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撰写的《诗集传》二十卷(后人并为八卷)，是宋以后《诗经》的重要注本之一。他杂采《毛诗》《郑笺》及齐、鲁、韩三家之说，作以己意为取舍， 旨在探求《诗经》本义。这样，就使他的“传”打破了《毛诗序》的迷信，在理解上另辟蹊径。同时兼顾训诂与剖析义理，作以剖析义理为主，在阐释诗义上多所发明。这篇序文抓住有关《诗经》研究的几个带全局性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他既沿用《毛诗序》的说法，又引《礼记》加以补充，认为感物生情，情思生言， 由于充分表达感情的需要，就产生了合于音响节奏的诗。他强调“诗者，人心之感物作形于言之馀也”，突出客观外物的作用，对《毛诗序》“情动于中”的观点作了补充。
其次谈诗的教化作用。他根据感物形言有邪正是非的观点，把诗的教化分为两方面：一是在上的圣人“所感者无不正”，故作“足以为教”，这是上以诗化下的一面；一是常人所感虽杂，但“上之人”加以选择“思所以自反”， “作因有以劝惩”，这是以诗刺上的一面。这些观点，是对《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进一步发挥。他又指出， “昔周盛时”，诗教大兴；及至衰微，“遂废作不讲”。但诗教“被于万世”，在于孔子的删诗。这是强调圣人在发挥《诗》的教化作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再次谈诗的体制及其流变。朱熹认为，风、雅、颂体制的不同在于它们是不同性质的乐歌：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雅、颂是“朝廷郊庙乐歌之词”。他还沿袭郑玄《诗谱序》“正经”、“变风”、“变雅”的说法，对诗的流变加以具体阐释，并认为诗是“正”与“变”两方面的结合， “诗之为经”正在于这种结合，从作使“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作无一理之不具也”。这显然不同于《毛诗序》将“变风”、“变雅”仅仅归结为“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产物。特别是强调风诗乃“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变雅为“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等，发前人所未发，较之《毛诗序》显然更符合《诗》的创作情况。
最后谈学诗的基本原则。朱熹明确指出，学诗的途径首先是按照风、雅、颂的不同体制分别“求其端”、“尽其变”、“大其规”、“要其止”，也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诗的基本精神；然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即通过“章句”、“训诂”、“讽咏”、“涵濡”，来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最后， “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诗的教化作用就能落实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之中。把握诗的基本精神，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从作悟出“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鲜明地体现了宋学的时代精神。
以上所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诗》的教化作用、《诗》的体制及其演变、学《诗》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是朱熹研究《诗经》、撰写《诗集传》的指导思想，其核心固然是强调《诗》的教化作用。朱熹在宋代理学勃兴的背景下研究《诗经》，鉴于他在知行关系上坚持“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知行相须”，其中不乏可以拣拾的“真理颗粒”，故作在《诗经》的研究中往往能别出机杼，断以己意。这篇序文就超越了魏以来墨守《毛诗序》解《诗》的樊篱，明显地体现出对汉儒的诗学观念的修正和突破，从作成为《诗经》研究中的一篇重要文献。
这篇序文在写法上也颇具特色。全文采用问答方式，通过四问四答， 自然地转移论题，使得论题醒目、条理井然，加之论说透辟、浅显，语言整饬、精炼，成为古代序文的名篇长久流传。
注释
注释
