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师表》以恳切的言辞,针对当时的局势,反复劝勉刘禅要继承先主刘备的遗志,开张圣听,赏罚严明,亲贤远佞,以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表现了诸葛亮“北定中原”的坚强意志和对蜀汉忠贞不二的品格。
上半部分,分析当时不容懈怠的政治形势,阐述开张圣听、内外同法、亲信贤良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希望后主励精图治,迅速改变龟缩于西南一隅的被动局面;下半部分,回顾自己的一生经历,缅怀先帝“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表明此次北伐务求成功的雄心壮志。
前半部分由势入理,起笔峥嵘。表文第一节向后主提出“开张圣听”的建议,可是却从形势叙起,这能起震聋发聩的作用,又能激发继承遗志的感情。表文开笔即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深痛刘备壮志未酬身先死,深诫后人继承父业不可废,以追念先帝功业的语句领起,至忠至爱之情统领了全文.继而以“今天下三分”,点明天下大势,逐鹿中原,尚不知鹿死谁手;复直言“益州疲敝”,自身条件很差,地少将寡,民穷地荒;进而大声疾呼:“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大有危在旦夕之势,如不救亡存国,将会出现国破身亡的惨局,笔势陡峭,峥蝾峻拔。在凸显形势的情况下,垫以“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他们不忘先帝恩德,不改对后主的忠心,转危为安,化险为夷还是有依傍的,有力量的,有希望的。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开张圣”,“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的建议,规劝不可“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表文将是否广开言路,从关系国家存亡的角度来谈,从关系忠于先帝的高度来说,使人闻之谅心,思之动心。如果表文只是一般地申述广开言路的意义,平平道来,邵对一个昏聩愚钝的君主来说,显然是不会有多大触动的。
表文的第二部分,由叙自己生平而至言伐魏的意义,进而表明自已“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决心,也写得慷慨深沉,动人心魄。由人到己,文势跌宕。表文从第一部分的进谏,到第二部分,忽以“臣本布衣”起笔,另入蹊径,别开生面。叙写自己二十一年来的情况,历数先帝之殊遇,一是三顾茅庐使之出山效命,一是倾覆之际使之出任丞相,使之由布衣身分一跃而为极位重臣,由躬耕隐士一举而成三军主帅。这一节叙述,好象是逸枝衍蔓,与上下文联系不紧。其实,它与上下文貌分神合,明疏实密。这是因为。第一,追溯二十一年的殊遇,披露感恩戴德之情,说明以上进言纯属忠谏,叫后主听来觉得舒徐入耳。第二,以自身不负先帝殊遇舍命驱驰,作为后主不忘先人之业的榜样,进一步启发后主奋发图强。第三,二十一年不平凡历程,说明创业艰难,激励其不可半途而废,更不能前功尽弃。第四,写出先帝的榜样,不以孔明“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茅庐,事不分大小,悉以咨之,于败军之际,危难之间,仍委以重任,可见他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叫后主效法先帝知人善任。第五,表明自己二十一年如一日,竭忠尽智,今后仍一如既往,忠心不改,余力不遗,使后主托之以讨贼兴复之任,且可免因率师北伐,小人进谗而不予信任,坏了大局。诸葛亮的这段叙述,系进一步打动后主的心,乐于接受前面的进言,又是临别时的表白,实有深哀曲意。文章由进言转而为自叙生平,宕开了笔墨,使文势波澜起伏,更为可观。
由叙而誓,推上高潮。表文继叙二十一年遭际之后,续述白帝托孤后的心情、工作,进而表明北定中原的决心。前面的论世、进言,抒情,到此结穴,出师表文的特点由此完全挑明。追言托孤之事,交代这次出师的历史根源,“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说明这次出师的思想基础。“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指出这次出师的物质准备。在充分叙说条件的基础上,提出“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警拔爽截,铿铿振响,熠熠生光。《出师表》至此才径言出师,切入本题。前面的进言,是为了保证有出师的条件,中间叙事,是说明自身具有出师条件,至此两线归一,提出宜乎出师,也就如瓜熟蒂落,孕足而娩。
