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撰写的《诗集传》二十卷(后人并为八卷)，是宋以后《诗经》的重要注本之一。他杂采《毛诗》《郑笺》及齐、鲁、韩三家之说，作以己意为取舍， 旨在探求《诗经》本义。这样，就使他的“传”打破了《毛诗序》的迷信，在理解上另辟蹊径。同时兼顾训诂与剖析义理，作以剖析义理为主，在阐释诗义上多所发明。这篇序文抓住有关《诗经》研究的几个带全局性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他既沿用《毛诗序》的说法，又引《礼记》加以补充，认为感物生情，情思生言， 由于充分表达感情的需要，就产生了合于音响节奏的诗。他强调“诗者，人心之感物作形于言之馀也”，突出客观外物的作用，对《毛诗序》“情动于中”的观点作了补充。
其次谈诗的教化作用。他根据感物形言有邪正是非的观点，把诗的教化分为两方面：一是在上的圣人“所感者无不正”，故作“足以为教”，这是上以诗化下的一面；一是常人所感虽杂，但“上之人”加以选择“思所以自反”， “作因有以劝惩”，这是以诗刺上的一面。这些观点，是对《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进一步发挥。他又指出， “昔周盛时”，诗教大兴；及至衰微，“遂废作不讲”。但诗教“被于万世”，在于孔子的删诗。这是强调圣人在发挥《诗》的教化作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再次谈诗的体制及其流变。朱熹认为，风、雅、颂体制的不同在于它们是不同性质的乐歌：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雅、颂是“朝廷郊庙乐歌之词”。他还沿袭郑玄《诗谱序》“正经”、“变风”、“变雅”的说法，对诗的流变加以具体阐释，并认为诗是“正”与“变”两方面的结合， “诗之为经”正在于这种结合，从作使“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作无一理之不具也”。这显然不同于《毛诗序》将“变风”、“变雅”仅仅归结为“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产物。特别是强调风诗乃“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变雅为“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等，发前人所未发，较之《毛诗序》显然更符合《诗》的创作情况。
最后谈学诗的基本原则。朱熹明确指出，学诗的途径首先是按照风、雅、颂的不同体制分别“求其端”、“尽其变”、“大其规”、“要其止”，也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诗的基本精神；然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即通过“章句”、“训诂”、“讽咏”、“涵濡”，来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最后， “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诗的教化作用就能落实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之中。把握诗的基本精神，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从作悟出“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鲜明地体现了宋学的时代精神。
以上所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诗》的教化作用、《诗》的体制及其演变、学《诗》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是朱熹研究《诗经》、撰写《诗集传》的指导思想，其核心固然是强调《诗》的教化作用。朱熹在宋代理学勃兴的背景下研究《诗经》，鉴于他在知行关系上坚持“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知行相须”，其中不乏可以拣拾的“真理颗粒”，故作在《诗经》的研究中往往能别出机杼，断以己意。这篇序文就超越了魏以来墨守《毛诗序》解《诗》的樊篱，明显地体现出对汉儒的诗学观念的修正和突破，从作成为《诗经》研究中的一篇重要文献。
这篇序文在写法上也颇具特色。全文采用问答方式，通过四问四答， 自然地转移论题，使得论题醒目、条理井然，加之论说透辟、浅显，语言整饬、精炼，成为古代序文的名篇长久流传。
注释
注释
“人生而静”四句：语出《礼记·乐记》。孔颖达疏： “言人初生未有情欲，是其静禀于自然，是天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者，其心本虽静，感于外物而心遂动，是性之所贪欲也。自然谓之性，贪欲谓之情，是情别矣。”
“则言之所不能尽”句：语本《毛诗序》：“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
