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一开始写登临览景,勾起古今联想,造成一种笼罩全篇的气氛:六朝的繁华已成陈迹,放眼望去,只见草色连空,那天淡云闲的景象,倒是自古至今,未发生什么变化。这种感慨固然由登临引起,但联系诗人的经历看,还有更深刻的内在因素。诗人此次来宣州已经是第二回了。八年前,沈传师任宣歙观察使(治宣州)的时候,他曾在沈的幕下供职。这两次的变化,如他自己所说:“我初到此未三十,头脑钐利筋骨轻。”“重游鬓白事皆改,唯见东流春水平。”(《自宣州赴官入京路逢裴坦判官归宣州因题赠》)这自然要加深他那种人世变易之感。这种心情渗透在三、四两句的景色描写中:敬亭山象一面巨大的翠色屏风,展开在宣城的近旁,飞鸟来去出没都在山色的掩映之中。宛溪两岸,百姓临河夹居,人歌人哭,掺合着水声,随着岁月一起流逝。这两句似乎是写眼前景象,写“今”,但同时又和“古”相沟通。飞鸟在山色里出没,固然是向来如此,而人歌人哭,也并非某一片刻的景象。“歌哭”言喜庆丧吊,代表了人由生到死的过程。“人歌人哭水声中”,宛溪两岸的人们就是这样世世代代聚居在水边。这些都不是诗人一时所见,而是平时积下的印象,在登览时被触发了。
接下去两句,展现了时间上并不连续却又每每使人难忘的景象:一是深秋时节的密雨,像给上千户人家挂上了层层的雨帘;一是落日时分,夕阳掩映着的楼台,在晚风中送出悠扬的笛声。两种景象:一阴一晴;一朦胧,一明丽。在现实中是难以同时出现的。但当诗人面对着开元寺水阁下这片天地时,这种虽非同时,然而却是属于同一地方获得的印象,汇集复合起来了,从而融合成一个对宣城、对宛溪的综合而长久性的印象。这片天地,在时间的长河里,就是长期保持着这副面貌吧。这样,与“六朝文物草连空”相映照,那种文物不见、风景依旧的感慨,自然就愈来愈强烈了。客观世界是持久的,歌哭相迭的一代代人生却是有限的。这使诗人沉吟和低回不已,于是,诗人的心头浮动着对范蠡的怀念,无由相会,只见五湖方向,一片参差烟树而已。五湖指太湖及与其相属的四个小湖,因而也可视作太湖的别名。从方位上看,它们是在宣城之东。春秋时范蠡曾辅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功成之后,为了避免越王的猜忌,乘扁舟归隐于五湖。他徜徉在大自然的山水中,为后人所艳羡。诗中把宣城风物,描绘得很美,很值得流连,而又慨叹六朝文物已成过眼云烟,大有无法让人生永驻的感慨。这样,游于五湖享受着山水风物之美的范蠡,自然就成了诗人怀恋的对象了。
诗人的情绪并不高,但把客观风物写得很美,并在其中织入“鸟去鸟来山色里”、“落日楼台一笛风”这样一些明丽的景象,诗的节奏和语调轻快流走,给人爽利的感觉。明朗、健爽的因素与低回惆怅交互作用,在这首诗里体现出了杜牧诗歌的所谓拗峭的特色。
这是一首怀旧相思之作。开端直叙往昔在京邑文酒诗会,欢情良多,“别来”转入当今亲旧星散,音容茫然。“寻常”二句,以往常反衬现实,言外充满人事变迁之慨。换头言旧知无信,唯有求之梦寐。而梦中相遇,休问何如,紧承“不如初”意脉。收拍以“春去”、“花无”回答,言外美景已逝、好事成空,前路黯然。
该词曲笔传情,以乐写哀,将沉痛的思念寄托在平淡的语句和豁达的理性思考之中,在同类题材的词作中显得别致新颖,发人深思。许昂霄《词综偶评》谓“情知春去后”二句,“淡语有深致,咀之无穷。”
首句“忆昔西池池上饮”,就点明了地址。西池即金明池,在汴京城西,故称西池,为汴京著名名胜,每逢春秋佳日,游客如云,车马喧阗,极为繁盛。作者回忆当年和朋友们在此饮酒,有多少欢娱的事值得回忆。晁冲之的从兄晁补之是“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之一。晁冲之本人与苏轼、苏辙及“四学士”不但在文学上互相来往,在政治上也很接近,属于所谓旧党体系。“昔”指的是宋哲宗元祐年间。这时旧党执政,晁冲之与“二苏”及“四学士”等常在金明池同游、饮酒。他们志趣相投,性情相近,欢聚一起,纵论古今,何等欢乐。
