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仙诗句好。好句诗仙老。长恨送年芳。芳年送恨长。
老仙诗句好。好句诗仙老。长恨送年芳。芳年送恨长。
这首诗前两句写这匹神马从天而降，比皇帝的御马都神骏，后两句写此马今日却站在岸边的沙滩上，夕阳把他的影子投在地上，像一座瘠瘦的山，实写马今日虽瘦却依然屹立，坚定如山，突出了此马可贵的精神气质。
诗开端从“天马”着笔，“一从云雾降天关”，马穿过云雾从天而降下。汉代西域大宛国产良马，素有“天马”之称。这句形容骏马的神奇不凡，起得突兀，有破空而来的气势，增加了诗篇开端的力度。
“空尽先朝十二闲”，连接上句，是说骏马从天而降，它的神采风姿超凡不群，使皇宫内所有的马匹都为之黯然失色。 “空尽”，一洗而空的意思。起、承二句，写昔日骏马的神奇姿态。这是一匹神奇的马，它驾云腾雾， 自天而降。人间的良马莫过于皇帝的御马，即便是所有的御马，在千里马面前也相形见绌，黯然失色。
第三、四句，转到“今日”，写现在这匹马的景况，与前二句构成了强烈的今昔对比。而今，这匹马瘦骨嶙峋，没有人再爱怜它。最后一句诗“夕阳沙岸影如山”，是“瘦骨”的形象描绘。瘦马无人信用，孤独地在夕阳下的沙岸边伫立，斜投在沙岸上的身影，嶙峋如山。用“山”字形容马的瘦削形态，还含一层言外意：即使它老病困乏，仍然挺拔屹立，不改变它的凛然不可犯的气概。
全诗专咏马，句句写马，似马之形，得马之神；又咏人，借马以摅写人的情性，处处可见人的抱负、襟怀、遭际。在马的今昔对比中，寄托了诗人怀才不遇的深深感慨。由于时代的变迁，人们已不再青睐它，怜惜它，任它瘦骨鳞鳞。但它本身却并不自卑，并不气馁，它独立于夕阳残照的沙岸上，影象如山，雄骏之风不减当年。
诗中自有豪气在，虽是悲歌亦慷慨。龚开的《瘦马图》诗实际上隐现着诗人自身的形象，“瘦马”的不同凡响的才干，雄峻如山的骨相，贫贱不能移的气节，都极似龚开的生活经历和精神气度。
浙江桐庐，地处富春江畔。富春江上风景如画，历代骚人墨客咏叹不绝，南朝梁吴均就曾在《与朱元思书》中写他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从流飘荡”所见之奇山异水，赞为“天下独绝”。本词作者也是泛舟于这段行程，其所见当与吴均略同。然而他对富春江上的绮丽风光似乎视而未见，没有着力于山川景物的描绘，即景抒情，而是捕捉舟里舟外某些寻常事物构成意境，抒发自己对人生的感受和追求，既有诗情又具理趣，不落前人窠臼。
词的上片写行舟江上。“浮家不畏风兼浪”，交代此次江上行舟的境与情——虽风急浪涌，然而“不畏”，以此境此情统摄上片。惟其“不畏”，故有“才罢炊烟，又袅茶烟”的雅兴。“才罢”、“又袅”是说用餐、品茗紧相承续，这颇富雅趣的生活细节，十分传神的表现了作者从容之态、闲雅之情，而舟中不绝如缕的炊烟和茶烟，又似是作者怡然自乐的心绪的外化，情趣盎然。“闲对沙鸥枕手眠”，进一层绘出作者行舟中的恬然豁达之状。所谓“闲对沙鸥”，即寄“闲情”于沙鸥，让“闲情”与沙鸥一同翱游冥冥长空，又在沙鸥翱翔中玩味自己的“闲情”，作者在情与物的回环往复的交流中，化我为物，化物为我，乃至枕手而眠，沉入忘情之境。然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风兼浪”中，在风流中见“闲情”，益见其情之“闲”了。
晋人陶渊明在《饮酒》诗中曾抒写过自己的超然物外的人生感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本词作者于此抒写的“闲情”，其实就是身在风浪中，心远风浪外的情怀，与陶渊明的感受应是相通的。
下片写泊舟江边，“晚来人静禽鱼聚”点出泊舟的时间和情境，总领下片。“月上”承“晚来”，“缆系”承“人静”。天上的明月，地上的大江，江边的山岩，岩边的小舟和谐地共存于宁静的夜晚，这真是一幅层次井然的立体画，一支诱人遐想的小夜曲，在“风兼浪”尚且陶醉，“闲情”的作者，此时自然会融化于这静谧的画图和柔美的乐曲中，而与“山影松声共一船”了。进入此种境界便是“于相而离相”、“于念而无念”，是非荣辱，利害得失都化作云烟消散了，从而获得了最大的精神自由。