“人生而静”四句：语出《礼记·乐记》。孔颖达疏： “言人初生未有情欲，是其静禀于自然，是天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者，其心本虽静，感于外物而心遂动，是性之所贪欲也。自然谓之性，贪欲谓之情，是情别矣。”
“则言之所不能尽”句：语本《毛诗序》：“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
教：教化，教育感化。《毛诗序》：“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形于言之馀：形，表现。言之馀，言言之所不能尽。
郊庙：天帝神祇和祖先。
乡党闾巷：乡里和街巷。这里泛指民间。
巡狩：天子巡视诸侯所守之土。
黜陟：谓进退人材。黜，贬斥。陟，提升。
“降自昭、穆”二句：谓周自昭王、穆王之后，国势逐渐衰微。寖，逐渐。陵夷，衰落。
东迁：指周平王迁都洛阳。
籍：典籍。此指《诗经》。
刊：删。
“虽《周南》《召南》”句：意谓《周南》《召南》之诗，都是接受了周文王的教化而体现其美德。语本《毛诗序》。《周南》《召南》，《诗经》十五国风之首二篇。
“乐而不过于淫”二句：《论语·八佾》：“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丧。’”淫，指乐过分而失其正；伤，指哀过分而害于和。
自《邶》而下：指国风中《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十三国的风诗。
“而所谓”二句：意谓时世衰微，周初诸王之正风至此转为变风。正，正风，指反映周政兴盛的作品；变，变风，指反映周政衰落的作品。
成周之世：成王、周公当政之时。
“其语”二句：谓雅、颂的诗篇措词平和、庄重，含义宽厚、亲切。
法程：法则。
雅之变者：即变雅，和正雅相对，指《大雅》《小雅》中反映周政衰乱的作品。
恻怛：忧伤，指忧世伤时。
闭邪：阻绝邪恶。
“所以”二句：因此下合于人事， 上符于天道。浃， 洽，符合。
“本之二《南》”句：以《周南》《召南》为根本而探求其要领。
“和之于颂”句：由颂声求其和而达到适度。
昌：同“倡”，叹赏。
涵濡：浸润，仔细玩味。
“则修身及家”句：指学《诗》能把握住“察之情性隐约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的原则，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就能从《诗》中求得。
悉次：悉，尽、全；次，排列、编排。
淳熙四年丁酉：宋孝宗淳熙四年，即公元1177年， 岁次丁酉。
新安：唐以前郡名(治所在今安徽歙县)。朱熹为婺源人，婺源属新安郡，故题名多用新安。
朱熹撰写的《诗集传》二十卷(后人并为八卷)，是宋以后《诗经》的重要注本之一。他杂采《毛诗》《郑笺》及齐、鲁、韩三家之说，而以己意为取舍， 旨在探求《诗经》本义。这样，就使他的“传”打破了《毛诗序》的迷信，在理解上另辟蹊径。同时兼顾训诂与剖析义理，而以剖析义理为主，在阐释诗义上多所发明。这篇序文抓住有关《诗经》研究的几个带全局性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他既沿用《毛诗序》的说法，又引《礼记》加以补充，认为感物生情，情思生言， 由于充分表达感情的需要，就产生了合于音响节奏的诗。他强调“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馀也”，突出客观外物的作用，对《毛诗序》“情动于中”的观点作了补充。
其次谈诗的教化作用。他根据感物形言有邪正是非的观点，把诗的教化分为两方面：一是在上的圣人“所感者无不正”，故而“足以为教”，这是上以诗化下的一面；一是常人所感虽杂，但“上之人”加以选择“思所以自反”， “而因有以劝惩”，这是以诗刺上的一面。这些观点，是对《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进一步发挥。他又指出， “昔周盛时”，诗教大兴；及至衰微，“遂废而不讲”。但诗教“被于万世”，在于孔子的删诗。这是强调圣人在发挥《诗》的教化作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再次谈诗的体制及其流变。朱熹认为，风、雅、颂体制的不同在于它们是不同性质的乐歌：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雅、颂是“朝廷郊庙乐歌之词”。他还沿袭郑玄《诗谱序》“正经”、“变风”、“变雅”的说法，对诗的流变加以具体阐释，并认为诗是“正”与“变”两方面的结合， “诗之为经”正在于这种结合，从而使“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这显然不同于《毛诗序》将“变风”、“变雅”仅仅归结为“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产物。特别是强调风诗乃“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变雅为“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等，发前人所未发，较之《毛诗序》显然更符合《诗》的创作情况。
