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妇问题，是利欲与人情之间矛盾冲突的一个尖锐的问题。诗词作者人人都很重感情，同时又都鄙薄利欲，因而在他们笔下就有许多描写这类题材的作品。最有代表性的，是李益的《江南曲》：“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诗中用“嫁与弄潮儿”的痴想表达商妇的痛苦，感情至为深切。江开此词虽不及李诗的含蓄隽永，但由于篇幅较长，因而对感情的剖析却更加细致。
章法安排上，这首词前半片偏重叙事，后半片偏重抒情，层次井然，条理清晰。上半片叙述商人的丽次外出：“春时江上廉纤雨，张帆打鼓开船去。”“秋晚恰归来，看看船又开。”中间虽有“秋晚恰归来”一句，但说“恰归来”，说“船又开”，可见其间的间隔是极短暂的。因此，上半片其实就是“朝朝误妾期”的具体描述。
下半片抒情，吐露的是商妇情绪的三个方面：“嫁郎如未嫁，长是凄凉夜”倾诉守空房的孤独；“情少利心多”指责商人情薄；“郎如年少何”慨叹青春虚度。不过，读这首词，我们不仅要看到它条理极清楚，还应当看到它照应极严密。比如，上半片说“春时”出去，“秋晚”归来，那么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商妇是独守空房的，何况眼下“看看船又开”，这一出去，不知何时才能回来。这些描写，实际上就是“嫁郎如未嫁，长是凄凉夜”的最具体、最生动的反映。上半片中关于春去秋归的叙述，实际上是商人全年行踪的概括，而结尾处“郎如年少何”所抒发的青春难久的感叹，就正是一年年韶华虚度的必然结果。《七颂堂词绎》说：“古人多于过变乃言情，然其意已全于上段。若另作头绪，不成章矣。”这首《菩萨蛮》上、下两片分工明确，但下片之情全本上片，上片之事又处处含情。其布局之精巧，可谓如出天工。
这首词的用字也很有表现力，如：首句写别离的时令气候：“春时江上廉纤雨”，春天是人们最动感情的时候，适于此时离别，已经倍觉伤神；不料又遇上“廉纤雨”，淅淅沥沥，自然更添凄凉。第三句用“秋晚”二字渲染衰飒的环境气氛，同时又正好成为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写照。另外，这一句说“秋晚恰归来”，下一句接写“看看船又开”，“恰”字同“又”字的配合，对主题的表达也极有力量。再说，“看看”二字传达女主人公在商人又将离去时的心理，使读者看到她前番离情未酬，此番分手在即时怯别的情绪，也极富形象性和表现力。又如，上半片连用两次“开船”，构成商人不断离去的气氛，下半片中“嫁郎如未嫁”、“情少利心多”两句各自形成对比，在揭不人物内心世界方面，也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此词采用白描的手法，以直抒胸臆的方式，通过对“待月”的过程与当时心理变化的描绘，刻画出作者不可一世的霸主形象，形象地传达了他横厉恣肆的胸怀。
上片起处采用苏轼《采桑子·多情多感仍多病》和李白《北风行》两首词中“停杯”、“停歌”的句式，描绘了作者等待月亮升起时的焦灼、急迫心态。而第二句的“不知何处片云来，做许大、通天障碍”则点出了由于“片云遮月”，使得“待月”的愿望落空，由此造成作者的愤怒之感油然而生，下片则具体描绘作者的愤怒与奋争。上下片用因果关系串联，使之衔接紧密，行文颇具内在的逻辑张力。
下片起句“髯虬捻断，星眸睁裂”，极尽其夸张能事，用两个过激的动作表现，衬托出作者当时心情的起伏不平，描绘了一个“怒发冲冠”的愤怒形象。而“唯恨”两字，又直白地道出了作者内心强烈的愤懑，语气咄咄逼人，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使读者自然而然地跟随着词句，想象出人物当时的情景，如身临其境，从而很好地完成了人物形象的立体化塑造。而最末“一挥截断紫云腰”句，尽显其英勇豪迈气概，一股气吞山河的雄霸之气跃然纸上。
综观全篇，作者以自己待月心情的从渴望到失望，再转而为愤怒的过程为经，以时间的变化线索为纬，交织成一幅“霸主待月”的图景，“由小见大”，烘托出作者的雄谋大志，其势锐不可当。
这首词的显著特色，在于铲尽浮词，直抒本色。就语言来说，它语语本色、自然，不着色相，不落言诠，毫无词中惯见的那种文绉绉、酸溜溜的陈腐气，更无充斥词坛的那种绮罗香泽的脂粉气。就格调来说，它豪横骏爽，剑拔弩张，桀骜之气溢于辞表，与旖旎作态、扑朔迷离的所谓传统格调是绝缘的。这一点，在词的下片表现得尤为突出。所以，《艺苑雌黄》说它“俚而实豪”，完颜亮的词，现存四首，大都有这种横空出世的气概。这首词的直抒本色，还表现在它自然地、真实地写出了作者自己的真面目、真性情。清人沈祥龙《论词随笔》说：“古诗云：‘识曲听其真。’真者，性情也。性情不可强，观稼轩词知为豪杰，观白石词知为才人。其真处有自然流出者。词品之高低，当于此辨之。”完颜亮的这首词，也同样是真性情的流露，观其词则知其为强横而进取的霸星。他“为人傈急，多猜忌，残忍任数”，“颇知书，好为诗词，语出辄崛强慭慭，有不为人下之意”。他在为藩王时，就久怀谋位之心，曾有题扇诗曰“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又有述怀诗曰“等待一朝头角就，撼摇霹雳震山河”，终以利剑弑熙宗完颜亶而自立。得志之后，又蓄谋侵宋。《鹤林玉露》说：柳永《望海潮》咏钱塘之词流播，“金主亮闻之，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他曾使画工图临安（杭州）城邑及吴山、西湖之胜，而于吴山绝顶“貌己之状，策马而立”，并题诗其上，有“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句。这首《鹊桥仙》，均与同格调、同气魄，自然而真实地流露了作者的强横而进取的真形象、真性情。“停杯”、“停歌”云云，已给人以箭在弦上引而待发之感，隐含一股威慑之力；“虬髯”“捻”而至“断”，“星眸”“睁”而至“裂”，其沉雄剽悍的形象性格已和盘托出；“唯恨剑锋不快”，益见其横狠；“一挥”两句，更如骄马弄环，千里之志，一望而知。文学作品，贵真实，贵自然。这在词中却是比较难以做到的，而完颜亮的这首《鹊桥仙》，却能兼而有之，这正是它的艺术生命力之所在。
