。一个如彩云般归去,一个在风雪中消逝;所不同的是明月彩云给你以清丽的陶醉,故人风雪常给人以深入的沉思;前者把美完全显示给人们,后者则把它藏在古旧的大衣里。于是更不能不深思沉默,这便是令人异常凝神的缘故。前日的路上已完成了一个故人的归去,这条路在完成了这人的归去后,便也随着那行人足迹的消失而消逝。至于今日的路呢,则还在未可知之数。所以“前日风雪中”正是连路全都埋在飘飘的积雪之中了。那么今日所见之路则不是前日所见之路。人们对于这过去的留恋,正由于人们对于这完成的赞美;“流水今日,明月前身”,水还是这条水,月还是这个月,而司空图却才是真正解人。在一切变动发展中,诗人往往正是捕捉住那最凝神的一点。“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寒鸦匆匆地飞过,那日影自然留不住。过去的总是过去了,却留下了这一点美妙的因缘;那么今日之路,还空在那里,不能不令“我欲渡河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既然发了,则直飞而去。所以一渡河水,其实就已到了故乡;未说“高飞”,早已飞向远处。“河水深无梁”一句等于是把那弓弦再扣紧一下,这支箭便夭夭的直上晴空了。
前四句本是一段事实,却反而成为幻想;后四句原是幻想,却反而如此真实。艺术的真实性,在这里正依据着美的辩证法则,把平凡的语言,化为无尽的言说。
这是一首和诗,诗人闲话家常,回答友人刘遗民的提问,并对其表示安慰和劝勉之意。
在陶渊明的众多诗文中,《和刘柴桑》向来被人们认为是讨论陶渊明与佛教关系的重要作品,而有人认为历来将其与陶渊明“雅不欲予莲社”相联系得出陶渊明反佛之说实为误读。清代吴瞻泰《陶诗汇注》谓“此诗为庐山无酒而发”,张玉榖看作是“别刘归家和刘之作”(《古诗赏析》),方东树《昭昧詹言》却说是“和刘即自咏”。见仁见智的理解中,却折射出这首诗歌的潜在容量与张力。题材上,这是首田园交游诗,融田园诗、交游诗于一体,首四句、末八句畅叙交游,中间八句共话田园。
诗歌前四句组成一个独立整体。“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为刘柴桑的问语,“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是陶渊明的答语,二者浑然地融于一体。援引他人的问语入诗,一问一答,是陶诗的新创。陶诗《饮酒二十首》(其九)“褴褛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直接镶田父语入诗;《九日闲居》“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直接援引旁人的规劝语入诗,而不是陶渊明的自述语。前两句“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相问,后两句“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作答。陶渊明以“爵”、“虚罍”自比,表示不愿受尘垢的沾染;“寒华”比喻入仕的营苟之人,“徒自荣”表明陶渊明不愿效仿他们,人各有各的操行。从这四句一问一答的方式看,可能在此之前曾有人劝仕过陶渊明(如《归去来兮辞》序云:“亲故多劝余为长吏”),陶渊明作了这首诗表明长期归隐的心迹,算作回答。这种问答体的写作范式,对后来杜甫 “三吏三别”的创作影响很大。
“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是兴来之笔,半空劈面而至;“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陡然作答,前句淡然,后句紧促,奠定了全诗的内容基调。下句“良辰”、“奇怀”紧承“未忍言索居”而来,是“未忍”的落脚点;“挈杖”、“西庐”展现的是隐居之人、之境的惬意、悠然。整体构筑而出的是一幅人、物交相而织的静穆画面。这种静谧随着一“入”一“还”,顿时洋溢着的仿佛满是动感,微微起伏着,荡漾着。这一“入”一“还”,带着鲜明的方向感,仿佛由画面的一个小角边缘向中央延展。“入”动作轻快敏捷,“还”行动缓慢蹒跚,在同一组动态的画面中构成鲜明的比照。一急一缓,朝着同一方向进发,目标的指向上传递而出的是同一种浓郁的归宿感,一种自然、温馨、心灵的归宿。“良辰”给人的是扑面而来的自然春光,下句“新畴”、“谷风”、“春醪”的田园风光,就围绕着“良辰”而展开。“良辰”成了中间八句田园写景的“诗眼”。“奇怀”情意深长,耐人寻味。陶渊明嗜奇,爱读奇书,好采“奇”字入诗。“奇翼”、“奇文”、“奇歌”、“奇光”、“奇姿”、“奇绝”、“奇踪”等意象,在其笔端层出不穷,铸造奇幻纷纭的精彩世界。
