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期，薛居正编写《五代史》（《旧五代史》），认为王朝的更迭是由于天命所致，欧阳修对此不以为然。他自己动手撰写成了七十四卷的《五代史记》（《新五代史》），以史为鉴，以期引起宋朝统治者的警惕。《新五代史》问世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薛史不再被世人重视。欧阳修发议论喜欢用“呜呼”。《东皋杂志》的作者说：“神宗问荆公（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对曰‘臣不曾仔细看，但见每篇首必曰呜呼，则事事皆可叹也。’余为公真不曾仔细看；若仔细看，必以呜呼为是。”这正说明了欧阳修编写这部史书的用意。
这篇序文与其说是写伶官，不如说是写庄宗。李存勖是一位英武果断之人，打仗时勇谋兼备。作者写他由盛转衰，教训十分深刻，十分惨烈。作者先从王朝更迭的原因写起，落笔有力，足警世人。这正是陆机在《文赋》中讲的“立片言以居要”。应该说，欧阳修的历史观比薛居正深刻，他认识到了“人事”的重要性。然后，作者回顾历史，概述了庄宗临危受命的情景。这段描述，言简意赅。随后，作者用对比的手法描述了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这是文章的重点。“方其……可谓壮哉！”极言庄宗志得意满，又为下文张本。“及仇雠已灭……何其衰也”，犹如从万丈高空跌落下来，与先前形成强烈反差。这样的对比给读者的印象极为深刻。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描述景象，而是总结历史教训。开头的“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虽然否定了天命之说，但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观点。当描述完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后，作者开始总结历史教训了。他先引用古书上的话，意在告诉读者，这个道理古人已经知道，庄宗没有记住前贤的话。然后作者道出自己的体会：“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读者至此，会很自然地想起另一位先哲的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看来，贤明之人都有些相同的见解。
从庄宗的盛衰史中，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敌人往往是自己生存的必要条件。有敌人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因为他能使你警钟长鸣。庄宗之所以“壮哉”，就是因为敌人存在，激励他发愤努力，完成先王未竟的事业，告慰先王在天之灵。当敌人被消灭后，天下平定，庄宗就失去了警戒之心，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从此便沉溺于声色之中，在“逸豫”中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国家。像庄宗这样的人，他的敌人被消灭，也就预示着他自己开始走下坡路。
欧阳修在文章最后写道：“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庄宗不是一朝而蹈死地的，他也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最后死在自己宠幸的伶人手里。这个现象启示我们，打倒自己的，往往是自己身边的一些人和事，或者就是自己。这些因素由小积大，由少积多，最后来个总爆发。这就启示我们，要防微杜渐，发现不良的苗头，立即改正，如此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欧阳修的这句话，其实是写给北宋最高统治者看的。北宋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政权，正是因为不能自强，所以最后也落得个“身死国灭”。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也是这样惊人地相似。
沈德潜评论本文：“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此言达哉！
寒冷的天气里山林上空的云都好像被冻住了，洁白的冰雪凝聚了江山。 看似美丽的风景却是一碰即碎的画卷，好像被风吹斜了一半。天空到处飘散着雪花仿佛不需要化妆的大地也画上了浓妆，满山遍野的树都在尽情的用花瓣展现自己的美丽。望着天空上快落下的太阳自己有一丝愧疚，没有早上美丽的晨霞，也不会有黄昏邂逅的七彩。
本诗中，首联“漫有登高兴，兼当望远何？”便为全诗定下了一个基调：自己空有登高的兴致，可是登高望远又能如何？这一句，比“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惊一人”更多了一份难言的意绪。
颔联“对花惊白发，见雁忆黄河”便为我们揭示了这种无奈，原来，在思念亲人之余，诗人心中又多了一份对时间无情流逝的悲慨。对着美丽的花儿，才猛然惊觉自己已青春不再，岁月就在不知不觉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看到大雁南归，想起自己游宦在外，思归却归不得，而大雁尚能年年南归，真是人不如物了！
第三联“乱后书来惊，霜前木落多”颇似杜甫“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句。于是，全诗的感情便又在思亲、感叹时间之外，又多了一份伤时念乱和悲秋的意绪，使诗歌表达的感情更加复杂。本来因为战乱的缘故，兄弟之间赖以联系的惟一方式就受到了阻隔，偏又遇上这令人伤感的萧萧落叶！
尾联“不堪羁宦日，同是阻干戈”，则对前两联来了一次小结，说自己早已不堪忍受仕途的寂寞和不自由，更何况是在这样一个纷乱的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