吴均泛舟富春江上，徜徉奇山异水之中，曾不自禁地发出“望峰息心、”窥谷忘反”的感慨，本词作者在这首小令里写风流中的闲情和静境中的解脱，无“望峰窥谷”之举，却有“息心忘反”之念，而在“山影松声共一船”的境界里化自我于自然，已不止于“息心忘反”了，所以作者对精神的自由，和谐的追求，有似于吴均，亦有胜于吴均。这种情趣和倾向与封建时代求名干禄，纷纷攘攘的社会现实是对立的，大有“宁为宇宙闲吟客，怕作乾坤窃禄人”之意。
此诗写陪宴所见，由筵饮游赏的生活琐事，联系到贵戚专宠的国家大事，由个人身世之慨发展到时世之叹。全诗画面繁复，情感郁结，气势磅礴，包蕴深远，显示了杜甫“沉郁顿挫”诗风的逐渐形成。
此诗从设宴园中叙起，写景由近而远。头两句写乐游园上的景色。次两句写乐游园周围景色。既见地势高敞，又见胸襟开阔，其心旷神怡的程度，只有王维的《辋川集·临湖亭》“轻舸迎上客，悠悠湖上来。当轩对樽酒，四面芙蓉开”差可比拟，而笔力则更加雄浑。
正因为座上俯视，可见全城：“秦川对酒平如掌”，便引出下面“长生句至“缘云”句一段从所见宫阙园苑远景生出的有关皇帝此时此刻也在真宴游玩的想象。《两京新记》载：“开元二十年筑夹城，入芙蓉园：自大明宫夹亘罗城复道，经通化门观，以达兴庆宫；次经春明、延喜门，至曲江芙蓉园。”这一段提到南苑芙蓉园，提到夹城复道中如雷霆般轰鸣的车马仗经过时的声响，提到大开的天门阊阖，等等，可见指的是皇帝带着他的宠幸这时正赶着前往南苑诸胜去寻高作乐。
“酌瓢”“调马”是就皇帝而言。唐玄宗崇道祖，信神仙，求长生，偶尔也会在大内用“长生木瓢”酌饮以“示真率”（即《朝享太庙赋》中二丞相颂扬玄宗“浇讹散，淳朴登”的意思，恐怕平日真有这么一番欺人自欺的做作），可是一旦遇到良辰美景，便再也按捺不住他那强烈的凡人情欲，而“更调鞍马狂高赏”，到南苑诸胜散心去了。
这诗先叙杨长史设宴于地势高敞的乐游园，全城景物尽收眼底。次述因眺望所见而生出种种有关皇帝游幸情事的想象，并以含混的言辞加以表现。因为相隔很远，虽见到一些动静，到底只能凭想象揣度，并非亲眼得见，难能坐实皇帝一定在内，就是明明知道皇帝正在南苑寻高作乐，即使不像王维那样找出冠冕堂皇的理由来为他辩护，说这只是“为乘阳气行时令，不是宸游重物华”（《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也不能大肆张扬他跟爱宠们在吃喝玩乐啊，想说又不敢说，这就不免支吾其词，含混不清了。一想到了皇帝，势必会勾引起应诏、召试以来的无穷心事，倾泻出来，便是末段中那深沉的慨叹和徙倚无依的身世之感。诗人的思路是清晰的，前后段诗意的过渡也很自然，只是前人未能悟透，讲解起来，不是这里就是那里，显得疙疙瘩瘩了。
此诗画面的繁复和跳跃、情感的郁结与变化，造成了纵深横阔的效果，显示了杜甫独特诗风的逐渐形成。旅食京华的十年，杜甫留下了一百一十多首诗，包括《前出塞》《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这样既具有广阔深沉的生活内容又充满杰出想象力的作品，所以《乐游园歌》并不能代表这一时期杜甫创作的最高成就。但是这首诗在杜甫七古长篇中第一次展现出了“沉郁顿挫”的特征，在很多方面显现出诗人诗艺逐渐成熟的痕迹。