种种乐事都浓缩在“多少”二字中了。至今回忆,无限留恋。但好景不常,随着北宋新旧党争的此伏彼起,他们的文期酒会也如云散烟消。“年年”也不是每年如此,只是指元祐元年(1086)至元祐八年(1093)这短短八年而已。元祐元年,哲宗初立,神宗母宣仁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上台,苏轼等人各有晋升。元祐八年,宣仁太后死,哲宗亲政,新党再度上台,章惇执政,排斥旧党。同年八月,苏轼被贬定州。哲宗绍圣元年,即元祐九年,“二苏”及“四学士”先后相继连续被贬。晁冲之虽只作了个承务郎的小官,也被当作旧党人物,被迫离京隐居河南具茨山(今河南密县东)。从此,当年的诗朋酒侣,天各一方,均遭困厄。晁冲之在隐居生活中对旧日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不能忘怀,时深眷念。朋友们已不能像往年一样在西池池上饮酒了,如果能凭鱼雁往来,互倾积愫,也可聊慰离怀。然而不能够。
“别来不寄一行书。”昔日朋友星离云散之后,竟然雁断鱼沉,连一行书也没有,意似责备朋友之无情,但这里的“不寄”似应理解为“不能寄”,因为这些被贬谪的人连同司马光一起大都被列入“元祐党籍”到了贬所,还要受到地方主管官员的监督。如再有结党嫌疑,还要追加罪责。在新党这种高压政策统治下,所谓旧党人物惟有潜身远祸,以求自保。哪里还敢书信往来,互诉衷肠,给政敌以口实呢?
“寻常相见了,犹道不如初”。这两句似是假设语气,“寻常”不是指元祐九年以前,因为前三句已由过去的得意、聚合写到当时的失意、分离,在结构上似乎不致忽然插进两句倒过去又写聚合相见。这两句是说,像当时各人的政治处境来说,即使能寻常相见,但都已饱经风雨,成了惊弓之鸟,不可能像当初在西池那样纵情豪饮,开怀畅谈,无所顾忌了;只能谨小慎微地生活下去,以免再遭迫害。凡是受过政治风波冲击、饱经患难的人对此当有深刻体会。
下片从往事的回忆写到个人目前的处境和想法。
“安稳锦屏今夜梦,月明好渡江湖。”下片前两句是说,今夜只能在锦屏围障着卧榻上安全做梦了,月色明亮正好伴我渡过险恶的江湖。
这两句说的很富有诗意,内中却藏着一段沉郁的情思。政治环境既然如此险恶,把人逼到息交绝游的地步,他现在只能在锦屏围障着的七尺卧榻上得到一点安全感,在那上面做着自己的梦了。当此之际,在罗网而无羽翼的处境下,词人既然为自己安排了一个好梦,自然也祝愿故人梦魂趁今夜月明,“好渡江湖”,飞来相会。这是对故人命运的关注,患难之交相濡以沫,却以欢畅的语气出之,何异含着热泪的微笑。
“相思休问定何如。情知春去后,管得落花无?”末三句是说,不要问相思会有什么结果。谁都知道春天过后,花落无人能管。
“相思休问定何如”,仍是悬想和梦中故人相见后的情景,大家深知彼此眼前处境。下面接着抒发他的感叹:春天都已经过去了,落花的命运还堪问吗?这个“春天”是政治上的春天,“落花”是指他们一班受风雨摧残的同道。这两句比喻,含义显豁,但因为情深语痛,故不觉浅露。
这首词由欢聚写到分离,由分离写到梦思,由梦中相见而不愿相问,归结到春归花落,不问自明。笔法层层转进,愈转愈深,愈深则愈令人感慨不已。内容伤感凄楚而情调开朗乐观,这是这首词的一大特色。
该诗回顾了诗人被流放到南方的经历,表现了他北归的兴奋之情,九死不悔的倨傲之心和坚强自信、旷达豪放的襟怀。全诗多次运用“比”的手法,韵味深远。
