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与《西江月·遣兴》一样,同为辛弃疾罢官后居于江西上饶时所作:以农村生活为背景的一首抒情小词。这首词作于公元1189年(淳熙十六年己酉),当时他已五十岁了。
辛弃疾的上饶新居,筑于城西北一里许的带湖之滨,登楼可以远眺灵山一带的山冈,所以他把自己的楼屋起名为集山楼(后改名雪楼)。这首词的开头三句:“松冈避暑,茅檐避雨,闲去闲来几度?”写的是他平时在带湖附近山冈上游览、栖息的生活。词中的松冈、茅檐、避暑、避雨,简练地概括了他在这里生活的种种生活场景。在这里,这样的日子他不知已经经历过多少次了,所以要问问“几度”句中特别点出一个“闲”字,实际上,不是作者闲情逸致的“闲”,对作者来说,是很可伤的。辛弃疾决不是贪“闲”而是怕“闲”的人,“闲”是被迫的。他总希望有早一日能回到疆场,为国效力,可现实生活又是他不能有所作为。正如陆游《病起》诗所说的:“志士凄凉闲处老”,他自己的《临江仙》词说的:“老去浑身无着处,天教只住山林。”接下来,作者写道:“醉扶怪石看飞泉,又来是、前回醒处。”具体写了当天发生的事情。作者抱负难以施展,心情抑郁,只好以酒浇愁。他酒醉未醒,走路时身体摇晃不支,只好扶着一块怪石,停在那里看飞泉,朦胧中以为这是新停留的地方,可酒醒后,发现还是前回酒醒之处,也还是经常止息的地方。这两句特写,从怪石、飞泉表现作者的热爱自然,更主要的是表现他的醉酒。所以要写他的“闲”和“醉”,着力点正在于表达他那无奈之情,他对朝政的失望。
不过,作者寓居乡下,鸿图难展,心情沉重,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从他在上饶所作的一些词看,他谪居乡下的生活中,也有亮丽的一面,而这两者都是真诚的,都是来自他的高尚性格的。由于后者,使得他在农村中,不但有热爱自然的感情,而且也有热爱农村生活、热爱劳动农民的感情。这首词的下片,正是表现了这种感情。“东家娶妇,西家归女,灯火门前笑语。”写农民婚娶的欢乐、热闹情况。这和作者孤独地停留在山石旁的寂寞情况,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足以令他格外感到寂寞的。但作者的心情并非如此,他分享了农民的欢乐,冲淡了自己的感慨,使词出现了和农民感情打成一片的热闹气氛。“酿成千顷稻花香,夜夜费、一天风露。”作者以这两句结尾,写出了为农民的稻谷丰收在望而喜慰,代农民感谢夜里风露对于稻谷的滋润。这样,他就把自己的整个心情投入到对农民的爱和关心。
总之,这首词在描写闲散生活时透露身世之痛,在描写农民的纯朴生活中,反映了作者的超脱、美好的感情;情境交融,相互衬托,使词的意境显得十分的清新、旷逸。
此词开头概要地叙述了金陵的地理形势和历史变迁,是古代许多帝王看中的都城。接着着重描绘金陵百姓在蒙蒙细雨中送别王胜之的难舍难分之情。
过拍两句用游仙的比喻来称赞王胜之的品德高洁。最后以戏谑的语言、轻灵的笔意说明金陵算不得理想居地,其用意是宽慰王胜之。
在这首词中,词人送别酬唱的生活实景以及情感体验成为词作着力表现的主题。词人个体的生活体验进入词作表现的领域。与此同时,景物在词作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作用明显弱化。一方面,词中的景致不再是晏词中泛化、类型化的水乡风物,而是词人身之所历、眼之所见的现实的风景;另一方面,词中景与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景物不再是作品中的主导性部分,而是人物眼中之景、心中之景,带有鲜明的人物活动的印记和影响。
从苏轼开始的以词作抒写主体独特的生命历程以及情感体验的创作方向,为后世众多的词人继承和沿袭。随着创作的不断丰富,词作中也融入了更复杂、多元的情感内涵。其中最集中、最响亮的声音是对功名的否定和对沉溺于功名之中的生存方式的反思,如“功名薄似风前絮”“守定微官真个错”“世上功名翻覆手”“名利场中空扰扰”等,便属此类歌咏。其次,与薄宦功名相伴而来的是对羁旅之愁和思家之念的倾诉,以及亲友离别的悲伤,如“征尘万里伤怀抱”“故园凝望空流泪”“那堪送客江头路”“忆昔故人为侣伴,而今怎奈成疏间”等,便属这类情怀的抒发。此外,归隐之愿的表达亦屡屡见诸笔端,如“从今莫负云山约”“此身甘被烟霞锢”“林泉况味终须好” 等。
