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记文,先历叙园的地理位置,显得郑重之至。接着便处处扣住“随”字,写葺园的经过与作者的趣味,表现了作者洒脱放任的处世观,充满了初得园的喜悦及对将来悠游林仓的生活的憧憬。袁枚的记游一类文章与他的传记文不同,一是力求简洁,一是注重铺陈场景与刻画人物。文中第二段述及造园原则时,运用了大量整句,将园林“就势取景”的造园精神表达得淋漓尽致这种笔法,也是对韩愈、柳宗元散文作法的继承。
文章首段先写随园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详细介绍了金陵四周的美景,为后文得享美景时的喜悦做了铺垫。
第二段作者主要叙写随园的来历以及自己治园的经过。中国古代造园的原则讲求利用已有的环境条件,精心设计,使园林虽由人造,却宛如天开。作者将原本的“隋园”改成“随园”,这个“随”字的含义正是体现了中国园林造园之奥妙,园林美学的精髓,同时也暗含着袁枚随顺自然、随时之宜的审美理想与人格象征。
最后一段则抒写了袁枚舍官就园,安享园林之乐的情怀。他引苏轼“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一句,表明自己仕与不仕皆随顺自然的心态。“随”字也正是袁枚追求自由随性的人生观、仕宦观的显露,充分显示了袁枚以“性灵说”驰骋文坛的诗人气质。
袁枚写这篇文章。一方面为他精心修造园林解嘲,一方面也为了扩大随园的影响。但写对自己经营的园林有感情,并把侈造园林的操劳和做宫的仰人鼻息作比较,这些思想应该是真实的。
这首诗层次分明。首联写游佛祠的时间,这是春天一个黄昏。颔联写佛祠的外观,在断桥边的树林下,有短篱围着。颈联写进祠门后所见情景。尾联点出诗序所叙之意。这首诗虚实隐显,巧于安排,读来又浑然一气,毫不见雕琢之迹。
全诗可分“寻宿”和“投宿”两部分。前四句写寻宿。诗人从麦田着笔,一则是借大麦抽芒点明春末的物候,二则也暗示了自己在外求宿之由。当时诗人正“之官历阳石迹戍,日从事田野间”,以阅田为务,并非随兴所至的游览观光,这就和下文所说的“行役”暗相呼应,第二句写风势之大,此处的“晚”不是指日暮时分,当作晚春、暮春解,否则,与下文写天日的“待晚”,就不能契合了。贺铸此诗,正作于暮春三月间。欧阳修《蝶恋花》词“雨横风狂三月暮”,亦以“狂”字形容三月时的风势。诗人既已阅田事毕,风尘仆仆,故欲求一块清静地方栖息,由此引出下面的“寻寺”之行。
诗人写“寻寺”的过程仅用了两个画面。前一个画面是“微径断桥”,以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和断折不通的桥梁,把人们引进一个僻静冷落、略带荒凉感的幽深境界。环境之荒芜深僻,羁旅之寂寞疲困,尽在不语之中。正当道路不明、方向莫辨之际,前面却现出一个“短篱高树”的处所来:那池塘对面,竹篱丛中的院落,便是佛祠的所在地了。两个画面不但表现了空间的移动,而且连行人在征途中的心理变化也依稀可辨。前一句用一“微”一“断”,突出了主人公置身于人烟稀少的陌生地域中,那种惘然若失空无所依的意绪;后一句用一“短”一“高”,暗示了错落有致的人工布置和安排,给人以柳暗花明的感觉。“短篱”非粉垣高墙,仍带山野风味;而“隔横塘”则又可见泉石萦回之势。
诗的后四句写“投宿”。诗人按入寺过程写来,层次井然:先写进入庭院,见满地堆积着飘落的杨花;次写走进祠殿:看寺僧点燃夜香;末写转至殿后的长廊,意外地发现了故人的题字。落花未扫,寺僧燃香,处处透出寺院所特有的清幽意趣。值得注意的是,在写投宿的过程中,还有人物的活动,除了行人之外,就是迎客的寺僧。诗中说“开门”,也就是是推门而入,其间已含宾主间一呼一应的意思在内。于是紧接着的“未扫”、“先烧”,就不止是写来客的所见,而实在是暗写主人殷勤待客的情意。寺僧原不料会有不速之客来到这幽僻的所在,因未及洒扫庭院而深致歉意;为了便于来客早些安息,故天色未晚就焚香净室。主人待客的殷殷情意,于此跃然纸上。在寂寞与困顿之中,诗人意外地得到温暖,但更意外的,是诗人还在这里发现了老朋友的题字,更令他感到欣慰。诗人的感情于此达到高潮。《庄子·徐无鬼》说:“夫逃虚空者,……闻人足音趁然而喜矣。又况昆弟亲戚之謦欬其侧者乎?”见到故人题字,如亲身与其会面。于是旅途的风尘、仕途的失意,此刻都消融了。
这封给曾巩的回信就是一篇研讨治学之道的说理文。文章首段围绕“佛经乱俗”这几个关键字,既交代了写信的缘由,也为下文的辩驳的展开作铺垫;接下来的第二段,作者并不急于反驳曾子固对自己的批评,而是宕开一笔,阐述自己的治学之道;第三段,作者正式转入对曾子固的反驳,提出“方今乱俗不在于佛”,而是由于世人沉迷功名利欲的观点。文章虽然篇幅短小,但语言简峭,逻辑严密,剖析深刻。