这首诗分为两部分。前八句为第一部分，叙说澶渊之盟以前边民对契丹的抵抗和斗争。后八句为第二部分，写澶渊之盟以后，朝廷软弱无能，使边民的生活更加艰苦。这首诗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开头两句，正是这种形势的真实写照。“家世”句是说家里世世代代都在边地居住，可见时间之久。而在这很长时期中，不仅年年都要防备契丹的侵扰，而且一年之中，时时刻刻都处在战备状态。正是这种长期的战斗生活，培养了边民健壮的体魄和勇武性格，以致孩子还没有长大就已开始练习骑马，妇女们都能弯弓射箭。边民的英武表现在各个方面，作者也会从边民那里听到或看到许多这方面的事例，如果件件罗列出来，就会拖沓冗长，没有重点，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诗中只写儿童妇女的“习鞍马”、“能弯弧”，取材很精。儿童习马，妇女射箭，这在别处是很难见到的，最能体现边民的尚武特点。这个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不仅有着现实的依据，还同悠久的历史传统有关。河北地方，从春秋战国以来，一直是经常征战之地，当地人民，历来就有尚武之风，加之宋朝建国以来与辽国长期对峙，使尚武之风更加发展。孩提妇女都能弯弓射箭，青壮年男子更加骁勇善战。
这样英武的人民，绝不会任人侵侮，下面四句，就写边民对契丹的英勇斗争。“朝夕”表明辽军不仅攻扰须繁，而且出没无常，威胁极大。“蔑如”是说边民对契丹毫不畏惧，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在眼中，表现了边民的英雄气概。因为契丹经常来犯，边民常常同他们不期而遇，一见之后即互相射杀，双方死伤常常相当。“俱”表明辽军异常凶悍，也体现了边民为保卫国土、保卫自己的和平生活而英勇战斗的精神。
上面虽然讲到残酷的战斗，巨大的伤亡，情调却是高昂的，下面转到澶渊之盟以后，情调就不同了。这次议和是宋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宋朝对辽即完全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了。诗中的“结欢娱”，即指这次议和，这本是统治者的语言，边民引述，是对最高统治者和那帮主和派大官僚的辛辣讽刺。据和约，以后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称辽帝为弟，表面上“情同手足”，“欢娱”得很。宋朝廷用大量绢、银买得了“和平”，以为可以笙歌太平了；契丹统治者打了败仗，还得到这样丰厚的贡献，是真正得到了“欢娱”；而受苦的却是宋朝劳动人民，这大量的绢银，全都将从他们身上榨取出来。而对于边民说来，他们更要同时向宋、辽两方交纳赋税，遭遇更加悲惨。朝廷既然对辽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边境上的将吏就害怕同辽发生纠纷，便约束边民，不准他们“生事”，实际上就是要边民服服帖帖听凭契丹骚扰，不得反抗。朝廷为了欺骗民众，便把这种妥协求和以求苟安一时的行径，说成是深谋远虑。“远图”本是统治者欺骗人民的话头，诗中用作反话，加以讽刺。诗的最后两句就是“远图”的具体说明。“界河”本来是中原故土，此时却成了宋辽边界，而且由于朝廷的妥协退让，住在界河上的边民，甚至连去界河打鱼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不敢”，不仅是说要遭到辽军的横蛮干涉，还包括宋朝将吏的制止，因为他们害怕得罪辽军。末两句极为悲愤沉痛，是对朝廷的尖锐谴责。
这首诗写法同杜甫的名篇“三别”相同，都是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这样写可以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作品的感染力。诗中把澶渊之盟的前后作为对照，也使得对朝廷主和派的揭露更加深刻有力。欧阳修前期在政治上站在以范仲淹为代表为改革派一边，对辽和西夏主张坚决抵抗，反对妥协。他在庆历三年（1043年）写的《论西贼议和利害状》，就主张对西夏采取强硬态度。这首诗正是这种政治主张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