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坞里,金阊遗迹足千秋。风流才子唐伯虎,从小便有着非凡的才气,在绘画、诗文方面都有优秀的造诣。弘治十一年,中解元,才华横溢的他仿佛已经看到了未来的进士之路。偏偏造化弄人,弘治十二年,卷入徐经科场舞弊案,坐罪入狱。遭此打击的唐寅,坚决不再做官,回到家乡,靠卖画维持生活。
“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前二句一连用了四个“不”,写诗人在摒弃功名利禄之后的有所不为。“不炼金丹不坐禅”,即不学道,不求佛。唐伯虎是一个不肯趋炎附势,但又并不放弃世俗生活快乐的漂泊者,读者对他“高楼大叫秋觞月,深幄微酣夜拥花”的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不妨批判,但对其作为封建礼教的叛逆者那点精神是应予肯定的。“不炼金丹不坐禅”,大有“子不语怪力乱神”意味。“不为商贾不耕田”,则是不事人间产业。“不为商贾”是不屑为;“不耕田”是不能为,即孔夫子所谓“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也。四个“不”一气贯注。语极痛快干脆。
“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唐伯虎可以自居的头衔是画家,其画与祝允明、文徵明齐名。他不慕荣华,不耻贫贱,以鬻文卖画、自食其力为荣。“闲来写就青山卖”是非常值得敬佩的,这是从事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应有的豪言壮语,能“写青山”而“卖”之,自有可参造化之笔,此为实话,亦自负语。假清高的人往往以卖画讨润笔为可羞,殊不知这是卖知识产权,和写文章“拿稿酬”一样的天经地义。所以作者敢于大呼:“谁来买我画中山!”这样挣来的钱花着舒心。由此,诗人又反跌一意:“不使人间造孽钱!”这一笔尤其显得豪迈。一竹竿打一船人,一切的巧取豪夺、贪污受贿、投机倒把、偷盗抢劫、诈骗赌博……而获得的非法收入,得之即“造孽”,花之亦“造孽”,“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而已。此句足使人深长思之。
这首诗描写了作者心中淡泊名利、专事自由读书卖画生涯之志。诗中平铺直述,开门见山不仅表明出唐寅自命清高的处世态度,还反映出他那不羁的性格。
这首写风雪渡江的诗,用极古简的笔法,绘出一幅饶有情致的图画。首句点出地点,诗人正“渡”的是汉江环绕襄阳、岘山的一段,这同时也是写景,淡淡勾勒出岘山的轮廓,在灰色的冬晚天空背景衬托下,岘亭的影子显得特别惹眼和好看。次句点节令(“岁阑”),兼写江上景色。由于岁暮天寒逆旅主人,故“古道少行人”。然而“渡口只宜寂寂,人行须是疏疏”,反而增添了一种诗情画意。三句是寄语备酒,借此引起末句“夜来风雪过江寒”:江间风雪弥漫,岘山渐渐隐没在雪幕之中,一叶扁舟正冲风冒雪过江而来。末二句用“为报”的寄语方式喝起,在读者面前展示了一幅天生的图画,而且仿佛人在画图中。
说它如画,似乎还远不能穷尽此诗的好处。虽然诗人无一语道及自己的身份、经历和心情,但诗中有一股郁结之气入人很深。
襄阳这地方,不仅具有山水形胜之美,历来更有多少令人神往的风流人物,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晋代的羊祜。史载他镇守襄阳,务修德政,身后当地百姓为他在岘山置碑,即有名的“堕泪碑”。诗的首句说“襄阳好向岘亭看”,绝不仅仅是就风光“好”而言的,那尽人皆知的羊公碑,诗人是不会不想到的。而且,诗的后面,越来越深蕴了一种怀古之情。前面提到岘山“岘亭”,紧接就说“人物萧条”,也不仅仅是就江上少人行而言的,还有一种“时无英雄”的感喟盘旋句中。
