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序言分为四段。第一段先简略地交代了编辑《苏氏文集》的过程。第二段论述了政治的盛衰与文章的盛衰并不完全一致。第三段写苏舜钦不顾世俗的反对嘲笑，特立独行，抗流俗而写作古体诗文。末段文章继续哀叹苏氏的不幸，年仅不惑而亡，确是令人极为痛心的。这篇序言抑扬顿挫，慷慨咏叹，不仅议论风发，而且富于情韵。
文章开篇，先简略地交代了编辑《苏氏文集》的过程，接着，着重写了作者对苏舜钦岳父杜公说的一段话。以丰城龙泉、太阿宝剑的精光上冲斗牛为喻，说明苏氏诗文的精光连陷害他的冤家仇人都无法掩蔽，并预言其必将大放光彩于后世。先从文学方面对苏氏作了极高的评价，充满着赞赏之情。
接着，序文论述了政治的盛衰与文章的盛衰并不完全一致，从古以来治世少而乱世多，一旦面临治世，而文章跟不上政治，那是由于不爱惜文学人才的缘故。由此自然地引出苏舜钦的遭遇，欧阳修发出沉重的叹息：“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过，至废为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叹息流涕，而为当世仁人君子之职位宜与国家乐育贤材者惜也！”政敌小题大做，为了一顿酒食的小过失，竟将一代英才摧残至死，无论是从私人感情方面来说，还是从为国家培育人才方面来说，都要令人扼腕痛惜、痛哭流泪而不能自已也1这一段文字，既申之以理，又动之以情，真是情理交融的好文章。
三段，写苏舜钦不顾世俗的反对嘲笑，在时文盛极一时、举世不写古文之时，特立独行，抗流俗而写作古体诗文。欧阳修将他誉为“特立之士”，这个称号苏舜钦确实是当之无愧的。
末段，文章继续哀叹苏氏的不幸，年仅不惑而亡，确是令人极为痛心的。接着，回忆苏氏的状貌和为人，虽仅寥寥数语，却极精彩传神：“其状貌奇伟，望之昂然而即之温温，久而愈可爱慕。其材虽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如此和蔼可亲、奇伟杰出的一代英才，却不幸死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中。特别是此文最后，写到其他因苏氏一案受牵连的人都一一复职，“今并列于荣宠”，“而子美独不幸死矣，岂非其命也！悲夫！”序文就在这样的哀悼声中结束，令人有哀音绕粱、三日不绝于耳之感。
这篇序文是欧阳修文章中的精品。因为苏子美是欧阳修志同道合的好友，又是极为难得的人才。这样一位有特立独行的有志之士，却横受冤屈以致罢废而死。所以为他的文集作序，先从其文章的价值说到其不幸遭遇，为其鸣不平。全文把叙事、议论、抒情融为一体。在称呼上，“予友苏子美”，“嗟吾子美”，“而子美独不幸死矣”，语含悲哀，催人泪下；在结构上开合变化，一浪高似一浪，一层深似一层；在语言上，长短句、正反意，错综变化，一唱三叹，充分表现散文的音节美，值得反复吟诵玩味。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八十九。下面是中华诗词学会理事、广东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刘逸生先生对此诗的赏析。
这首诗是张说在校书郎任内出使西川时写的，虽只寥寥二十字，却颇能看出他写诗的技巧和才华。
一个接受任务到远地办事的人，总是怀着对亲人的眷恋，一到目的地，就掐指盘算着回归的日期，这种心情是很自然的。但张说能把这种幽隐的心情“发而为诗”，而且压缩在两句话里，却不简单。
“客心争日月，来往预期程。”“客心”是旅外游子之心，“争日月”，象同时间进行一场争夺战。这“争”字实在写得好，把处在这种地位的游子的心情充分表露出来了。“来往预期程”，是申说自己所以“争日月”的缘故。公府的事都有个时间规定，那就要事先进行准备，作出计划，所以说是“预”。十个字把诗人当时面临的客观情况，心里的筹划、掂量，都写进去了，简炼明白，手法很高明。
这十个字又是下文的伏笔。本来使蜀的日程安排是十分紧凑的，然而诗人回归之心更急切，他要力争按时回洛阳。他是洛阳人，在洛阳有家，预期回归，与家人团聚。
