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作者从时光的易逝来看官场游戏生活,与曹九章相互安慰。这是一种感觉性的审美心理。感觉是对事物的个别属性的反映。列宁说:“不通过感觉,我们就不能知道实物的任何形式,也不能知道运动的任何形式。”从须鬓慢慢斑白感觉时光的流逝,暗叹自己老了;从“白须”上联想到曹光州官涯生活如“箭”飞过。这是自然规律。曹九章须埋怨,苏轼已过了三年贬居生活,比你差多了。“君莫厌”三字隐含着曹光州的满腹牢骚,“胜我三年贬”五字,表白了作者的坦然胸襟。彼此彼此,如此而已。
下片,从苏轼自身的官场沉浮、世事变迁的体验来谈看穿人生。“我欲自磋还不敢,向来三郡宁非忝,苏轼自叹回朝无望,回首三州知官事又不顺心如意,难免内心郁郁不平。最后三句,再看婚嫁世事与年岁渐衰,得知人生“千钧重担”也无意义地“从头减”了。从“自磋”、“非忝”、“冉冉”、“从头减”,这一认识过程的矛盾、变化,去领略人生的真谛,苏轼还以全身心去体验痛苦,感悟生命,抗争苦难,昂扬悲剧精神。
全词名为赠词实是慰语。从中可以看出两人遭际相似,个性相近,相互慰藉,忘却前非。词从“白须”、“浮光”、“婚嫁”等的具体人事侧面,反映了官场生活原本是一场游戏,从而隐示苏轼淡然恬静的人生观。不过,现实中存在的悲剧,经常迫使苏轼采取严肃的伦理态度和实践行动。这就是苏轼被贬黄州后不去为僧、不去投江的原因。
文章开头先交待了子产写这封信的背景。当时晋国为盟主,范宣子(士匄)为中军将,主持晋国政事。在范宣子执政时,加重征收诸侯对晋国贡献的财物。郑国也以此为患。公元前549年2月,郑简公到晋国朝会,郑大夫子西陪同前往,子产让子西捎带书信,以劝告范宣子。
信的开头故作危激之论:“您治理晋国,四邻的诸侯没有听说您有什么美德,只听到了您加重了各国缴纳的贡物,我对此感到困惑不解。”子产作为小国的大夫。写信给盟主国的执政竟然如此不客气,指出范宣子执政时“不闻令德”,“而闻重币”,这的确是振聋发聩之言。子产故作惊人之语,以期引起范宣子的重视。
子产在信中说:“我听说君子领导国家和家族的,不是担心没有财物,而是担心没有美好的声誉。如果把诸侯的财物都集中到晋国的王室,那么诸侯就会对晋国产生二心。假如您私自占有,晋国的人民就会离心。诸侯有了二心,晋国的盟主地位就会动摇;晋国人民不信任您,您也不能保家。不要再执迷不悟,要这些财物也没有什么用。”子产从“令德”推出“令名”,点出这篇文章的主旨:“君子长(掌)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称霸的大国压榨势力范围内的小国,是春秋时代的一种暴政,它必然引起国家间的冲突,子产警告范宣子,压榨过重,将使诸侯不满,人民离心,从而产生严重的后果:“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范宣子将处于既不能保国又不能卫家的境地。如果家破人亡,钱财这些身外之物就没有用了。既然贪敛财物危害甚大,就不要再一意孤行了。
子产继续写道:“好的声誉,是传播美德的车子;美德,是国家和家族的基础。有了牢固的基础,国家才不会崩溃。还是努力追求美德吧!在位者有美德,人民就快乐,人民快乐,国家就能保持长久。《诗经》中说:‘君子乐和有德,就能奠定国家的基础。’这就是因为有美德啊!《诗经》中又说:‘上天看着你,你不要三心二意。’这就是有美名啊!用宽宥谅解的精神来发扬美德,那么好的名声就能像车载一样传播,因此远方的人来归附,近处的人安居。您是宁可让人家说‘您实在是养活了我,’还是说‘您榨取我的血汗来养活您自己’。大象因为有了象牙而毁了自己,这是因为象牙值钱的缘故。”
子产这一席话酣畅淋漓,进一步阐发了“令名”与“令德”的作用,从“令名”又推回“令德”,反复阐述,不惮其烦。他说,美名是装载美德的工具,美德则是国家的基础。国家依靠这个基础才不致崩溃。在位的执政者如发扬美德,就会声名远播,“远至迩安”。子产认为,具有美德的人绝不会贪重币帛,他尖锐的指出:“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究竟让诸侯国由于盟主采取宽厚政策而心怀感激,还是让诸侯国受尽压榨而心怀怨恨,从而动摇晋国的盟主地位。不言而喻,聪明的执政者一定会采取前一种政策。子产最后用大象因为自己的牙齿贵重而给自身招来祸患的比喻,警告范宣子:不要因为采取贪重币帛的短视政策而给晋国带来灾难。
子产的信收到了效果,范宣子看了信以后很高兴,于是就减轻了诸侯的贡品。
子产致范宣子的这封信立意高远,持论正大,信中虽有危激之语,但并非危言耸听。子产站在为晋国和范宣子个人谋划的立场上,指出国家和家族赖以存亡的道德基础,并为范宣子描绘了一幅道德基础崩溃后国亡家败的图景,不由范宣子不信服。“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将焉用贿?”文笔矫捷雄健,如江河奔流,势不可遏,具有震人心魄的力量。