这封信的中心论题是围绕读经书的问题展开的。儒家经典是宋代知识分子必须习诵的读本,这是他们应试入仕途的敲门砖。王安石当然不可能例外。但是他认为读书不能局限于儒家经典的范围,而应该广泛涉猎,拓宽视野,“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这里有两层含意,一方面他突破了儒家的传统观念,把“诸子百家”以及先秦时期的医学著作列为研读的范围;另一方面又注重实际调查,向有实践经验的农民、女工等请教,无所不问。这些独具只眼的议论,充分反映了作者的远见卓识。王安石正是从广泛接触并且咀嚼吸收传统文化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的思想体系。
在这封信中,他为了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不仅举出西汉扬雄对墨家、道家和法家的著作也无所不读而不受扰乱的事实,加以论证,使信中的立论更富有说服力,而且对曾巩所谓佛经乱俗的说法,简当精辟地阐明个人见解。他指出当今之世,乱俗不在于佛,乃在于学士大夫沉没利欲而不能自拔。由于作者洞悉时事,目光敏锐,因此这里所下的判断,可谓一语破的,言简意深。从表层来看,这是对曾巩来信的直截了当的回答,实际上是对当时士大夫尊经泥古、死读儒家经典章句的社会思潮的尖锐批评,因而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战斗作用。
这封信的篇幅虽短,但写得理足气壮,不仅论据充实,说理透辟而有新意,而且首尾呼应,逻辑严密而无赘语,笔墨精练简明,体现了王安石散文峭厉严谨的风格特色。
浑将军祖先即汉代匈奴浑邪王。因此开始二句:“将军族贵兵且强,汉家已是浑邪王。”就从浑将军的祖先写起:远在汉代,他们就是归顺中原政权的部落首领,族贵兵强,屡建战功,高居王位。起调高远雄浑,豪气笼罩全篇。“子孙相承”以下四句,由“族贵兵强”生发开来,依次展示出浑将军家族传统的发扬光大:“子孙相承”,遍布朝野;“部曲”精锐,驰骋“燕支”。率擅长骑射的“阴山儿”箭无虚发;骑一日千里的“大宛马”所向披靡。开篇六句概括、勾勒浑氏家族显贵、英勇的雄壮气势,为下文造声势、作铺垫。
“银鞍玉勒绣蝥弧”以下四句,将焦点聚集到了浑将军身上。但,诗人并不正面直接刻画,而是以烘云托月的手法,渲染出浑将军的忠勇义烈和赫赫战功。“银鞍”一句,先以物写人。马具精良,军旗猎猎,显示出浑将军高昂的志气。后面三句,每句以一历史上的名将形象来烘托浑将军。“嫖姚”指汉代名将霍去病,曾任嫖姚校尉大破匈奴(此喻哥舒翰)。“骨都”指匈奴左右骨都使。句首用一“每”字,表明浑将军经常随哥舒翰出征,战功累累。此外,又以李广的体恤将士,身先士卒,卫青的不泥于古人兵法,以方略为贵,托出浑将军的优秀品质和用兵的灵活。以上十句可作为第一层,诗人从“族贵兵强”、战功卓著等方面,把浑将军的形象勾勒得高大雄武。
“传有沙场千万骑”以下为第二层,形势急转。当敌人又气势汹汹地向边境发动了侵略战争,“羽书”飞至,形势危急时,浑将军又毅然奔赴疆场,奋战不息。塞外的生活艰苦清寂,时而传来几声哀厉高亢的画角声,更增添了几分凄严肃穆的气氛。而诗人却以“宝刀”切望为国杀敌而昼夜鸣叫这一兀傲奇警的夸张想象,再一次形象揭示出浑将军忠勇义烈的英雄本色。“意气”二句,诗笔又从正面直探心曲,传达出浑将军豪迈的“意气”:只要能为国杀敌,确保边疆,就是转战“万里”,“辛勤”经年,也算不了什么。继而诗人再以“黄云”连绵、衰草遍地的广漠边塞;“旌旗”朝飞、“刁斗”夜鸣的军旅生活;春风不度,杨柳绝迹的“关西”艰苦环境,反衬出众多“侠少年”藐视一切艰难困苦、勇赴国难的牺牲精神。这众多的英雄形象,如众星捧月一般,使浑将军叱咤风云、驰骋万里的风貌更加光彩照人。
最后四句为第三层,回应题目的“送”字,寄寓自己的殷切希望。“从军借问”二句用王粲《从军诗》之意,颂扬浑将军所从之主帅哥舒翰的“神武”。正因为如此,才不致久劳师于外,故麾下当“击剑酣歌”,以示庆幸。据《左传·文公十三年》,有晋人士会返晋,绕朝赠之以策的记载。“策”字这里语含双关,也有“策谋”之意,意思是希望浑将军不要忘记自己临行时所献的破敌之策。“仲宣诗”即王粲所作之《从军诗》,本颂扬曹操西征张鲁的胜利,此喻报捷之诗,期望浑将军早奏凯歌,建立功业。诗人连用两典,结语悠远。杜甫说高适“篇终接混茫”,这首诗就是一例。
在这首诗中,高适以高远雄浑的起调,整散相间的句式,不停转换的韵律,多角度、多侧面塑造了浑将军这样一个忠勇爱国的名将形象,使其诗歌具有雄壮豪放的鲜明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