如果说“良辰入奇怀,挈杖还西庐”展示更多的是幽雅、闲适,那么“荒途无归人,时时见废墟”就顿然衰败不堪了。“荒途”、“无归人”、“时时”、“废墟”,字字用力,着墨狠重。显然前后两组镜头有着天壤之别,但却又都是真实的描绘,是诗人“挈杖还西庐”途中所见的真实写照。诗人所处的江州为东晋军事重镇,屡经桓玄、卢循叛军的蹂躏掳掠。诗人也不止一次地描绘过这种衰败:“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徘徊丘垅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馀”(《归园田居》其四)、“阡陌不移旧,邑屋或时非。履历周故居,邻老罕复遗”(《还旧居》)。回看这些诗,语气外似平淡,但一个个狠重、密集的衰败意象攒集,其力透纸背的力量也绝不逊于“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平淡之中,却足以穿透时空,传响于古今。这种“诗而史”的写法,表明诗人在欣赏着“良辰入奇怀”的惬意与飘然时,并未忘怀现实。他依然还在回答着“未忍言索居”中“未忍”的理由,亲旧固然是一方面,“良辰”也是一方面,但他最“未忍”忘却的恐怕要算是触目惊心的废墟了。留下来整饬这些时时可见的“荒途”与“废墟”,就成了他不“见招”于“山泽”的最大原由。“茅茨已就治,新畴复应畲”,清晰地展示着诗人整饬一新的景象;“谷风转凄薄,春醪解饥劬”,一种整饬后的劳累与欢愉溢于言表,跃然纸上。四句既是自然田园风光的描绘,也是一种社会风光的象征性写照。陶渊明并非真的忘却世事,在百事凋敝、儒业失传的年代里,他牢记“先师”遗训:忧道不忧贫,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着本分的事。弃官归隐后,他从事讲习之业(《感士不遇赋》序),传授门生。所以诗中“茅茨”、“新畴”,就不是简单的自然物象,而是如屈原《离骚》中“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蘅与芳芷”一样,兰、蕙、留夷、揭车、杜衡、芳芷,不仅仅是香草之名,而且成了诗人培养下人才的代名词。所以这四句写景之中,又暗蕴着比兴之体。
“栖栖”以下六句,作者又从大处上进行劝勉,回想尘世中的事,忙忙碌碌,而现在岁月已使人们彼此越来越远。耕田织布,只要自己够用,也没有过高要求。百年之后,身体与名声是都会被淹没的啊!这种人生苦短的思想自然有消极的成分,但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浮云富贵,敝屣功名的观点也好似一副清凉剂,对那些热衷于刀口上舔血的如蝇小人也是一篇极好的醒世之文。
全诗语言朴素,平白如话,娓娓道来,亲切感人,给人一种情真意切,平易随和之感。
《战国策·楚策四》记载的这一段史实,讲述的是庄辛见到楚襄王,大胆直言,规劝襄王终日与幸臣为伍,淫逸奢靡,不顾国政,郢都必危。襄王不但不听庄辛的忠言劝告,反而恶语相向,庄辛预料楚国必亡,于是避祸于赵国。秦果然攻克鄢、郢、巫、上蔡、陈之地,襄王流亡藏匿在城阳,楚国几乎遭到亡国之祸。于是,楚王派人招回了庄辛。庄辛以由小而大,由物及人的比喻,层层深入地告诫楚襄王为王的道理。庄辛最终说服了楚襄王。楚襄王封庄辛为成陵君,并用庄辛之计重新收复了淮北之地。
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庄辛以浅显生动、寓含深刻的层层比喻,以及前喻后正的手法,告诫楚襄王不能只图享乐,而应励精图治,"以天下国家为事",否则必将招致严重后患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