从人性的前提推导政治，具体说，从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的仁心推导仁政。由于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所固有的，所以，仁政也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孟子的思路。
孟子的推导仍然是为了推行他那毕生的追求，即“仁政”理想。但他的推导本身似乎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倒是他那推导的前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仁义礼智”都发端于这种“不忍人之心”的看法，更是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性善论”的理论基础和支柱。
孔子曾经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意思是说，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因为教养的不同，便相差很远了。 但孔子既没有说相近的人性是什么，是善还是恶，也没有展开论述。而且，从我们的理解来看，孔子还主要强调的是后天教养的 一方面。
孟子就不同了，他不仅展开了论述，指出了那相近的人性就是发端仁义礼智的“不忍人之心”，而且还举出了生动的例证论证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所固有的。没有它，简直就不是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孟子的人性理论的确是“先验论”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因为他把“仁义礼智”这些社会性质的道德观念说成是人的天性里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甚至带有生理性的色彩。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孟子也不是完全否认后天培养的作用。因为他认为“不忍人之心”包含四个方面，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简称即为“四心”。而这“四心”只是“仁义礼智” 这四种道德范畴的发端，或者说“四端”。这“四端”就像刚刚燃烧的火或刚刚流出的泉水一样，还需要“扩而充之”才能够发扬光大。不然的话，就会熄灭或枯竭。“扩而充之”也就是后天的培养，也就是“习相远”。
所以，从理论基础来说，孟子的确是从天赋性善论（“四心”）推导出天赋道德论（“四端”），再推导出“不忍人之政”（仁政）。但从实践来说，他还是重视后天努力（“扩而充之”）的作用的。而且，撇开关于先天还是后天、唯心还是唯物的抽象讨 论，联系到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状况来历史地看问题，主张人性本善，强调天赋道德，推行仁爱政治，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诗题《秋夕读书幽兴，献兵部李侍郎》表现了诗人于秋夕读书之时产生的微妙感觉。“夕”是个值得玩味的词。“夕”表示时间，指的是夜晚，如“除夕”是指大年三十晚上。杜牧《秋夕》诗：“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也是指夜里看星星。这首诗中和读书相关联的是“览卷试穿邻舍壁，明灯何惜借馀光”，这两句诗用了匡衡凿壁引光的典故，自然这也是夜晚。也有人认为“明灯何惜借馀光”是用了“余光”的典故。《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臣闻贫人女与富人女会绩，贫人女曰：我无以买烛，而子之烛光幸有余，子可分我余光，无损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也有一定道理。但匡衡凿壁便有“借光”的意思了，后句是申明前句之意，而不必叠床架屋，再用一个典故了。
审视岑参此诗的意思，其“幽兴”便是由读书借光联想到升迁靠关系了。诗人先写自己“四十”始“为郎”有自伤身世之感。接着一句“雨滋苔藓侵阶绿，秋始梧桐覆井黄”，使他悟到，没有外力的作用，没有他人的提携，要想使自己的政治理想得以实现，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只有走“干谒”这条道路了。干谒在当时是很普遍的求官方式，就连岑参的好友“诗圣”杜甫也曾经上诗权贵，献赋天子，“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那么向何人献诗进行干谒呢？岑参想到的是李进。“惊蝉也解求高树，旅雁还应厌后行”明白地表达了自己欲选调之意。据研究资料，岑参与李进有一年时间同时在雍王府供职，虽然一个是品低职轻的文官，一个则是品高职重的武官。但是，李进虽为宗室，官大品高，然他“好从当时贤士游”，且好“赒人之急”，何况岑参亦非等闲之辈，其“识度清运，议论雅正，佳名早应，时辈所仰”（杜甫、裴荐《为补遗荐岑参状》），因而同府供事，彼此慕名结识、相为友善，已是自然之事了。于是，岑参于秋夕读书之时，生幽思之兴，发慨叹之辞，遂成佳句以献之。这里才婉转地点出了由读书而产生的“幽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