由于此文是奏章,内容是诸葛亮出师伐魏前向刘禅陈述意见,提出修明政治的主张,因此全文以议论为主。由于诸葛亮要让刘禅知道创业的艰难,激励他立志完成先帝未竟的大业,因而文中兼叙了自己的身世和追随先帝的原因以及以身许国的经过。又由于诸葛亮对刘氏父子无限忠诚,披肝沥胆相待,因而言词充满着殷切期望之情。全文既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具体地说,前部分重在晓之以理,后部分重在动之以情。总的是以议论为主,融以叙事和抒情。全篇文字从作者肺腑中流出,析理透辟,真情充溢,感人至深。
此文的语言最显著的特点是率直质朴,表现恳切忠贞的感情。前人特别指出在六百余字的篇幅里,先后十三次提及“先帝”,七次提到“陛下”。“报先帝”“忠陛下”思想贯穿全文,处处不忘先帝“遗德”“遗诏”,处处为后主着想,期望他成就先帝未竟的“兴复汉室”的大业。全文既不借助于华丽的辞藻,又不引用古老的典故,每句话不失臣子的身份,也切合长辈的口吻。清朝丘维屏说“武侯在国,目睹后主听用嬖昵小人,或难于进言,或言之不省,借出师时叮咛痛切言之。”屈原是在遭谗毁、被放逐的处境中写出《离骚》的,因而采取幽隐诡幻的表现手法。诸葛亮处境跟屈原正相反,但《出师表》感情充沛的特点和所表达的忠君爱国之情却是一脉相通的,率直质朴的语言形式是和文章的思想内容统一的。此文多以四字句行文,还有一些整齐工稳的排比对偶句式,如“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体现了东汉末年骈体文开始兴起的时代风尚。
此词上片回忆青少年时期在京城的任侠生活。“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是对这段生活的总括。以下分两层来写:“肝胆洞,……矜豪纵”是一层,着重写少年武士们性格的“侠”。他们意气相投,肝胆相照,三言两语,即成生死之交;他们正义在胸,在邪恶面前,敢于裂眦耸发,无所畏惧;他们重义轻财,一洞千金;他们推崇勇敢,以豪侠纵气为尚。这些都从道德品质、作人准则上刻划了一班少年武士的精神面貌。由于选取了典型细节:“立谈中,死生同。一洞千金重”等,写得有声有色,并不空泛。“轻盖拥,……狡穴空”是又一层,侧重描写少年武士们日常行为上的“雄”。他们驾轻车,骑骏马,呼朋唤友,活跃在京城内外。斗城:汉代长安按南斗,北斗形状建造,故名;此指北宋东京。他们随时豪饮于酒肆,且酒量极大,如长虹吸海。“春色”此处指酒。有时,他们又携带弓箭,“呼鹰嗾犬”,到郊外射猎,各种野兽的巢穴顿时搜捕一空。武艺高强,更衬托出他们的雄壮豪健。这两层互相映衬,写品行的“侠”寓含着行为的“雄”,而写行为的“雄”时又体现了性情的“侠”,非自身经历难写得如此真切传神。笔法上极尽铺叙,如数家珍,接着仅用“乐匆匆”三字即轻轻收束上片,贺铸不愧大手笔。
下片开头“似黄粱梦”过渡自然。既承接了上片对过去的回忆,又把思绪从过去拉回到今天的现实中来。过去的生活虽快乐,然过于匆匆,如梦一样短暂。离开京城已经十多年过去了,如今已是中年,自己的境况又不如意。长期担任相当汉代冗从的低微官职,为了生存,孤舟飘泊,只有明月相伴。岁月倥偬,却像落入囚笼的雄鹰,一筹莫展。每天只能做些案头打杂的粗活,其保家卫国的壮志,建立奇功的才能完全被埋没了。而且像这样郁郁不得志的下层武官并非词人一个,“鹖弁如云众”。这就找出了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原因,指责了浪费人才、重文轻武的北宋当权者。“笳鼓动,渔阳弄”,点明宋朝正面临边关危机。“思悲翁”,一语双关;既是汉代有关战事的乐曲名,又是词人自称。四十岁不到,他却感到自己老了,一个“思”字,写尽了对自己被迫半生虚度、寸功未立的感慨。当年交结豪杰、志薄云天的少年武士,如今锐气已销磨许多,然而也成熟许多。其内心深处仍蕴藏着报国壮志,连身上的佩剑也在西风中发出怒吼。然而,在一派主和的政治环境中,他“请长缨,系取天骄种”的心愿只能落空。不是“不请”,而是“不能请”,或“请而不用”。于是词人只有满怀悲愤,恨恨地登山临水,将忧思寄于琴弦,把壮志托付给远去的鸿雁。词人的万千感慨都寄托在这有声的琴韵和无声的目光之中了,其哀、其愤非常幽深。因为这是一个忧国忧民、报国无门的志士的无奈与悲愤,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此词塑造的游侠壮士形象,在唐诗中屡见不鲜,但在宋词中则是前所未有的。此词第一次出现了一个思欲报国而请缨无路的“奇男子”形象,是宋词中最早出现的真正称得上抨击投降派、歌颂杀敌将士的爱国诗篇,起到了上继苏词、下启南宋爱国词的过渡作用。