教：教化，教育感化。《毛诗序》：“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形于言之馀：形，表现。言之馀，言言之所不能尽。
郊庙：天帝神祇和祖先。
乡党闾巷：乡里和街巷。这里泛指民间。
巡狩：天子巡视诸侯所守之土。
黜陟：谓进退人材。黜，贬斥。陟，提升。
“降自昭、穆”二句：谓周自昭王、穆王之后，国势逐渐衰微。寖，逐渐。陵夷，衰落。
东迁：指周平王迁都洛阳。
籍：典籍。此指《诗经》。
刊：删。
“虽《周南》《召南》”句：意谓《周南》《召南》之诗，都是接受了周文王的教化而体现其美德。语本《毛诗序》。《周南》《召南》，《诗经》十五国风之首二篇。
“乐而不过于淫”二句：《论语·八佾》：“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丧。’”淫，指乐过分而失其正；伤，指哀过分而害于和。
自《邶》而下：指国风中《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十三国的风诗。
“而所谓”二句：意谓时世衰微，周初诸王之正风至此转为变风。正，正风，指反映周政兴盛的作品；变，变风，指反映周政衰落的作品。
成周之世：成王、周公当政之时。
“其语”二句：谓雅、颂的诗篇措词平和、庄重，含义宽厚、亲切。
法程：法则。
雅之变者：即变雅，和正雅相对，指《大雅》《小雅》中反映周政衰乱的作品。
恻怛：忧伤，指忧世伤时。
闭邪：阻绝邪恶。
“所以”二句：因此下合于人事， 上符于天道。浃， 洽，符合。
“本之二《南》”句：以《周南》《召南》为根本而探求其要领。
“和之于颂”句：由颂声求其和而达到适度。
昌：同“倡”，叹赏。
涵濡：浸润，仔细玩味。
“则修身及家”句：指学《诗》能把握住“察之情性隐约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的原则，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就能从《诗》中求得。
悉次：悉，尽、全；次，排列、编排。
淳熙四年丁酉：宋孝宗淳熙四年，即公元1177年， 岁次丁酉。
新安：唐以前郡名(治所在今安徽歙县)。朱熹为婺源人，婺源属新安郡，故题名多用新安。
朱熹撰写的《诗集传》二十卷(后人并为八卷)，是宋以后《诗经》的重要注本之一。他杂采《毛诗》《郑笺》及齐、鲁、韩三家之说，而以己意为取舍， 旨在探求《诗经》本义。这样，就使他的“传”打破了《毛诗序》的迷信，在理解上另辟蹊径。同时兼顾训诂与剖析义理，而以剖析义理为主，在阐释诗义上多所发明。这篇序文抓住有关《诗经》研究的几个带全局性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他既沿用《毛诗序》的说法，又引《礼记》加以补充，认为感物生情，情思生言， 由于充分表达感情的需要，就产生了合于音响节奏的诗。他强调“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馀也”，突出客观外物的作用，对《毛诗序》“情动于中”的观点作了补充。
其次谈诗的教化作用。他根据感物形言有邪正是非的观点，把诗的教化分为两方面：一是在上的圣人“所感者无不正”，故而“足以为教”，这是上以诗化下的一面；一是常人所感虽杂，但“上之人”加以选择“思所以自反”， “而因有以劝惩”，这是以诗刺上的一面。这些观点，是对《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进一步发挥。他又指出， “昔周盛时”，诗教大兴；及至衰微，“遂废而不讲”。但诗教“被于万世”，在于孔子的删诗。这是强调圣人在发挥《诗》的教化作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再次谈诗的体制及其流变。朱熹认为，风、雅、颂体制的不同在于它们是不同性质的乐歌：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雅、颂是“朝廷郊庙乐歌之词”。他还沿袭郑玄《诗谱序》“正经”、“变风”、“变雅”的说法，对诗的流变加以具体阐释，并认为诗是“正”与“变”两方面的结合， “诗之为经”正在于这种结合，从而使“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这显然不同于《毛诗序》将“变风”、“变雅”仅仅归结为“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产物。特别是强调风诗乃“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变雅为“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等，发前人所未发，较之《毛诗序》显然更符合《诗》的创作情况。
