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在结构上与前篇《祭公谏征犬戎》完全相同，仍然是谏因、谏言、谏果的三段式。首尾叙事，中间记言，事略言详，记言为主，体现了《国语》的一般特点。但本文的开头结尾却仍有独到之处。
文章开头，妙语传神。“厉王虐，国人谤王”，寥寥七字，胜于千言。一边是厉王虐，一边是国人谤。谤由虐起，事出必然，因果明了，壁垒分明，一开篇便展现给读者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既引出召公苦谏的缘由，也为厉王的可悲下场埋下了伏笔。接下来厉王的一“怒”一“喜”，两个动词，如千钧之力，又将矛盾推向高潮，且把这位暴虐无道的昏君形象斧砍刀削得更加逼真。结尾是戛然而止，给读者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开头“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此语真乃神来之笔，厉王以为高压就可止谤，因而“大喜”，其实高压下的沉默，只是火山喷发前的死寂。结尾“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这是愤怒与反抗的岩浆在凝聚力量。终于火山喷发，国人暴动，厉王被逐，那该是何等壮观的场面，何其复杂的斗争。但作者全都略去，只写了“三年，乃流王于彘”，淡淡的七个字，对厉王是何等轻蔑，而留给后人的思考又是何等深刻!
召公的谏词，前后都是比喻。前一个比喻，说明“防民之口”的害处；后一个比喻，说明“宣之于口”的好处。只有中间一段切入正题，以“天子听政”总领下文，从正面写了“宣之使言”的种种好处。从公卿列士，史、瞽、师、蒙，到百工庶人，广开言路，畅所欲言，而后经天子斟酌取舍，补察时政，就使政策、政令不背真理。如此，恰当生动的比喻与严肃认真的正题有机结合，夹和成文，笔意纵横，态度真诚，用心良苦。
这首托雁言情之作，表现客居异乡的游子对亲人的思念。内容在诗词中屡见不鲜，但表现手法却新颖，细腻，很能感人。
上片先借秋夜景物渲染孤芳寂寞的感受。一句“霜风渐紧寒侵被”尽抒寒意，孤苦之情。而一声声孤雁的哀鸣又烘托游子的孤独凄芳的情怀。“一声声送一声悲”，用一声声孤雁的悲鸣传达出一个悲痛的倾诉，一声声鸣叫牵动着主人公沉重凄苦的心情。
“云淡碧天如水，披衣起”形象地表现出他的急切的心情。“告雁略住，听我些儿事。”语气之柔软和缓，神态之恳切诚挚，触目可见。托雁传情，本绝无可能，而如此设词，异想天开，却将游子深婉细腻的心理活动，表现得入木三分。
下片全是游子对雁所说的话。其实质而言之，仅有一句话，即是说：你飞过我亲人的居所，请千万不要高声鸣叫，以免惊动也是无眠的她。此处全用口语，虽无一字直叙人物，却真切地表达了他内心的思念，十分生动传神。这里，“他”——游子不厌其烦，絮絮叨叨地向大雁详细描述亲人居住的具体住所，“城里”“桥外”“河西”“小楼”“门外”等分别用“塔儿南畔”，“第三个”“濒河西岸”“梧桐雕砌”等词清清楚楚、详详细细地描述出来。看似絮叨，实是殷勤。不仅表现出对大雁的真切希望，又生动表达了对亲人的深切思念之情。
这首词题材极其普通，但特点鲜明。语言文字明白浅显，质朴无华，却生动形象，韵味隽永。可称“凡情无奇而自佳，景不丽而自妙者”。（陆时维《诗境总论》）。这首词口语化也极其鲜明，特别是那一长句“塔儿”直至“雕砌”。该词是一首健康优美，生动活泼，美轮美奂的民间小调。
上阕首句“红旗高举，飞出深深杨柳渚”，以“高举”、“飞出”两个动态的词语，写出龙舟赛开场的景象，开篇就将紧张激烈的比赛气氛渲染出来。“鼓击春雷，直破烟波远远回”这一句，写各条龙舟上的人擂鼓欢呼，声抵云霄，如同轰响的“春雷”，震人心魄。这些鼓声使划船人士气高涨，他们将小舟划得飞快，使它“直破烟波”，像离弦的箭一般前进。“远远回”是指龙舟到达远处再折回来。上阕两句，犹如一个紧追龙舟的特写镜头，将龙舟从出发到加速，再到折回的过程详细地记录下来，其问数艘船争渡的激烈气氛，以及船上人高涨的气势，无不清晰呈现。
下阕转而写周围的人群：“欢声震地，惊退万人争战气。”“震”字准确重现了万人雷动的场景，可见此时已有龙舟胜利抵达终点，因此围观的人群爆发出了震天动地的欢呼。“惊退”的主语并非围观者，而是参加比赛的人，他们争相竞渡的豪气，能“惊退”万人，以豪语写豪情，相得益彰。“金碧楼西，衔得锦标第一归。‘衔”字的运用，将龙舟夺胜的姿态写活了。“金碧楼”与前面的“红旗”、“杨柳”、“烟波”一起，在视觉上丰富了整个场面。“第一归”呼应了“竞渡”的主题，对首句的“飞出深深杨柳渚”进行了完美的收结。
此词采取白描手法，注意通过色彩、声音来刻画竟渡夺标的热烈紧张气氛。同时，词还反映了人们热烈紧张的精神状态。龙舟飞驶，鼓击春雷，这是写参与竞渡者的紧张行动和英雄气概。欢声震地，是写群众的热烈情绪。衔标而归，是写胜利健儿充满喜悦的形象与心情。如此一来真实地再现了当日龙舟竞渡、观者如云的情景。
作者在序文中对于上司官高禄厚、有志文学说了一番称颂之辞，但是主要在于阐述“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的文学理论。揭示了封建时代达官显贵，骄奢淫逸，志得意满，不可能唱出时代的强音；相反有些仕途坎坷、备受压抑的贫士却往往能写出真实感人的诗歌。文章篇幅短小，语言简练直快，立论雄健挺拔，颂扬诗有分寸，爽直诗有余味。