最后谈学诗的基本原则。朱熹明确指出，学诗的途径首先是按照风、雅、颂的不同体制分别“求其端”、“尽其变”、“大其规”、“要其止”，也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诗的基本精神；然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即通过“章句”、“训诂”、“讽咏”、“涵濡”，来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最后， “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诗的教化作用就能落实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之中。把握诗的基本精神，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从而悟出“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鲜明地体现了宋学的时代精神。
以上所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诗》的教化作用、《诗》的体制及其演变、学《诗》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是朱熹研究《诗经》、撰写《诗集传》的指导思想，其核心固然是强调《诗》的教化作用。朱熹在宋代理学勃兴的背景下研究《诗经》，鉴于他在知行关系上坚持“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知行相须”，其中不乏可以拣拾的“真理颗粒”，故而在《诗经》的研究中往往能别出机杼，断以己意。这篇序文就超越了魏以来墨守《毛诗序》解《诗》的樊篱，明显地体现出对汉儒的诗学观念的修正和突破，从而成为《诗经》研究中的一篇重要文献。
这篇序文在写法上也颇具特色。全文采用问答方式，通过四问四答， 自然地转移论题，使得论题醒目、条理井然，加之论说透辟、浅显，语言整饬、精炼，成为古代序文的名篇长久流传。
这两首诗描写了作者登上百丈峰的所见、所思，境界阔大而高迈。第一首诗描写了诗人登上百丈峰所见到的营垒、胡天雄壮苍凉的景象，并联想到昔日的战争以及这些战争对边塞的意义。
“朝登百丈峰，遥望燕支道。”诗人登山第一眼看到的不是百丈峰的山景，而是曾经为匈奴长期占据、汉兵多次征讨的燕支山，可见诗人醉翁之意不在酒，不为游览，而是想要观察边疆关隘的地势，思索文治武功的才略。
“汉垒青冥间，胡天白如扫。”有感慨昔日战阵已不在，如今胡兵仍猖撅之意。
“忆昔霍将军，连年此征讨。”诗人思前想后，对霍去病征伐匈奴的赫赫功勋不由感慨良多。
“匈奴终不灭，寒山徒草草。”诗人思接千古，看到北方继匈奴而后，又有羌、突厥等为祸中原，非兵戈所能平夷，因此多少征战都是徒耗国力而已。
“唯见鸿雁飞，令人伤怀抱。”面对自然界的从容与亘古不变，诗人更感到那几多征讨，几多纷扰，如今都湮没了，顶多留下记载。
全诗先写登山所见，遂由故垒胡天中联想到昔日的战争，诗人自然想到这些战争对边塞的意义，追今抚昔后，结论是:“徒草草”而已，最后面对永恒的自然，诗人更感到困惑，只能在一片疑虑中，悲哀地结束诗章。诗人在《塞上》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转斗岂长策，和亲非远图”，并充满信心地提出“惟昔李将军，按节出皇都”可以是解决边境问题的方法之一。如今诗人面对“霍将军”的“连年此征讨”而“匈奴终不灭”的现实，不由陷人了新的彷徨。目睹‘“鸿雁飞”之景，诗人囿于积极用世的功利心态的枷锁，并没能体悟到顺其自然的妙处，只是陷入更艰苦的徘徊和思索之中。回首当年的几多征伐，如今纷扰依然，诗人不禁感慨万千。诗人久居塞外，与边疆人民有过密切接触，因而对边疆事务体察入微，往往更能觉人所未觉。这首诗堪称是诗人怎样对处理边疆纠纷，以求长治久安之策的深深思考，因此此诗的政治意义与其文学意义一样光耀诗坛，横亘边塞。
第二首诗由上文对边疆守御的思考，由此而及晋朝在胡人的入侵中灭亡的史实，分析了晋朝破灭的原因和过程，深深感叹内政不修则外虏入侵，并以此讽喻时局。
“晋武轻后事，惠皇终已昏。”诗人对晋国国灭，遭逢大难，感到痛惜。
“豺狼塞瀍洛，胡羯争乾坤。”前一句是后一句的原因，正因为内政混乱，才导致国力衰微，游牧民族才得以长驱直入。
“四海如鼎沸，五原徒自尊。”诗人指出政权衰弱则人民如待宰的羔羊，任由人侵者宰割。这是胡人入侵所造成的悲惨现实。
“而今白庭路，犹对青阳门。”诗人居安思危，告诫当局者。
“朝市不足问，君臣随草根。”诗人总结晋朝灭亡的教训，指出了那些只顾一味争名夺利者的可鄙可悲的下场。
