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的上片写作者感怀亡国的愁恨和梦回故国的痛苦。
起首二句由悲叹、感慨而入，用直白的方式抒发胸中的无限愁恨。“人生”句是一种感叹，也是对生活的一种抽象概括，既是说自己，也是说众生，其“愁恨”自有一番别样的滋味，“愁”是自哀，也是自怜，是自己囚居生活的无奈心情：“恨”是自伤，也是自悔，是自己亡国之后的无限追悔。也正因有如此“愁恨”，作者才“销魂独我情何限”，而句中“独我”语气透切，词意更进，表现了作者深切体会的一种特殊的悲哀和绝望。正如俞陛云《南唐二主词集述评》中所云：“起句用翻笔，明知难免而自我销魂，愈觉埋愁之无地。”第三句“故国梦重归”是把前两句关于愁恨的感慨进一步的具体化和个人化。李煜作为亡国之君，自然对自己的故国有不可割舍的情感，所以定会朝思夜想。可是事非昨日，人非当年，过去的欢乐和荣华只能在梦中重现，而这种重现带给作者却只能是悲愁无限、哀情不已，所以一觉醒来，感慨万千、双泪难禁。“觉来双泪垂”不仅是故国重游的愁思万端，而且还有现实情境的孤苦无奈，其中今昔对比，抚今追昔，反差巨大，情绪也更复杂。
词的下片续写作者往日成空、人生如梦的感伤和悲哀。
“高楼谁与上”是无人与上，也是高楼无人之意，进一步点明作者的困苦环境和孤独心情。所谓登高望远，作者是借登高以远眺故国、追忆故乡。故国不可见，即便可见也已不是当年之国，故乡不可回，此恨此情只能用回忆来寄托。所以作者的一句“长记秋晴望”，实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哀鸣。现实中的无奈总让人有一种空虚无着落之感，人生的苦痛也总给人一种不堪回首的刺激，作者才有“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的感慨。在现实中，“往事”真的“成空”。但这种现实却是作者最不愿看到的，他希望这现实同样是一场梦。“如一梦”不是作者的清醒，而是作者的迷惘，这种迷惘中有太多的无奈，以此作结，突显全词的意境。
全词以“梦”为中心，集中写“空”，笔意直白，用心挚真。全词八句，句句如白话入诗，以歌代哭，不事雕琢，用情挚切。全词有感慨，有追忆，有无奈，有悲苦，这一切因其情真意深而感人不浅，同时也因其自然流露而愈显其曲致婉转。
词的上半阕，作者用了寥寥数笔，就把他从十七岁以来十五年间的坎坷经历粗略地描述了一番。用了两个“纵横”，把自己怀才不遇，箫剑双负的心情形象地表达出来。才“纵横”，是说他的才能大，泪“纵横”，是说他的悲哀多。“箫心”侧重于生活中的各种幽情亲情，“剑名”则主要是大的人生追求和志向抱负，二者“双负”，作者只赢得泪纵横。
词的下半阕，进一步写个人生活之悲：春天来时，连个关心的梦都做不成，不言也人关心自己，反言自己无倾注关心的对象；不说真实的关心，只求做个关心梦，话语中所包含的这些凄怨哀伤，是十分沉痛的。作者又巧妙地用了两个“飘零”，把自己为了功名，南北数次奔波的经历和自我安慰的复杂心情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看了词的最后一句话才知道，作者一生漂泊无定，如今虽有些悔怨，但他已不看重这些，因为人生本就是雪泥鸿爪，因为他已信奉了佛教。
据史料记载，龚自珍在道光三年有信佛事。他回乡后在苏州与江沅、贝墉等几个佛门俗家弟子搅到一起，还参加了拜佛诵经。在作者的许多诗歌中，都有他学佛的印记，不少佛经上的语言，被龚自珍写入诗歌中。作者实际上是想通过学佛来解脱自己考场不得意的失落，这也是当时许多失意文人的通常做法。不过，读了这首词的最末一句，往往有一种苦涩生出，让人同情作者，这正是此词的艺术魅力所在。
首联以明快的手法点明了作为远行者的友人此行的行程紧急，以及要去的目的地。以士卒五更即出发而登陇山，道出军情之急。二句中分别用一“登”字、“指”字，既示征途渺远，又显疾进之态。这位即将与诗人离别的远行者，与诗人分手之后，到天快亮、东方欲晓之时就要赶到陇山，攀援登临其山岗之上，而此行要到的地点则是处在遥远的西北边塞的临洮。这样开头，不但表明友人离别的匆忙，同时也表明行者征人赶路的急迫。日夜兼程，行色匆匆，人马迅急，可见前方军情紧急，形势逼人。把这首诗中所描绘的征人出征的景况与杜甫《兵车行》开头几句诗所展现的情景相比，是非常有意思的。杜诗云：“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而在高适的这首送别诗中则没有一点这种征人出征，亲朋相送的场景描绘，有的只是义无反顾的豪雄气概。当然杜甫诗里出征的是士兵，而高适诗里远行的却是护送征夫的县尉，前者是被迫服役，后者则是渴望立功边塞而从军行役。这是两诗表现主旨根本不同的所在，从而其思想风格、情感色调也自然迥异。并且在表现手法上两诗也显然有所不同。杜诗是重墨铺染，而高诗则是概括精炼。“残更”、“远别”四字，用词就极为简洁，不但省去了惜别情景的展示，而且舍弃了行军途程中的一切耳闻目见，突出地表现了行人征夫一心一意手奔赴西北边塞以求建功立业的急切心情。一“登”一“指”又动态地表明了赴边的迅急与行者心情的紧迫。细玩其意，“远行”二字中似乎还包含着诗人的惜别之情。总之，诗人在这里留下了大量的空白，以引发读者丰富的审美联想。