文章劈头一句“从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诗》者”，显然是想讲清楚这篇文章是应人所请，并非主动邀宠。但行文中却有意隐去了“从事” 的主人，隐去了拿诗给作者看的目的，似乎从事是漫不经心毫无目的地拿来给我看看罢了，并非裴公有意求序，这就不露痕迹地抬高了裴公的地位，维护了他的自尊心、谦恭的态度无疑会使求序者高兴，从诗在心理上产生后面的感慨肯定是对自己赞扬的直感，诗不去深究底层的蕴含。
作者的感慨无疑是全文的主体，是作者精心设计出来的一段双关语性质的议论。从字面上看，作者真像是在运用常见的反衬手法，用写作的平常规律来反衬裴、杨二公的特殊性，从诗得出“材全诗能钜”的结论，在行文上又能做到起承转合，环环相扣。对方听了自然心满意足，深信不疑，不仅点头称是，裴公也欣然首肯，连忙命人“书以为《荆潭唱和诗序》”。这里通过强烈的对比，强调的是深切的感受，真实的内容。那些和平之音、欢愉之词，由于缺乏真情实感，哪怕在文辞上力求工巧，也是平谈无味，难以打动人心的；反之，那些愁思之声、穷苦之言。由于是发自肺腑的心声，即使在文辞上不刻意求工，也自然带有一种撼人心魄的神奇力量。这不单单是作者观察文艺现象的基本出发点，也给读者树立了品评诗文优劣的标准。作者把这个观点首先亮出来，作为立论的根据，接着又得出“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诗好之，则不暇以为”的结论。
照对上述观点，再看作者对裴、杨二人的介绍，表面上虽然是一派赞扬之词，说得很热闹，但突出的只是他们的位高权重，只是他们的“搜奇抉怪，雕镂文字”，诗对诗歌的内容却较少提及。 “统郡惟九”的荆南节度使，领“壤地二千里”的湖南观察使，明显是属于“气满志得”的“王公贵人”；他们虽然“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 “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里闾憔悴专一之士较其毫厘分寸”，但通过两者对照，读者不难做出客观诗中肯的评价：作者在慑于权势、碍于情面的情况下违心地说了些恭维之词，通情达理的读者是会理解的，作者给后人提供了品评诗文的武器：他所序的《荆谭唱和诗》并没有因那些恭维之词诗流传千古，诗他这篇序文却因为深刻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诗永放光彩。
作者应友人要求为诗集《荆潭唱和诗》写序文，并借着这篇应酬式的序文，趁机阐明他的文学主张，间接诗含蓄地评价了这部诗集。这篇序言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和平之音淡薄，诗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作者这几句话，其实是其“不平则鸣”之文论、“以文为诗”之技法的延伸，同时也道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
翻开一部中国度学史，虽不乏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作，但感人至深的还是那些感时伤世、抒发优国忧民愁思的作品。描写愉悦之情的像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样的作品，实属少见，诗脍炙人口、比比皆是的则是抒写穷苦与愁恨的作品。这大概与中国古代社会乱离，民生多艰，知识分子大都具有忧患意识有关。
本文为王守仁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时所作。象祠，为纪念虞舜的同父异母弟象而修建的祠堂。根据古代传说，象在其母怂恿下，曾多次谋害舜，皆未得逞。其后，象被舜所感化。舜即位后，封象为有鼻国国夷（其领地在今湖南道县北）。在传统观念中，象是一个被否定的人物，唐代时，道州刺史就曾毁掉当地的象祠。不过，王守仁认为“天下无不可化之人”，象之所以最后受到感化，正说明舜的伟大，从而说明夷子修德的重要性。这也是作者一贯倡导的“致良知”的具体例证。
这又是一篇阐明作者“致良知”的观点的论文。全文从宣夷修缮象祠写起，作者连着用了两个“胡然乎”的质疑句子带动了全文。在正面论证“致良知”这一中心内容时，作者采取了层层深入、水到渠成的手法。他首先指出，人们之所以为象立祠，是为了纪念舜，即所谓“爱屋及乌”之意，然后具体到舜是如何感化象的。（关于象在早年是如何的“不善”，在古代是人人熟知的，所以作者不再列举。）这就很自然地得出了第四段结尾中所说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结论。
王阳明的文章比较通俗明快，这是为了宣扬他的哲学思想的需要。同时，为了触类旁通，他惯于在行文时多举例证。例如，在这篇短文中，他援引的古书就有《书经》《孟子》；还用“管蔡不免”的史实反衬舜的感化之功。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还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