全诗分析了晋朝破灭的原因、过程，并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潜伏的危机，最后诗人对追求名利的人提出批评。后来李唐王朝为后梁所覆灭，中国进入五代十国这一与南北朝一样的混乱时期。这首诗竟成了大唐王朝不幸的偈语，这或许是诗人所始料未及的。
此诗是借对山居气候景物的描写，反映诗人恬澹自适的心境，而以早秋为一篇着色重点。
秋天刚到，山家便觉爽气袭人。报晴的霜讯，也从每天凌晨得知，这就是“城市尚余三伏热，秋光先到野人家”的山居气候特征。首联以早寒和霜晴写山居早秋的生活感觉，有空中作画之妙。颔联拈出“树凋窗有日，池满水无声”人们常见的景物，写成妙手偶得的佳句，可见诗人静观事物，善于摄取的艺术本领。即歌德所说：“诗人的本领，在于他有足够的智慧，能从惯见的事物中看出引人入胜的侧面。”（《歌德对话录》）前半两联是对山居早秋特有的气候和景物作了客观描写，为下面两联的主观反应作铺衬。交代了气候和景物的变迁，颈联便就眼前户外闻见的动物行动作出主观的判断。“果落”、“ 叶干”都是秋天山中的实景，而从果落可推见到猿过，叶干闻知鹿行，可见这儿山深人少，猿鹿才会从容大胆地昼夜出来觅食，山居环境的寥落寂静，便可了然。用的正是前人“鸟鸣山更幽”的以动衬静的写作手法。由此引发居静自乐的闲适心情。尾联抒写在如此幽静绝尘的山林里，诗人手弄素琴，随着琴曲的旋律，满怀的私心杂念完全平静下来，这时透明的心境，伴随户外夜泉的清音，进入一种纯净空明的理想境界，深深领略到早秋山居清心旷怀的恬泊情趣。主观情志和客观自然融为一体，不但净化了诗人的心灵，同时也使读者接受一次山水自然的陶冶。
开头五句写词人在边防岗楼上远眺中原大地，被荒凉而残破的景象所震撼。“腰刀首帕”采用示现的修辞法，刻画出从军的装束，其中“首帕”源自头裹黄巾起义的黄巾军的装束。“狐居兔穴”，是描写战后残破荒凉景象的典型写法，与《古诗十九首》中的“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及杜甫《无家别》中“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的描写相近，而且还含有鹊巢鸠占、中原沦陷之意。而后六句连用数典，抒豪情，表决心，委婉而深刻。
“世变沧海成田，标群生几番惊扰。干戈烂漫，无时休息，凭谁驱扫？”这五句表达了词人对饱受战争之苦的人民的无限同情，并意识到了肩上的责任。一句“凭谁驱扫”的发问，使无数爱国志士意识到了艰巨而神圣的使命感，催人奋进。
“眼底山河，胸中事业，一声长啸。”三句激情澎湃迸发，让人不禁联想起那大呼“还我河山”的岳飞所高唱的“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满江红》）
“太平时，相将近也，稳稳百年燕赵。”“燕赵”自古便为汉族统治地区，此以“燕赵”代北方，意含驱除外族之意。结拍二句虽然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有点不切合实际，但它确实抒发了词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很能鼓舞人心。
此诗前二句选取“少”、“老”两种人对待鸡啼声的不同表现，以“少闻”而“眠”与“老听”而“起”作对照，形象地概括了当时不同人的处世态度：年轻人听到鸡鸣声才上床入睡，老年人听到鸡啼声已起身了。这里，诗人以“少”和“老”的大跨度时间以及“闻鸡声眠”和“听鸡声起”两种对时间截然不同的态度，形成强烈的反差，使读者印象鲜明地感到时间的宝贵和充分认识时间之价值的重要性。其中，后一句暗用“闻鸡起舞”之典，写奋发向上之心，与前句作对照。后二句笔锋一转，由横而纵，由对个人的微观审视而引申到对社会、历史的宏观思考，拓宽了诗的思想视野，同时向读者展示了一部人类的历史：在千古万代的历史长河中，人们就在这送往迎来的鸡啼声中消磨了他们的岁月。其中，“消磨”二字颇耐深思：虚度固然是消磨，奋发也是一种“消磨”，人生苦短，鸡声无多，该如何“消磨”这“数声”，是诗人向读者提出的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诗人虽然没有就此问题作出回答，但从前二句的鲜明对比中，诗人通过“寄情于言外”暗暗地透出了答案：时光如驶，人生世上，自当抓住分阴，于一番有利于国、造福于民的大事业。从字面上看，这是诗人就岁月的流逝发出的感慨，其中似乎饱含着诗人深深的哀怨，能引发读者无限的联想，于平易中见奇崛，言有尽而意无穷，使不同的人读后产生不同的感受，或催人猛省，或激人上进。
全诗举重若轻，寓庄于谐，以小见大，虽然篇幅短小，文字亦浅近，但内容含量却很广，仅用二十个字，用日常生活中“闻鸡声”引起的一种微妙的感受，深刻地阐明了“时不我待”、“稍纵即逝”的道理，使人受益匪浅，可谓言近旨远，富有哲理，予人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