颔联以“关山事”与“州县劳”对比，认为从军行役之“关山事”，还不如作“州县”之吏那么劳顿，一为高适有任封丘尉之痛苦经历，故有此言；二亦可见其对军旅生活之向往，表现了诗人心中隐隐的一种得意。行者所要踏上的行程，其自然条件毕竟是险恶的，征程也是艰辛的，所以承接首二句下来诗人又通过一个设问，使一开始就高昂激越的情调旋律得到一个回环，由此以表现诗人对行者此次远征的关切。此次远行是由县尉送兵赴边，更可见当时边塞战事的紧张，补充兵力已刻不容缓。这看似简单明白的一问，却含意丰富，既表现出诗人对行者从军行役路途艰苦的体贴关注与惜别难舍之意，同时又赞颂了行者不畏险难的豪迈情怀。感情真挚，态度诚恳，耐人细读。
颈联状疾进之军容，诗人通过想象所描绘出的行者送兵赴边途中的情景。赴边征人军容严正，刀枪林立，人不离鞍，马不停蹄。姓白的县尉参与其中，从而使这疾行猛赶、奋勇挺进的行军队伍中忽隐忽现、忽前忽后地闪现着标志着县尉作为使臣所执旌节上的羽饰；而道路两旁的林木，苍苍的树色中也不时有县尉所穿青袍的闪现。诗人侧面着笔，以象征热情之“赤色”相衬，中间“随”字与“引”字锻炼极为生动，既刻画出行者随军奋勇前进，风尘仆仆的劳苦形象，更刻画了行者一往无前的气概，以其随身装束之色彩，传出士卒昂扬奋发之神态，从而给我们展现出一幅气势豪雄的千里行军图；“树色”碧绿，中间用一“引”字，使穿“青袍”之白少府和碧绿之“树色”妙合无垠，给人以满眼生机，以及白少府义气慷慨之奕奕神采。“随”、“引”二字，使诗歌具流走之势，紧扣行军特点。“赤”、“青”二色，亮丽鲜明，颇具青春气息。可谓达到人境浑一，诗画交融之境界。
尾联不直接表达唐军必胜的信念，而以“谁断单于臂”之反诘顿起，再以“今年太白高”作答，显示唐军居高临下，势如破竹之势，这里自然表现出高适此时的一腔豪情。语言响亮有力，用典浑化无迹，此种虚处传神，使诗歌含蕴更为深厚。
全诗的首联写白少府告别亲友带兵轮换到西北边地驻防时登临六盘山头，远离故乡直指河西临洮。颔联写自己作为守边官吏，烦劳地方官员为了关山战事辛苦带兵换防，实在是问心有愧，对不住人家。颈联却笔锋一转，语气豪迈：奔赴边关的将士们，军容齐整，红色箭羽紧随其身，在绿色的原野上青色战袍着身，格外耀眼夺目。言外之意是赞许白少府带兵有方，军势威猛。尾联诗人豪气冲天，尽显盛唐军人的气象：谁能砍断匈奴单于的臂膀，今年的太白星高悬，必有敌人进犯边境，杀敌报国，正等待着英武的军人和将士。
这篇征行赋作于汉安帝永初七年（公元113年），斯年班昭随儿子曹成（字子谷）去陈留赴任。本赋主要是抒写沿途的所见所感，注重四个方面：
一是写离开京城的悲伤之情；当“去故就新”时，想到身寄异地，悲伤不已，彻夜难眠。随着行程的推进，离京城越来越远，而“怀土”念故之情越发沉重，由此表达了身不由已的悲情。
二是写长途跋涉的劳苦之情。班昭历经七邑，风餐露宿，跋山涉水之劳，在所难免。赋文直言其事，既有巩县多艰，又有河洛险阻，更有桑间露宿。由此不能不追怀上古安居乐业的时代生活。
三是写缅怀先贤之情。过匡地而同情孔子受困的厄运，过卫地赞美子路的勇义精神，过蘧乡时追怀伯玉的美德不朽。这些怀古之情，既是表明自己的情感志趣的高尚，也是借古人“衰徴遭患”的命运来宽慰自我，聊以解忧。
四是写体察民难之情。这方面的文字虽然只有四句，而从蒲城丘墟、荆棘丛生的荒凉景象的描写，表明了东汉末年的时乱所带来的灾难。作者有意识的“察农野之居民”，可见班昭对灾难深重的农民是寄予同情的。
时隔十六年后，蔡邕由陈留赴京，正好与班昭的行程逆向而动，但同样呼出“民露处而寝湿”的共同心声，这不能否认此赋所产生的影响。
赋末“乱辞”直抒其情，强化了赋文的抒情主题，将个人富贵难求、俟时难得的命运，与东汉末年愚智不分、吉凶莫测的社会命运相联系在一起，其深刻性就在于，在交待自身遭受厄运的同时，透露了对社会的批判之情。
本赋的语言简明畅达，一气呵成，读来感人至深。
此外，其乱辞称：“ 先君行止，则有作兮，虽其不敏，敢不法兮。”这表明班昭的《东征赋》是效法其父班彪的《北征赋》而作。赋中记叙自洛阳至陈留的经历，对于孔子、子路、 蘧伯玉等先哲前贤多有称颂，都是触景生情，发为感慨。和班彪的《北征赋》相比，《东征赋》的感情描写更为细腻，作者把自己内心的矛盾和苦闷曲折而真实地反映出来，强自开解而又无可奈何，低徊往复，而又有古淡的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