“参横斗转”,是夜间渡海时所见;“欲三更”,则是据此所作的判断。曹植《善哉行》:“月没参横,北斗阑干。”这说明“参横斗转”,在中原是指天快黎明之时的景象。而在海南,则与此不同,王文诰指出:“六月二十日海外之二、三鼓时,则参已早见矣。”这句诗写了景,更写了人。一是表明“欲三更”,黑夜已过去了一大半;二是表明天空是晴朗的,剩下的一小半夜路也不难走。因此,这句诗调子明朗,可见当时诗人的心境。而在此之前,还是“苦雨终风”,一片漆黑。连绵不断的雨叫“苦雨”,大风叫“终风”。这一句紧承上句而来。诗人在“苦雨终风”的黑夜里不时仰首看天,终于看见了“参横斗转”,于是不胜惊喜地说:“苦雨终风也解晴。”
三、四两句,就“晴”字作进一步抒写。“云散月明”,“天容”是“澄清”的;风恬雨霁,星月交辉,“海色”也是“澄清”的。这两句,以“天容海色”对“云散月明”,仰观俯察,形象生动,连贯而下,灵动流走。而且还用了句内对:前句以“月明”对“云散”,后句以“海色”对“天容”。这四句诗,在结构方面又有共同点:短句分两节,先以四个字写客观景物,后以三个字表主观抒情或评论。唐人佳句,多浑然天成,情景交融。宋人造句,则力求洗练与深折。从这四句诗,既可看出苏轼诗的特点,也可看出宋代诗的特点。
三、四两句看似写景,而诗人意在抒情,抒情中又含议论。就客观景物说,雨止风息,云散月明,写景如绘。就主观情怀说,始而说“欲三更”,继而说“也解晴”;然后又发一问:“云散月明”,还有“谁点缀”呢?又意味深长地说:“天容海色”,本来是“澄清”的。而这些抒情或评论,都紧扣客观景物,贴切而自然。仅就这一点说,已经是很有艺术魅力的好诗了。
然而上乘之作,还应有言外之意。三、四两句,写的是眼前景,语言明净,不会让读者直接觉得得用了典故。但仔细寻味,又“字字有来历”。《晋书·谢重传》载:谢重陪会稽王司马道子夜坐,“于时月夜明净,道子叹以为佳。重率尔曰:‘意谓乃不如微云点缀。’道子戏曰:‘卿居心不净,乃复强欲滓秽太清耶?’”(参看《世说新语·言语》)“云散月明谁点缀”一句中的“点缀”一词,即来自谢重的议论和道子的戏语,而“天容海色本澄清”则与“月夜明净,道子叹以为佳”契合。这两句诗,境界开阔,意蕴深远,已经能给读者以美的感受和哲理的启迪;再和这个故事联系起来,就更能让人多一层联想。王文诰就说:上句,“问章惇也”;下句,“公自谓也”。“问章惇”,意思是:你们那些“居心不净”的小人掌权,“滓秽太清”,弄得“苦雨终风”,天下怨愤。如今“云散明月”,还有谁“点缀”呢?“公自谓”,意思是:章惇之流“点缀”太空的“微云”既已散尽,天下终于“澄清”,强加于他的诬蔑之词也一扫而空。冤案一经昭雪,他这个被陷害的好人就又恢复了“澄清”的本来面目。从这里可以看出,如果用典贴切就可以丰富诗的内涵,提高语言的表现力。
五、六两句,转入写“海”。三、四句上下交错,合用一个典故;这两句则显得有变化。
“鲁叟”指孔子。孔子是鲁国人,所以陶渊明《饮酒诗》有“汲汲鲁中叟”之句,称他为鲁国的老头儿。孔子曾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意思是:我的道在海内无法实行,坐上木筏子飘洋过海,也许能够实行吧!苏轼也提出过改革弊政的方案,但屡受打击,最终被流放到海南岛。在海南岛,“饮食不具,药石无有”,尽管和黎族人民交朋友,做了些传播文化的工作;但作为“罪人”,是不可能谈得上“行道”的。此时渡海北归,回想多年来的苦难历程,就发出了“空余鲁叟乘桴意”的感慨。这句诗,用典相当灵活。它包含的意思是:在内地,他和孔子同样是“道不行”。孔子想到海外去行道,却没去成;他虽然去了,并且在那里呆了好几年,可是当他离开那儿渡海北归的时候,却并没有什么“行道”的实绩值得他自慰,只不过空有孔子乘桴行道的想法还留在胸中罢了。这句诗,由于巧妙地用了人所共知的典故,因而寥寥数字,就概括了曲折的事,抒发了复杂的情;而“乘桴”一词,又准确地表现了正在“渡海”的情景。