下文忽然来个大转折：“秋风不相待，先至洛阳城。”不料情况突变，原定秋前赶回洛阳的希望落空了。游子之心，当然怅惘。然而诗人却有意把人的感情隐去，绕开一笔，埋怨起秋风来了：这秋风呵，也是够无情的，它就不肯等我一等，径自先回洛阳城去了。
这一笔，妙在避开了率直无味的毛病，而且把人格化了的秋风形容为“无情的秋风”。这秋风先至，自然要引起许多烦恼。可以试想，秋风一至洛阳，亲人们必然要翘首企盼；而自己未能如约的苦衷就更不用说了。淡淡一笔，情致隽永深厚。
在这里，诗人到底是埋怨秋风，还是抒发心中的烦恼？诗中没有明说，颇费人寻绎，正是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欧阳修《六一诗话》）。不过可以想见，诗人对于这次情况的突然变化，确实感到意外，或有点不满，不过他用的是“含蓄”的语言罢了。
张说早些时就写过一首《被使在蜀》诗：“即今三伏尽，尚自在临邛。归途千里外，秋月定相逢。”归期定在秋月，即此诗所谓“预期程”。不料时届秋令，秋风已起，比诗人“先至洛阳城”，他却落后了，即诗题所谓“后期”。秋风本是按时而起，无所谓“先”；只因诗人归期“后”了，便显出秋风的“先”来。两首合看，于诗中的情味当有更深的体会。
此曲由叹时光流逝之迅疾而生“月残花落”之深慨，抒发了一种老大无奈的伤感情绪，自叹亦复叹人。春花易逝，秋月无常，表达了作者对于人生与世事的伤感心理。作者巧妙自然地借用李后主之《虞美人》词结合自己眼前的情与景，抒发了他对当时社会和人情世故的不平和不满之意，流露出他对仕途坎坷的愤懑与悲哀之情。若就诗意看，无非如此，似不足誉扬。但就内容表现而言，此词有一种令人感到似浅似深，似熟似生的效果。浅者，是因为“诗里落花，多少风人红泪”，人们已经见得很多了。而月残花落虽相似，各有心酸各有情。王和卿的这首小令从头到尾，春花秋月一路写去，别无一点“人事”的描述，其意旨归趣显得含蓄不明，这就不禁令人产生似熟还生、似浅还深之感，并由此而生吟咏的兴趣、索解的心理。
若就律艺方面而言，这支小令六句六韵，由“春”、“秋”而衍“花”、“月”，然后似轱辘蝉联而下，一脉贯通。曲中“春”字、“花”字、“月”字各出现三次，“秋”字出现两次，春、秋、花、月，反复吟唱，造成一种宛转流畅、回环往复之美。在全曲短短三十一字中，两用对偶，一为工对，一为流水对，整饬中又富于变化，显得和顺谐畅。同时用典自然浑化，若出己手，这一切却又使得它流光溢彩，具有了不可或缺的艺术价值。
生活在金末元初的王和卿，散曲作品并不多，既有滑稽调侃，粗俗嘲谑之风，也有空灵之作，如这首小令。但无论哪类作品，皆颇具特色。其题材、风格之多样，也可以说预示了元代散曲多元发展的端倪。
上片首二句本自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开篇 ：“醉漾轻舟，信流引到花深处。”这个“花深处”，就是指桃源。在郴州，词人为了排忧遣恨，不得不借酒解愁。醉眼朦胧之中，词人受潜意识的支配，仿佛觉得自己划起了小舟，正轻松自如地随着溪流浮泛，朝桃花源进发。路上，“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桃花源记》）。词人十分欣喜，他左顾右盼，不知不觉中，已“林尽水源”，来到了“花深处”。阅读这两句，关键是要抓住“醉”这个核心词语。醉入梦乡，本是常事，所以说这两句是写梦境幻象。“尘缘相误，无计花间住。”是词人神志清爽后的抱恨之言。佛教认为色、声、香、味、触、法六尘是污染人心、使生嗜欲的根源。秦观在这儿是借“尘缘”指世俗之事，如名利一类，自是相对灵境而言的。假如自己不出来求仕为宦，就不至于有此时的迁谪之祸，这就是“尘缘相误”。在写法上，只说“尘缘相误”，隐去尘缘的具体内容，便产生空灵蕴藉，词情摇曳生姿的效果。此刻自己身受官府羁绊，即使想找一个类似于“桃花源”的远僻之地平安度日也不可得——这就是“无计花间住”。