这是薛宝钗所作的一首柳絮词,该词被众人推选为独占鳌头的作品。薛宝钗在叙述其创作意图时说过:“柳絮原是一件轻薄无根无绊的东西,然依我的主意,偏要把他说好了,才不落套”。由此可见,该词之所以能做到“不落俗套”,匠心独运,其根本原因,正在于道出了“人人笔下所无”的东西。
这首词上片状物,着力描写风飏柳絮、悠然起舞的情状。下片言志,抒写了柳絮的情志:有离即有合,有散必有聚。这首词表面上写的是柳絮的姿容和心理,实际上巧妙地借柳絮之口委婉地道出薛宝钗青云平步的志向。全词句句咏物,处处有“我”,物性我情,水乳交融。
词的开头就已非同凡响:“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柳絮飘飞的地点,已不是黛玉笔下那触目愁肠的“百花洲”和“燕子楼”,而是换成了充满着富贵气象的“白玉堂前”——封建贵族家庭的住宅里;柳絮飘飞的姿态,虽然也仍是“一团团逐对成毯”,却已没有黛玉词中那种“空缱倦,说风流”的幽恨,一变而为欢快轻盈、均匀优美的舞姿,流露出一种欢愉融洽的欣喜之情。
词的第三句,接以“蜂围蝶阵乱纷纷”的描写,来进一步烘染这春意喧闹的大好时光,从而唱出了词人对春光的一曲赞歌。如若拿宝玉《南柯子》词中之“莺愁蝶倦”、湘云《如梦令》 词中之“鹃啼燕妒” 这些意象与之相较,则可见在所表达的感情基调上,与宝钗这首词是迥然不同的。
“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表面上借用了宋人苏轼咏杨花词中“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这一句意,却又在活用的基础上翻出一层,另辟新意,用一“何曾”、一“岂必”的反问句式,便顿使苏词中所表达的情感作一逆转,化消极的情调为积极的精神。同时,就词的结构而论,则此处写柳絮的不愿意随波逐流、飘坠尘埃,正好为词的下片抒写柳絮直上青云的心愿,巧妙地埋下了伏线。
下片词人更侧重于抒写柳絮的情志:“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非常细腻地体现了柳絮尽管四处飘飞,也仍不改初衷,无牵无系,随缘自适的旷达襟怀。由于有了这层情志的铺垫,因而在词的最后三句,词人便直接地抒写了柳絮凭借东风扶摇直上的远大志向,这样便使整首词的主题得到了升华, 完成了对柳絮感慨整个心理流程的揭示。
显而易见,这首词表面上写的是柳絮的姿容和心理,实际上则是薛宝钗这位“人情练达世事明”的封建“淑女”自我个性的写照。她那种“罕言寡语,人谓装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的处世态度,体现在柳絮“随聚随分”的形象描述中。
这篇记文,先历叙园的地理位置,显得郑重之至。接着便处处扣住“随”字,写葺园的经过与作者的趣味,表现了作者洒脱放任的处世观,充满了初得园的喜悦及对将来悠游林仓的生活的憧憬。袁枚的记游一类文章与他的传记文不同,一是力求简洁,一是注重铺陈场景与刻画人物。文中第二段述及造园原则时,运用了大量整句,将园林“就势取景”的造园精神表达得淋漓尽致这种笔法,也是对韩愈、柳宗元散文作法的继承。
文章首段先写随园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详细介绍了金陵四周的美景,为后文得享美景时的喜悦做了铺垫。
第二段作者主要叙写随园的来历以及自己治园的经过。中国古代造园的原则讲求利用已有的环境条件,精心设计,使园林虽由人造,却宛如天开。作者将原本的“隋园”改成“随园”,这个“随”字的含义正是体现了中国园林造园之奥妙,园林美学的精髓,同时也暗含着袁枚随顺自然、随时之宜的审美理想与人格象征。
最后一段则抒写了袁枚舍官就园,安享园林之乐的情怀。他引苏轼“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一句,表明自己仕与不仕皆随顺自然的心态。“随”字也正是袁枚追求自由随性的人生观、仕宦观的显露,充分显示了袁枚以“性灵说”驰骋文坛的诗人气质。
袁枚写这篇文章。一方面为他精心修造园林解嘲,一方面也为了扩大随园的影响。但写对自己经营的园林有感情,并把侈造园林的操劳和做宫的仰人鼻息作比较,这些思想应该是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