子产的信中还巧妙设喻,以加强自己的论点。如“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将声誉比喻成装载美德的车子,将美德比喻成国家大厦的基石,既形象生动,又深化了文章的内涵。其“象有齿以焚其身”的比喻,更是紧紧扣住文章的主题,阐明了君子为政不能贪贿,贪贿只能招来祸患的深刻道理。子产信中还恰当地引用了《诗经》中的语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良好的艺术效果。
子产的这封信中,还采用了对比的写法,使文章更加生动有力。整篇文章都以对比的手法阐明“重币”与“轻币”的不同后果,说明“令名”与“令德”的关系,以印证“重币”之害。写“重币”处,作危激语;写“德名”处,作赞叹语,层次井然,褒贬分明。信中“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对比强烈,令人警醒。
子产这封书信,虽然持论堂堂正正,但由于注意引文长短交替,顿挫有致,并多方设喻对比,援引《诗经》,所以丝毫不使人感到枯燥和说教的气味。子产以其严密的推理和精警的语言使范宣子倾心受谏,减轻了各诸侯国的负担。《子产告范宣子轻币》堪称是先秦书信散文的代表作品。
该词以“小小寰球”起笔,气势恢宏,境界壮阔。在浩瀚无垠的茫茫宇宙中,地球不过是一个小而又小的行星而已。这种化大为小的空间压缩,显示了作者在青年时期就有雄伟的气魄和包容日月星辰的寥廓胸怀。地球尚且小,那么几个碰壁的苍蝇就更加渺小了,微不足道。作者将国际上那些猖狂反华,群聚起哄的丑类视作嗜腥逐臭、见缝下蛆的苍蝇,其鄙夷、轻蔑、厌恶、嘲讽之情意溢于言表。将“苍蝇”数量缩小为“几个”,以状其虚张声势、极其孤立的处境。而“碰壁”二字,既喻其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蠢举,又隐喻其必然败亡的命运,可谓一庄一谐,相映成趣。作者似立于天宇苍穹,,俯视尘寰,以沉稳、傲岸、泰然之态度姑且作冷眼观,且看“苍蝇”如何动弹,如何表演,怎么成气候。“嗡嗡叫”三句承“碰壁”而来,以声状神,以听觉形象充实视觉形象,生动地描画出那些“苍蝇”们喧嚣起哄,声嘶力竭,却累遭碰壁,断股折翼,穷途末路,向隅哭泣的无奈之状。
“蚂蚁”两句仍以夸张和比喻手法,化用典故,引申发挥,勾勒霸权主义者可鄙、可惜、可厌、可笑的丑态。“蚍蜉”句则化用唐人韩愈诗句,赋予新意,嘲笑国际反华势力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的种种诽谤、中伤、诋毁、讹诈,都如蚍蜉想摇撼大树一样不自量力,愚妄可笑,枉费心机。
苍蝇、蚂蚁、蚍蜉们虽也曾猖獗一时,奈何秋风已起,枯叶飘飞。虫豸们气数已尽,末日将临。“正西风落叶下长安”,又化用唐诗以渲染霸权主义者们萧条凄凉的处境。而这时,我方声讨他们的响箭正发出呼啸。“飞鸣镝”三字,简括遒劲,声容并茂,比喻我方反击赫鲁晓夫集团的批判文章如响箭般风驰电掣、腾空疾飞、锐不可当的凌厉之势,同时也为词的过片作了有力的铺垫。
换头后六句,承上结“飞鸣镝”的意脉,一气贯通,节奏一反上片的从容舒缓,变得紧凑急促。作者站在历史、时代和宇宙的高度看待这场论战,通过急速变化的时空交互映衬,表现出一种力挽狂澜的胆魄、一种义无反顾得决断、一种急昂奋进的斗志。“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四个整齐的三字短句,笔力雄悍,似铜板铁琶,促节铿锵;如黄钟大吕,巨声镗琅。“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则点明这场论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事关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势在必争,不能坐待历史作出结论,而必须积极主动地迎接挑战,争取时间,以加速世界革命的历史进程。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一联正是对当时世界革命形势的艺术概括和乐观展望。
这首词自始至终贯穿着反帝反霸、捍卫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意志。上片多用典故,对霸权主义者的反华行径予以嘲讽、揭露和鞭撘,笔调冷峻而不乏诙谐。下片则“高吟肺腑走风雷”,融写景、抒情、议论于一炉,热情歌颂风起云涌的世界革命,风格雄浑壮伟。上下片浑然一体,形成大开大合波澜起伏的艺术特点,表现出一种至大至刚的气概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