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544年（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国派公子札访问鲁国，《左传》对经过情形有详细记载。当时的吴王馀祭是公子札的二哥。吴国在公子札的父亲寿梦就位时（前585年）就已称王。但中原诸国还是视吴国为蛮夷之邦，《春秋》记事称之为“吴子”，“子”的爵位在公、侯、伯之下，所以实际上是贬称。而《公羊传》出于“诸夏”的民族偏见和地域偏见，甚至否认吴国“有君、有大夫”，对《春秋》记事用语理解为抬高了吴国的地位。
这篇文章是《春秋公羊传》解释《春秋》为什么用“吴子”肯定吴国“有君”，用“聘”肯定吴国“有大夫”的。全文层层设问，步步深入，以事实说明公子札的贤、仁、深明大义，正是他使吴国在诸夏心目中的地位得到了提高。
这首诗是杜甫去从孙杜济家中受到杜济以米饭葵羹的招待，杜济可能露出勉强不耐烦的神情和举动，于是作者发出一阵牢骚和教训的话。全诗措辞委婉，语言幽默，虽是训示，却有情趣，显示了杜甫高超的诗歌艺术水平。
此诗在一定程度上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杜甫当时的日常生活情况。按照陈贻焮《杜甫评传》的说法，杜甫当时在长安经常挨饿。此诗起二句“平明跨驴出，未知适谁门”语本陶渊明《乞食》诗：“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他来找杜济，的确有想叨扰一顿饭的意思。“权门多噂𠴲，且复寻诸孙”，是说达官贵人既然高攀不上，不得已，只好求助于族人。这四句写出了杜甫穷愁潦倒，走投无路的悲惨处境。
“诸孙贫无事”六句，表现了杜济的宅舍之景，可见杜济的境况也不太好。他看到杜甫这位“阿翁”来了，便忙着淘米做饭相待。这从“淘米少汲水”四句可以看出。诗人在这里还委婉地批评了杜济的待客态度。“阿翁懒惰久”以下又有明显的长辈教训晚辈的意思。这可能是杜济有什么地方冒犯了杜甫，因而引出了他的一番牢骚和教训来。杜甫明知杜济家境不宽裕，决不会因为杜济只有米饭葵羹招待而怪罪于他，这里的冒犯主要是杜济的态度。杜济见这位不速之客上门，碍于情面，只得勉强招待他，不过心里却老大不高兴，就随便对付他一顿粗茶淡饭，加上家里人手少，杜济平日又懒散，如今要他亲自汲水淘米、刈葵作羹，无疑会感到很窝火，于是就难免流露出不耐烦的神情，汲水将井水搅浑，刈葵放手乱砍一气。杜甫见了当会有所觉察，有所感慨，于是写出“淘米”四句加以点破。“阿翁懒惰久，觉儿行步奔”两句是以自己的懒散反讽杜济的行动匆忙、奔走不停。话说得委婉而幽默，讽意自明。
为了一顿饭，没想到自讨没趣，杜甫按捺不住了，便发话说：“所来为宗族，亦不为盘飧。小人利口实，薄俗难可论。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说来这里不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密切宗族情谊，显然是托辞。这几句也说明了杜甫居长安下杜城那段短暂时期，由于穷途落魄，常受乡里小儿、族间晚辈的凌辱、排揎、中伤和嫌弃，“朝廷故旧”冷落他，“乡里儿童”不容他，甚至连这个多少谙事的“从孙”招待一顿米饭葵羹也要给他颜色看，处此困境，他不禁感慨万千，悲愤欲绝。此诗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心情的反映。
诗篇从对方所处的环境落笔。苏轼当时任翰林院学士，担负掌管机要、起草诏令的工作。玉堂语意双关，它既可以指神仙洞府，在宋代又是翰林院的别称。由于翰林学士可以接近皇帝，地位清贵，诗人便利用了玉堂的双重含义，把翰林院说成是不受人间风吹日晒的天上殿阁，那里宝书如林，森然罗列，一派清雅景象。开首这一联起得很有气派，先声夺人，为下面引出人物蓄足了势头。
第二联转入对象本身。“想见东坡旧居士”一句，在“东坡居士”间加上一个“旧”字，不仅暗示人物的身份起了变化（由昔日的罪臣转为此时的清贵之官），也寓有点出旧情、唤起反思的用意，为诗篇结语埋下了伏笔。“挥毫百斛泻明珠”一句，则脱胎于杜甫《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诗中的“诗成珠玉在挥毫”。杜诗表现的是早上朝见皇帝的场面，用“珠玉”比喻诗句，在夸赞对方才思中兼带有富贵气象，与诗歌题材相切合。所以作者这里也用“明珠”来指称苏轼在翰林院草拟的文字，加上“百斛”形容其多而且快，尤其是一个“泻”字，把那种奋笔疾书、挥洒自如的意态，刻画得极为传神，这也是化用前人诗意成功的范例。
从第三联起，方转入赠茶的事情。既然是送茶而致的诗，自然说明这茶的佳处。茶树在高处接触云气而生长的叶子特别丰茂，所以用云腴称茶叶。宋人喝茶的习惯，是先将茶叶磨碎，再放到水里煮沸，不像现代的用开水泡茶。这两句说：从我老家江南摘下上好的茶叶，放到茶磨里精心研磨，细洁的叶片连雪花也比不上它。把茶叶形容得这样美，是为了显示他送茶的一番诚意，其中含有真挚的友情。但这还并不是该篇主旨所在，它只是诗中衬笔，是为了引出下文对朋友的规劝。
结末一联才点出了题意。最后提醒苏轼，要适时进退，好自为之。作者语重心长地对朋友说：喝了我家乡的茶以后，也许会让您唤起黄州时的旧梦，独自驾着一叶扁舟，浮游于太湖之上了。最后一句用了春秋时期范蠡的典故。苏轼贬谪在黄州时，由于政治上失意，也曾萌生过“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的退隐思想。可是此时他应召还朝，荣膺重任，正处在春风得意之际，并深深卷入了当时政治斗争的漩涡。作者一方面为友人命运的转变而高兴，另一方面也为他担心，于是借着送茶的机会，委婉地劝告对方，不要忘记被贬黄州的旧事，在风云变幻的官场里，不如及早效法范蠡，来个功成身退。末了这一笔，披露了赠茶的根本用意，在诗中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而这番用意又并非一本正经地说出来，只是从旧事的勾唤中轻轻点出，不仅可以避免教训的口吻，也显得情味悠长，发人深思。 整首诗词意畅达，不堆砌典故，不生造奇词拗句，在黄庭坚诗作中属于少见的清淡一路。但全诗由高雅的玉堂兴起，引出题赠对象，再进入送茶之事，而最终点明题意，这种千回百转、一波三折的构思方式，仍体现了黄庭坚诗的基本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