“习家池”乃襄阳名胜之一。在那注重名士风度的晋代,“习家”曾是襄阳的望族,出过像习凿齿那样的大名士。在重冠冕(官阶爵禄)压倒重门阀的唐代,诸习氏自然是今不如昔了。第三句不言“主人”或“酒家”,而言“习家”,是十分有味的。它不仅使诗中情事具有特殊地方色彩,而且包含浓厚的怀古情绪,引人产生一种“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的感慨。怀着这样的心情,所以诗人“初渡汉江”就能像老相识一样“为报习家多置酒”了。不光“置酒”而且要“多”,除因“夜来风雪过江寒”的缘故,而联系前文,还有更深一层涵义,这就是要借酒杯一浇胸中块垒,不明说尤含蓄有味。这两句写得颇有情致,开口就要主人“多置酒”,于不客气中表现出豪爽不羁的情怀。
于是,在那风雪汉江渡头如画的背景之上,一个人物形象(抒情主人公形象)越来越鲜明地凸现出来。就像电影镜头的“迭印”,他先是隐然于画面中的,随着人们对画面的凝神玩赏而渐渐显影。这个人似乎心事重重而举措落落大方,尽管他有一肚皮不合时宜,却没有儒生的酸气,倒有几分豪侠味儿。这大约是一个落魄的有志之士吧。他别有怀抱,却将一腔感慨愤疾,以淡语出之,诗的风格十分沉郁。而这种风格,在绝句中是不多见的。
文章先简要记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一方面揭示了郑庄公两次入侵东周之地,强逼平王立质、咄咄逼人的姿态;另一方面则反映了东周王室已然衰微、任人欺凌、委曲求全的历史情状。并由此得出结论,周天子与郑庄公想通过交换人质来缓解矛盾、取信对方的做法是不可靠、也不可取的,因为周郑之间并没有诚信之心,又不依“礼”行事,所以双方即使交换了人质,也还是不能够维持他们之间的关系。
最后,君子通过对此事的评论,指出相互之间的了解和信任要建立在彼此体谅、坦诚相待的基础之上,强调了恪守礼仪、忠于信义的重要性。
文章虽然不长,但叙事朴实,议论周严,有事实,有根据,有结论,语言中肯,说服力很强。文末“君子曰”一段评论,以信和礼为标准。一针见血地指出周郑交质之非。数层转折与整齐的排旬,使作者的论断显示出不可逆转的气势,空灵排宕、辞采纵横而又风韵悠然。
自幽王烽火戏诸侯及平王东迁以来,周王权威早已实际崩溃。但周王及诸侯都没有将此事捅破。周郑交质作为一个可供观测或曰方便标记的事件点而成为周王权威崩溃的标志。《左传》认为周郑交质“无信(已堕落到需靠人质故曰无信)不礼(周郑上下失序故曰不礼)”,是东周“礼崩乐坏”的缩影。
在《周郑交质》中,君子对双方都有责难,但侧重于批评周王室。左丘明认为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因其不能以信服人,是以礼驭下造成的。周、郑由“交质”到“交恶”,其根本原因,是利益和权力再分配问题上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决定周、郑双方关系的最终原则是利益和权利的再分配。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左传》作者不可能揭示周、郑由“交质”到“交恶”的历史本质,但由于作者是“用事实说话”,所以,还是使我们看到了这一时代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总动向。而“用事实说话”,也正是此文的最大特点。至于此文用较多的文字阐发诚信的重要性,那只是作者的一种美好愿望而已,因为在历史进入“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以后,就很难看到各诸侯国“要之以礼”并“行之以礼”的事情了。《周郑交质》这篇文章反映了《左传》崇霸贬王思想。全文先讲事实,再进行评论,这是《左传》的典型写法。君子的议论以“礼信”为中心,引经据典,辞理畅达。对后世史论有极大的影响。
关于《黍离》一诗的主旨,虽然《诗序》说得明白:“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而且从此诗序于王风之首,确见其为编诗者之意旨。但历来争讼颇多,三家诗中韩、鲁遗说与毛序异,宋儒程颐更有臆说以为“彼稷之苗”是彼后稷之苗。近人读诗,新说迭出,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将其定为旧家贵族悲伤自己的破产而作,余冠英则在《诗经选》中认为当是流浪者诉述他的忧思。还有蓝菊荪的爱国志士忧国怨战说(《诗经国风今译》),程俊英的难舍家园说(《诗经译注》)等。说法虽多,诗中所蕴含的那份因时世变迁所引起的忧思是无可争辩的,虽然从诗文中无法确见其具体背景,但其显示的沧桑感带给读者的心灵震撼是值得细加体味的。另一方面,从诗教角度视之,正因其为大夫闵宗周之作,故得列于《王风》之首,此为诗说正统,不可不及,以下从两方面细析之。