过片二句，勾勒出一幅“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满庭芳·山抹微云》）一般的黄昏景象。“尘尘”“千里”尤给人天涯飘泊之感。紧接一句“山无数 ”，与“烟水尘尘”呼应，构成“山重水复疑无路”（陆游《游山西村》）的境界，这就与上片“尘缘相误”二句有了内在的联络，上下片意脉不断。下片开头四句，乃是词人有意识地择取人世间的四种凄凉景象，来影射他黯淡、感伤的心境。“烟水尘尘”，则前途渺遥可知；“千里斜阳暮”，暗示着词人的处境将每况愈下；“山无数”，正是阻力重重、难回朝廷的象征；“乱红如雨”，就是说美好事物正在横遭摧折。这四种景象并集一起，凝现出巨大的艺术感染力。词人虽无片言只语关涉愁苦，而愁苦、失望之情已溢满纸面。结句“不记来时路”，源于《桃花源记》。陶渊明说，武陵渔人出桃花源后，在返家的路上处处作了标志，“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这个结句正暗应了题目和开头，道出了词人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窘境和苦况，表达了他“抽身退步悔已迟”和“世外桃源不可得”的愁怛心绪。
这首词所反映的思想，是作者由于无端遭受打击，导致了他对现实的不满，并由此产生了对世外桃源的向往。但有的评论者认为句句都有暗寓，这只能是一种猜测。此词所表现出的那种迷离恍忽的境界，只是秦观在艺术上喜欢朦胧美的一种手法而已。
文章第一段交代了写《醒心亭记》的有关背景及写“记”之缘由。在介绍“醒心亭”之前，作者先介绍了“丰乐”亭。“滁州之西南”，示方位；“泉水之涯”，写环境；“欧阳公作州之二年”，记构亭时间：文笔交代简洁。作者所以写丰乐亭，用意在于以丰乐亭作背景，一方面引出醒心亭的位置，丰乐亭往东几百步的高山上；一方面交代了“醒心亭”的环境。写“丰乐亭”就是在描绘“醒心亭”的画面背景。作者行文纤徐曲折，不开门见山，直至段尾才开始点题。这并未使人感到烦琐，而是使画面更加丰满。
文章第二段写醒心亭之胜。作者以“饮”和“望”两字，概括区分了“丰乐”、“醒心”二亭不同的用途：前者用于饮酒，后者用于览胜。一个“望”字，总领景致之叙：群山相环，云烟弥漫，旷野无垠，草木茂密，泉水清冽，山岩峻秀。作者所以写“望”中之景，是为了引出“望”中的感受：耳目一新，心中畅然清爽，从而点明醒心亭所以名“醒心”的原因，并进一步指明“醒心”一词的出处及典故。按韩退之诗《北湖》关于“醒心”句的一首是：“闻说游湖棹，寻常到此回，应留醒心处，准拟醉时来。”这一引证，也曲折地反映着欧阳修这位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对于韩愈这位唐代古文运动领袖的推崇。韩愈擅古文，并非以诗称擅者，《北湖》又非韩愈有名的文章，而欧阳公熟知，可见韩愈诗文之被推重。结句“取乐于山泉”，总结了建亭的心旨，为下文议论的生发作了铺垫，既有“总上”之功，又是“启下”之设。
文章第三段的议论，文眼在“乐”字上。承上段“取乐于山泉”，引出“公之乐，吾能言之”，这句总领全段，来说明欧阳修之“乐”的内涵。第三段有两处璧瑕：其一是，曾巩把“夷狄乌兽草木”，列在一起。反映出了他的“大汉族”的封建正统意识，对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的歧视；其二是，曾巩把当时的宋王朝的统治讴歌为“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是失实的。虽然，这是当时文章通行的一种时代局限，但毕竟是白璧之瑕。欧阳修的山水之乐，也不是太平盛世的一种移情只不过是在被贬蒙诬中，表现了一种旷达的情志而已。滁州是个小州，无从施展抱负，只好纵山水之情罢了。
文章第四段文眼在“难得”二字，“几百年才能有这相的”，写欧阳修之贤难得。现在的人，还没有理解这一点，但百年、千年之后，人们一定会确认这个问题。蕴含的意思是：历史自有公论。欧阳修以流言攻讦被贬到滁州，身被非誉之名，且有涉罪之嫌，正所谓“周公恐惧流言日”者，曾巩的“公之贤”难遇”说，既是殉流言的反击，也是对欧阳修的声援。当世人不能理解欧阳修，后世人自垫有公论。这是曾巩的一段曲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