全词风格苍凉悲壮,叙事、议论、抒情结合紧密,笔力雄健劲拔,神采飞扬,而且格律谨严,句短韵密,激越的声情在跳荡的旋律中得到体现,两者臻于完美的统一。
在整部杜集中,《寄韩谏议注》并不是杜诗最高成就和主体风格的代表作品,但是,这首诗深具别样之美,似乎也不是杜甫其他诗作光芒所能掩盖。
此诗虽为七言古体,但在诗歌意象选取、意境营造乃至情感抒发等方面,可以说落笔便得楚骚之风。叶矫然《龙性堂诗话》谓此作“文心幻森,直登屈、宋之堂”,“文心幻森”四字,深识骚意。
起首二句“今我不乐”“身欲奋飞”杨伦《杜诗镜铨》称其“开口便有神游羽御之意”。继而“美人”“秋水”句,沿袭《离骚》隐喻和《兼葭》《秋水》的意境,致怀思韩君之意。“鸿飞冥冥”借《法言》语比韩之遁世。“叶赤”“雨霜”则化用鲍、谢诗写秋深之景象。此诗所化用的诗句,皆以其意境相类,故能水乳交融,整个诗境的营造似茫茫无迹而弥漫八荒,诗人之意绪似从天而至,缘水而生。“岳阳”“洞庭”“潇湘”等地名的频繁出现,点明了韩君屏居之地,也使诗歌带上了浓郁的楚文化地域特色。
此诗又是一篇以浪漫手法观照现实社会的作品。“玉京群帝”以下六句写天宫之事,如天马行空,极意铺张,颇似太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对梦幻仙境的描绘。诗中运用了屈原似的象征和隐喻,使其对神仙世界虚幻莫测、扑朔迷离的描写,笔笔落到现实人间。诗人运用比兴手法,由洞庭秋水的“美人”之思而驰笔于天界仙官之境,表现了“仕”与“隐”的强烈对比,曲尽今昔哀荣之致。“羽人稀少不在旁”,是为韩君政治命运之写照;“影动倒景摇潇湘”,则又照应“美人”屏迹之所在。
“似闻昨者赤松子,恐是汉代韩张良。”言此学仙遁世者,本为王佐之才,尝立功帝室也。以“运筹帷握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汉书·高祖纪》)的韩张良喻韩谏议,颇多称许之意。仇兆鳌《杜诗详注》引黄生语认为杜甫此诗乃借韩君之经历“因以自寓”,置身政治漩窝之中,个人的命运实在难于左右,杜甫对此有切肤之感,故而尤能深刻体会韩谏议“帷握未改神惨伤”的意味。杜甫借韩君以自寓,韩谏议的形象处处可见诗人自己的影子,不禁感慨系之。至于“国家成败吾岂敢,色难腥腐餐枫香”,直不知是写谏议,还是诗人内心之自况。
这首诗作于杜甫居夔后出峡前,诗人大半生飘泊流离,备尝生活艰辛,阅尽世态炎凉,至此已是老病缠身,进人了人生的晚景。“今我不乐”之起兴,点出了诗人当时心境,更寄寓了政治深意,这在结尾部分得到很好的表现,最后四句杜甫表达了其一以贯之以苍生社稷为念的思想。“周南留滞”以太史公司马谈比于韩谏议,对其不复用世深致惋惜。“南极老人”句,表明诗人之着眼,并非止于个人之藏用,而是将国运民生作为其诗歌的终极关怀。杜甫期冀“美人”贡之“玉堂”,乃深惜谏议有韩张、司马之才,本当报效朝廷,匡扶社稷,竟不见容于当世,以至于留滞秋水,终老江湖,实为国家之不幸。
杜甫处身于“老病客殊方”(《壮游》)的困境,尤思贡“美人”于玉堂。这一思想,应该说已经超越了封建时代知识分子个人的成败得失和禀性好恶。张子房的功成身退和韩谏议的激流知退实际上颇合于杜甫“色难腥腐”的本心;在仕途上尚不如张、韩走得那么远的杜甫,甚至对韩君之退隐也还隐约流露出稀微的向往,因为韩君在政治上曾经辉煌的成就感正是杜甫所缺少的。但不论如何,杜甫有着更强烈的“葵霍倾太阳”(《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似的政治热情,一生未曾放弃。“仕”与“隐”的选择,“出”与“入”之依违,贯穿了杜甫整个人生和思想历程。现实的绝望使他“每欲孤飞去”(《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理想的执著又令他“不忍便永诀”(《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幻灭与希望交织成困惑难解的政治情结。
这首诗在诗歌意象与创作风格方面有神接屈子、境妙滴仙之致,但其老成诗笔与曲折情怀,归根到底还是杜甫式的。诗歌遣词造意异常精省凝炼;章法上尤能巧设伏笔,处处呼应,虽纵横驰骋而浑然一体,表现出杜甫一贯严密的诗思和严谨的结构;情感的抒发一波三折,曲尽其意,含晦而深挚。
一篇寄予隐者的诗歌,寄托了生命迟暮的诗人对理想与现实的严肃思考和执着不舍的政治情怀。它所引发时代、社会与个人的今昔之感、哀荣之念,实与老杜同一时期《诸将》《八哀》《秋兴》《咏怀》诸作貌异而神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