闵宗周之诗何以列于《王风》之首,先得弄清何为《王风》,郑笺云:“宗周,镐京也,谓之西周。周,王城也,谓之东周。幽王之乱而宗周灭,平王东迁,政遂微弱,下列于诸侯,其诗不能复《雅》,而同于《国风》焉。”可见《王风》兼有地理与政治两方面的含义,从地理上说是王城之歌,从政治上说,已无《雅》诗之正,故为《王风》。此诗若如《诗序》所言,其典型情境应该是:平王东迁不久,朝中一位大夫行役至西周都城镐京,即所谓宗周,满目所见,已没有了昔日的城阙宫殿,也没有了都市的繁盛荣华,只有一片郁茂的黍苗尽情地生长,也许偶尔还传来一两声野雉的哀鸣,此情此景,令诗作者不禁悲从中来,涕泪满衫。这样的情和这样的景化而为诗是可以有多种作法的,诗人选取的是一种物象浓缩化而情感递进式发展的路子,于是这首诗具有了更为宽泛和长久的激荡心灵的力量。
全诗共三章,每章十句。三章间结构相同,取同一物象不同时间的表现形式完成时间流逝、情景转换、心绪压抑三个方面的发展,在迂回往复之间表现出主人公不胜忧郁之状,“三章只换六字,而一往情深,低回无限”(方玉润《诗经原始》)。
诗首章写诗人行役至宗周,过访故宗庙宫室时,所见一片葱绿,当年的繁盛不见了,昔日的奢华也不见了,就连刚刚经历的战火也难觅印痕了,看哪,那绿油油的一片是黍在盛长,还有那稷苗凄凄。“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国维《人间词话》),黍稷之苗本无情意,但在诗人眼中,却是勾起无限愁思的引子,于是他缓步行走在荒凉的小路上,不禁心旌摇摇,充满怅惘。怅惘尚能承受,令人不堪者是这种忧思不能被理解,“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尴尬,这是心智高于常人者的悲哀。这种大悲哀诉诸人间是难得回应的,只能质之于天:“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苍天自然也无回应,此时诗人郁懑和忧思便又加深一层。
第二章和第三章,基本场景未变,但“稷苗”已成“稷穗”和“稷实”。稷黍成长的过程颇有象征意味,与此相随的是诗人从“中心摇摇”到“如醉”、“如噎”的深化。而每章后半部分的感叹和呼号虽然在形式上完全一样,但在一次次反覆中加深了沉郁之气,这是歌唱,更是痛定思痛之后的长歌当哭。难怪此后历次朝代更迭过程中都有人吟唱着《黍离》诗而泪水涟涟:从曹植唱《情诗》到向秀赋《思旧》,从刘禹锡的《乌衣巷》到姜夔的《扬州慢》,无不体现这种兴象风神。
其实,诗中除了黍和稷是具体物象之外,都是空灵抽象的情境,抒情主体“我”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基于这一点,欣赏者可根据自己不同的遭际从中寻找到与心灵相契的情感共鸣点。诸如物是人非之感,知音难觅之憾,世事沧桑之叹,无不可借此宣泄。更进一层,透过诗文所提供的具象,读者可以看到一个孤独的思想者,面对虽无灵性却充满生机的大自然,对自命不凡却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人类的前途的无限忧思,这种忧思只有“知我者”才会理解,可这“知我者”是何等样的人:“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充满失望的呼号中读者看到了另一个诗人的影子。“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吟出《登幽州台歌》的陈子昂心中所怀的正是这种难以被世人所理解的对人类命运的忧思。读此诗者当三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