最后谈学诗的基本原则。朱熹明确指出，学诗的途径首先是按照风、雅、颂的不同体制分别“求其端”、“尽其变”、“大其规”、“要其止”，也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诗的基本精神；然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即通过“章句”、“训诂”、“讽咏”、“涵濡”，来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最后， “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诗的教化作用就能落实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之中。把握诗的基本精神，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从而悟出“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鲜明地体现了宋学的时代精神。
以上所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诗》的教化作用、《诗》的体制及其演变、学《诗》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是朱熹研究《诗经》、撰写《诗集传》的指导思想，其核心固然是强调《诗》的教化作用。朱熹在宋代理学勃兴的背景下研究《诗经》，鉴于他在知行关系上坚持“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知行相须”，其中不乏可以拣拾的“真理颗粒”，故而在《诗经》的研究中往往能别出机杼，断以己意。这篇序文就超越了魏以来墨守《毛诗序》解《诗》的樊篱，明显地体现出对汉儒的诗学观念的修正和突破，从而成为《诗经》研究中的一篇重要文献。
这篇序文在写法上也颇具特色。全文采用问答方式，通过四问四答， 自然地转移论题，使得论题醒目、条理井然，加之论说透辟、浅显，语言整饬、精炼，成为古代序文的名篇长久流传。
此诗前二句用“围棋局”“菜畦”作喻，描画长安城整饬、匀称的布局，笔直、宽敞的街道；后两句笔锋转向唐都政治活动的中心即大明宫，写早朝情景，以“一条星宿”为喻，写出火把之多，官员之众，仪礼之盛。此诗的描写具体生动，言简而意丰。
“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两先写天亮后所见，从鸟瞰的角度写长安的全貌与特点。唐代首都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宏伟的城市之一。它按照事先设计的规划施工修建，将全城分为宫城、皇城、坊里（即住宅区）三部分。宫城是皇宫所在地；皇城则是朝廷官员办公之处，城内的南北七街、东西五街排列着尚书省、御史台等各级官署；围绕宫城、皇城的一百一十四坊，以承天门为界，东西各占一半，南北十四条大街、东西十一条大街穿插在坊市中间，将城市分割为一块块的小方格，方格内分布着千百家居民、住户。“围棋局”、“种菜畦”的比喻，形象、生动地描绘出长安城纵横交错、整齐划一的建筑格局。作者之所以未按时间顺序描述，目的是从全局上突出长安建筑的独特，气魄的雄伟，让它在读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遥认微微入朝火，一条星宿五门西。”两句写拂晓前所见，选择百官上朝途中的一个场面，反映了京城的独特风貌。古代百官早朝时，必须在天亮前就赶到宫门，等候皇帝上殿。唐代自高宗以后，举行国家大典和接见百官的地方，由太极宫移至大明宫。作者在台上看到，远处百官上早朝时的灯笼、火把，像天空一条蜿蜒的恒星，向着大明宫的南门移动、伸展。这些微小、闪烁的火光，在黑夜中，与天上的星星相互辉映，增加了京城的神秘与宁静，而星宿的比喻，又与地上的天廷（即朝廷）有几分联系，显示出首都的尊严。一早一晚，一总一分，长安城的万千气象就尽集其了。
这首诗描绘了长安城内皇宫衙署、市民住宅，布局规整，不相混杂的风貌。
此诗前四句写景，以疏烟、明月、树木、微雨、落花、村落背景的怆凉衬托杜鹃的声声哀鸣，气氛极浓。后四句抒情，叙述自己本来已经伤心，听到杜鹃声就更悲伤了，因而产生了思家的念头。全诗基调激越，主体和客体两两相形，蕴露有法。
此诗一开始，诗人便以杜鹃自喻。杜鹃的声声嘶鸣，凄切动人，蕴含着自己的万古冤屈。
颔联写杜鹃生活之环境，诗人叠用六个名字，营造出了雾霭弥漫、烟雨迷茫、明月凄清、落花遍地的客观环境，这实际上是诗人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的曲折反映。现实世界知音难觅，诗人内心的冤屈无人可以申诉，也无人可以分担。这一联是写景。
诗的下半部分，明写自己的内心世界。诗人泪将干，魂欲断，自怨自艾，自惭自伤。因此，他深深责怪自己“谬从科试”作茧自缚。如今，听到杜鹃的声声哀啼，他越发思念家乡，甚至意欲远离仕途，回归家园。特别是诗歌尾联，虽然表面上是对自己的责怪，然而读者从中却可以体味到诗句的言外之意。仕途的险恶、科举的束缚、人生的无常，使诗人产生了抱负成空、年华虚度的精神苦闷。如果联系余靖的生平，就能领悟这诗句所包蕴的人生况味。余靖出身于仕宦之家，性聪慧，少年师从林和靖先生，23岁便进士及第，官至朝散大夫、守工部尚书、集贤院学士等。宋景祐三年（1036），因向皇帝上书为被贬的范仲淹辩护而遭贬。因而，诗人发出了“名缰惭自束，为尔忆家园”的感叹。
全诗托物寓怀，抒写了身世之感。以杜鹃的声声嘶叫表现诗人的万古之冤，用杜鹃声引发诗人“将干泪”、“欲断魂”体现诗人寸肠欲断的百结愁肠，表现了沉郁愁苦的感情基调。而且，诗中有杜鹃生长的自然环境的描写，诗人借此反映了所处的社会环境，这就使诗歌具有更深广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