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诗的第一、二句诗人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了宜春苑的现状,第三、四句诗人用对比的手法写出了山河恢复无望的痛苦之情。诗人借景抒情,用对比的手法抒发了故国之思和黍离之悲。
“狐冢獾蹊满路隅”,首句实写诗人当时亲眼所见宜春苑的萧条荒凉景象,通过“狐冢”、“獾蹊”写出了昔日繁华无比的汴京皇家禁苑宜春苑今朝的残破荒凉,并以此寄托诗人对北宋政权覆灭的悲哀之情。
“行人犹作御园呼”,次句以行人犹称此地为“御园”,说明昔日北宋故都的汉族百姓虽然生活在金人的残酷统治之下,但心中仍然念念不忘故国。此句充满了故国之思和黍离之悲。
“连昌尚有花临砌”,第三句典出元稹《连昌宫词》,唐代经安史之乱之后,虽从此一蹶不振,但唐玄宗毕竟还能够有机会驾返连昌宫,凭吊昔日遗留下的一切。而赵宋王朝惨遭靖康之难之后,就一直苟安于江南,无心亦无力北伐中原。
“断肠宜春寸草无”,第四句以宜春苑与第三句的连昌宫对比,连昌宫虽废而犹存,可是昔日的宜春苑是何等繁华,何等气派,而今满目凄凉,惟颓垣荒草而己,什么也没有了,所以更加使人伤心,令人肝肠寸断,这一对比含意颇为深远。在今昔的对比中,作者想到了当时统治者是怎样将国土拱手让给了金人,铸成空前国耻的。想到了赵宋朝廷南迁几十年之后,朝廷不仅丧失了收复失地的能力,就是现存的城池疆土,也岌岌可危,时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时作者的心情是复杂的,既有黍离之悲,又有对统治者的谴责。
该诗通过对宜春苑里萧条冷落之景的描写,抒发了故国山河破落零碎的悲伤之情。运用对比的手法,突出了作者因山河破碎而产生的痛苦之情。点明靖康之难比安史之乱更惨,唐朝的内乱八年平定了,而宋朝外患的消除却是遥遥无期。
李善的《文选》注说,这首诗谢朓本集原题作“和徐都曹勉昧旦出新渚”。徐勉,字修仁,是谢朓的朋友。昧旦:即黎明、拂晓,语出《诗经·郑风·女曰鸡鸣》:“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可见时辰约略后于鸡鸣之时(一说“昧旦”应该是在“鸡鸣”之前,天色将明而未明之时,盖昧旦之时仍然“明星有灿”)。新渚,即新亭渚。新亭为东吴时所建,在都城建康的郊外。这是一首纪游诗,原题扼要说明了此诗的创作缘起、具体时间和地点,为鉴赏提供了可靠依据。徐勉先成《昧旦出新亭渚》诗,谢朓此诗是和作。
这是一个春天的早晨,天才蒙蒙放亮,诗人就已来到城外新亭渚边。当他停车小憩,回望郊外黎明曙光,不禁怦然心动,被一片迷离春色深深吸引住了。因而,发言为诗,一开始便充满了赞叹之情:“宛洛佳遨游,春色满皇州!”宛洛:指宛县和洛县。宛县是南阳郡治所在,汉时有“南都”之称。洛阳是东汉的都城。二地都是当时最繁华的都市,所以古人曾有“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古诗·青青陵上柏》)的诗句。皇州,指都城建康。昧旦出游,天色尚昏,是看不到“春色满皇州”景色的,所以,诗人说京城风光充满春色,春日胜景可与汉时繁华古都相媲美,是出于赞叹口吻,是一种心神向往。正是由于“宛洛佳遨游”的雅兴勃发和“春色满皇州”的神奇吸引,诗人才鸡鸣驱车、遨游郊外的。一语既出,闲情雅志,宛然可见。而在章法上,首联则是一种铺垫,暗中交代了出游的目的——娱情遣兴,没有目的的目的。所以,第二联一下子就跳跃到出游途中,大笔勾揽出一幅苍江曙色图。诗人停车东郊,迥望长江,但见东方熹微,黎明曙光在长江上面轻抹了一层苍茫之色。“迥瞰”二字最传神。诗人蓦然回首,苍茫江色猛然摄入胸怀,传达出一种豁然通亮的意蕴。所以,苍江曙色便以其特有的整体形象横亘在诗人眼前,以浑厚的内蕴感染了诗人。浩浩长江,滚滚东流,象征着勃郁而永恒的生命,使画面充满了雄浑和苍茫的色调。