“轩辕”即黄帝,黄帝奏乐,见《庄子·天运》:“北门成问于黄帝曰:‘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吾始闻之惧,复闻之怠,卒闻之而惑;荡荡默默,乃不自得。’”苏轼用这个典,以黄帝奏咸池之乐形容大海波涛之声,与“乘桴”渡海的情境很合拍。但不说“如听轩辕奏乐声”,却说“粗识轩辕奏乐声”,就又使人联想到苏轼的种种遭遇及其由此引起的心理活动。就是说:那“轩辕奏乐声”,他是领教过的;那“始闻之惧,复闻之怠,卒闻之而惑”,他是亲身经历、领会很深的。“粗识”的“粗”,不过是一种诙谐的说法,口里说“粗识”,其实是“熟识”。
尾联推开一步,收束全诗。
“兹游”,直译为现代汉语,就是“这次出游”或“这番游历”,这首先是照应诗题,指代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但又不仅指这次渡海,还推而广之,指自惠州贬儋县的全过程。1094年(绍圣元年),苏轼抵惠州贬所,不得签书公事。他从1097年(绍圣四年)六月十一日与苏辙诀别、登舟渡海,到1100年(元符三年)六月二十日渡海北归,在海南岛渡过了三个年头的流放生涯。这就是所谓“兹游”。下句的“兹游”与上句的“九死南荒”并不是互不相承的两个概念,那“九死南荒”,即包含于“兹游”之中。不过“兹游”的内容更大一些,它还包含此诗前六句所写的一切。
弄清了“兹游”的内容及其与“九死南荒”的关系,就可品出尾联的韵味。“九死”,多次死去的意思。“九死南荒”而“吾不恨”,是由于“兹游奇绝冠平生”,看到了海内看不到的“奇绝”景色。然而“九死南荒”,全出于政敌的迫害;他固然达观,但也不可能毫无恨意。因此,“吾不恨”毕竟是诗的语言,不宜呆看。这句既含蓄,又幽默,对政敌的调侃之意,也见于言外。
清明节,旧时风俗为人们扫基祭祖的日子,所以最易触发客居在外的游子的乡思。这首诗所抒写的心情也大抵如此,只是它表现得特别含蓄委婉、曲折隐微,在高启的律诗中又是一种格调。
“清明无客不思家”,既曰“无客不”,自然也包括作者自己在内。不过,全诗直接抒写思家之情语,仅此一句,其余则着力描写最物,如垂柳、杏酪、青山、芳草、落花等,可谓色彩缤纷,明丽如画,甚至有画所难到者。但这一切,似并未使作者陶醉,从而消释其思家之情,相反地,见景生情,反而更衬托、引发了他的思乡情。
官墙外的垂柳,丝丝弄碧,新烟萦绕;人家所精心制作的杏酪,散发出阵阵的芳香。这风光节物无不在告诉作者清明节的到来,自然也会唤起他往岁在家乡与家人共度佳节的种种回忆。这一来,客居青山环绕的京师金陵的作者,自然便思念起家乡来了。
“卞侯墓下迷芳草,卢女门前映落花”,五、六两句,意更深曲复杂。迷芳草,芳草萋萋,一片凄迷,化用《楚辞·招胞士》语:“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婆婆。”已寓有思归之意。而作者偏又以芳草与卞侯墓并置,以落花与莫愁女映照,似更富有富贵难久恃,盛时难长留的感慨。
作者来京前曾写道:“北山恐起移文诮,东观惭叨论议名。”(《被诏将赴京师御别亲友》)于《赴京道中逢还乡友》诗中又曾写道:“我去君却归,相逢立途次。欲寄故乡言,先询上京事。”对自己来京任职内心显然已有矛盾和疑虑。加之写罢此诗后仅四个月,朱元璋召见作者,面授户部侍郎,他却固辞不受,遂被放还。因而,在他的思家之情中交织有上述的感慨,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也正是因此,他才写出了末尾两句的强自宽慰之词:幸而有几位同院的故友,可与沽酒共饮,一醉京华。其意正是针对暗含于上述节物风光描写中的寡欢、不幸心情而言,而“醉京华”之“醉”,也是为了谴闷宽怀而醉,而非缘欢快而取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