第三联转入京郊晨景描绘。“迥瞰”也许本是偶然的举动,可一下子被吸引住,便索性停车留步,悉心观赏京郊风光了。这个时候,一轮红日冉冉升起,万道霞光洒满江面,远远看去,江水滔滔,波光粼粼,仿佛阳光在水面上泛动着;而青青原草,沐浴着火红的朝霞,在晨光春色中迎风招展,充满着勃勃生机,所以延颈远眺,宛如春日风光浮现在青草绿叶之上一样,煞是可爱。这一联绘景,清鲜明丽,细腻新颖,最富魅力。阳光只有亮感、温感,绝无“动”感,但诗人别具匠心,通过江水泛动的反射,写出“日华”的“动”感来;至于“风光”,本为虚景,不可确指,诗人却通过春草这一具体物象将其准确捕捉住,维妙维肖地显现出来。所以“动”、“浮”二字,措辞细腻传神,笔端流露了无限的赏爱之情。第四联写桃李成蹊,桑榆荫道,虽都有成语在先,但一经纳入诗人郊外游览的独特感受之中,便又觉新鲜可爱。第三联主要写山水自然景色,第四联则着重写农家田园风光。值得注意的是,二、三、四联虽都全力写景,但亦暗寓时间的变化。二联写苍江东流,尚处曙色微明之中;三联写“日华”、“风光”,则初旭东升,不言自明;至四联,已是“桑榆荫道周”,桑榆树影,布满大道,已是红日高照,春满大地了。时间的流程非常明显。这样写来,不但使三联景象各具特色,在细小微妙的差别中显现出独特的面貌来;而且,还暗写出诗人驻足郊外,移时入神的形象,表现了留连春光、热爱自然的情怀。
末联结篇,神韵全在“言归望绿畴”一句上。饱览春光,留连春色,诗人似乎仍不满足,归途遥遥之中,仍不时把目光投向绵延无际的绿畴,洒向一片春色。游览行将结束,而目光仍在延伸,心情仍在留连。游览的结束,意味着诗境的进一步开拓,展示着诗情的进一步深化。正是这种景与情、物与心的反向逆差,使全诗呈现出篇结而意不绝、言有尽而情无穷的风貌,思情邈远,韵味无穷。
此诗剪裁布景甚见功力。谢朓并不像徐勉《昧旦出新亭渚》那样,逐一描写京郊出游的全部过程,而是集中笔力,或大笔涂染,或精工刻划,状写出京郊从东方初白到旭日东升的春日风光,清新悦目,迥不尤人。即景遣兴小诗而采用此法,最适当不过。由此见出谢朓善于取景化境的深厚修养。在写景方面,诗人完全沉浸到京郊春光的良辰美景之中,通篇不着一字抒怀,却在在闪现着无限向往、无限留连之情。使人们在观赏诗美的同时,感受到诗人的那一颗热爱自然的灵秀之心。全诗篇幅短小,对仗工稳,声律考究,显示了“永明体”的鲜明特征。
诗词分工、各守畛域的传统观念,对宋词的创作有很深影响。诸如“田家语”、“田妇叹”、“插秧歌”等宋代诗歌中常见的题材,在宋词中却很少涉及。这首词描述了,农民的劳动生活,流露出与之声息相通的质朴向上的感情,因而值得珍视。上片以景语起:山色昏暗,彤云密布,寒雨将至。在总写环境天气之后,收拢词笔,语及近景,数枝凝聚水珠、楚楚堪怜的娇花,映入眼帘。如若顺流而下,则围绕“啼红”写心抒慨,当是笔端应有之义。但接下来两句,却奉劝骚人词客,勿以惜花为念,莫作枝惘愁思,可谓笔锋灵活心思脱俗。下片又复宕开,将笔触伸向田垄阡陌,“朝朝出”、“处处通”对举,言简意赅勾勒不避风雨、终岁劳作的农民生活。遂引出“人间辛苦是三农”的感叹。“三农”,指春耕、夏种、秋收。五谷丰登,是农民们一年的希望。在这重阴欲雨的时刻人们盼望的是有充足的雨水,能犁耕作。至于惜花伤春,他们既无此余暇,也无此闲情。
每当“做冷欺花”(史达祖《绮罗香》语)时节,“冻云黯淡天气”(柳永《夜半乐》语),文人墨客常会触物兴感,抒发怜惜情怀。这些作品,大抵亦物亦人,亦彼亦已,汇成宋词的一片汪洋。虽有深挚、浮泛之别,也自有其价值在。不过,萦牵于个人的遭际,囿于一已的狭小天地,则是其大部分篇章的共同特点。这首《南柯子》却不同,即将因风雨吹打而飘零的幽艳啼红,和终年劳碌田间而此刻盼雨耕种的农民,由目睹或联想而同时放到了作者情感的天平两端。
它不在惜花伤春旧调上的和弦,而是另辟蹊径的新声。作者的目光未为仄狭的自我所囿,感情天地比较开阔。一扫陈思,立意不俗。
苏轼、辛弃疾等也写过一些描写乡村生活的词作,也倾注了热爱农村、关心农事的情感,他们所作,常如一幅幅民俗画,苏轼作于徐州太守任上的一组《浣溪沙》(“照日深红暖见鱼”等五首)是如此,辛弃疾《清平乐。村居》的笔触更为细腻入微。王炎的这首词则显示了不同的特色,作者的感情主要不是熔铸在画面中,而是偏重于认知的直接表述,理性色彩较浓,因而,写到农民的生活,如“蓑笠朝朝出,沟塍处处通”,也采取比较概括的方式,不以描绘的笔墨取胜。
宋代有两个王炎,均有词作传世。此篇作者字晦叔,号双溪,婺源(今属江西)人,孝宗乾道五年进士,有词集《双溪诗馀》。其“不溺于情欲,不荡于无法”《双溪诗馀自序》的宗旨,在这首风调朴实的《南柯子》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此词不取艳辞,不贵用事,下字用语亦颇经揣摩,如“幽艳湿啼红”写花在雨意浓阴中的姿态就相当生动。不过此词亦有缺陷,全篇语多浅易、含蕴稍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