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诗作于宝应元年（762）夏，此时严武再次镇蜀。严父挺之与杜甫是旧交，严武屡次造访草堂，关怀有加。“西蜀樱桃也自红”，这是杜甫入蜀后第三次产生的亲切感受：成都的樱桃每到春天“也”同北方一样“自”然地垂下鲜“红”的果实。“野人相赠满筠笼，”野人，指村农；筠笼，竹篮。村农以“满”篮鲜果“相赠”，足见诗人与邻里相处欢洽。
“数回细写愁仍破，万满匀圆讶许同。”上句写樱桃成熟，诗人说，我几次把樱桃从篮中移置盘内，生恐碰损，却仍“愁”碰“破”。“万”形容数量其多。“许”，这样。下句写樱桃大小相等，诗人说，樱桃“万满匀圆”，令人惊“讶”：为何大小竟这样相“同”呢？二句写樱桃形体，隐含对果农种植技艺与劳动的赞美之意。
杜甫虽寄寓成都，但每有“不死会归秦”，“临危莫爱身”（《奉送严公入朝十韵》）的想望和心愿。因而常常忆起在长安的往事。于是后四句便成为他忠爱之诚的由衷流露。“忆昨赐沾门下省，早朝擎出大明宫。”二句是追忆任左拾遗时在宫中蒙受恩赐，擎持归家的情景。
大明宫中有宣政殿，中书、门下二省都在宣政殿内，在门下省内接受樱桃之赐，退朝时分，徐徐擎出宫门。这一联的惊奇之处在于，诗人用两个专有名词不动声色地写出了对皇恩的感戴。专有名词在诗中给人的联想是很少的，但此处却给人堂皇之感，“门下”表现了空间的纵深，“大明”渲染出庄严辉煌的气势，两个实打实的名词被诗人巧妙地虚化了。唐人李嘉祐诗云“秋冷白云司”，“白云司”指刑部，与“秋冷”连属，别有清峭之气，和杜诗此联一样，都是点铁成金之句。
以时间词为标识，全诗可分作三层：前两联——“今日”；第三联——“昨日”；第四联——“今日”。第三联出于诗人的记忆。引逗这记忆的，是“野人送朱樱”这么一个小小的事件。诗的第一联把题目展开了：“西蜀樱桃也自红，野人相赠满筠笼。”起句看似自然，实则不同寻常，这全体现在最虚的“也”字上。最轻的字眼，诗人赋予其最饱满的重量。“也”字像是一个呼唤，唤起了当年长安宫中的赐樱之事，原来西蜀的樱桃也这么红啊，时空的感觉包孕在这个“也”字之中。
诗的首联中，“也”字之外，“红”、“满”亦不是随意用之，二字与下联以“愁”、“讶”写对樱桃的珍惜是呼应着的。清人朱瀚说：“红言其熟，起细写仍破；满言其多，起万满许同”。“写”同“泻”，言用水漂洗，“愁仍破”，即愁其破而仍破；“许”，唐人常用口语，如许之意，“讶许同”，即令“我”惊奇竟如此相同，庾信诗云：“讶许能含笑”。此二句融入口语，言约义丰，见出诗人语言的锤炼之功。末联“金盘玉箸”承第三联大明宫富丽堂皇的意象而来，从记忆中醒来，回到“任转蓬”的蜀地“此日”。
这是一首咏物诗。它以“朱樱”为描写对象，采用今昔对比手法，表达了诗人对供职门下省时的生活细节的深情忆念。这就从内容上增添了生活层面和感情厚度。它使我们看到一个既与劳动群众友善，又对王朝怀有忠爱的诗人的复杂感情。昔人谓“杜诗咏物，俱有自家意思，所以不可及。”（《絸斋诗话》）此诗可贵处，就在于能画出一个飘零中的诗人。与此相适应，此诗“终篇语皆遒丽。”樱桃“自红”，野人“相赠”，“忆昨赐沾”，“早朝擎出”，“ 此日尝新”，都以遒劲取胜。而“细写愁仍破”， “ 匀圆讶许同”，与“金盘玉筋无消息”等，则又显得很明丽。
显而易见，这首词以剖析短暂人生为由，借此抒发放荡不羁，愤世嫉俗，以酒消愁的心情。
王观，字通叟，宗仁宗景祐二年（1035）生于如皋，卒于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16岁时跋涉千里赴开封国子监拜胡瑗为师。22岁时考中进士，官至翰林学士，大理寺丞。在内朝起草诏旨，并从事诗词创作。王观落笔成章，词名最著的秦观称赞王观“高才力学，无与比者。”王观所作词赋，清新典雅，可与柳永、黄庭坚相媲美。曾因进赋《扬州赋》获赐“绯衣银章”。后因奉诏作《清平乐》惹恼太后，王观触霉头了，“翌日罢职”，贬为江都知县。《红芍药》这首词无疑是在遭贬谪自号“逐客”后所作的。
无独有偶。王观《红芍药》这首词的基调恰恰与范仲淹所写的《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一词大同小异。范仲淹的这首词是这样写的：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
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读王观的《红芍药》一词，深感王观受范仲淹《剔银灯》一词的影响，而王观、范仲淹的两首词所共同表达的思想感情又与《古诗十九首》中“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之四·〈今日良宴会〉》），“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未兹”（《之十五·〈生年不满百〉》）、“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之十三·〈驱车上东门〉》）的意境何其相似！笔者偶读《元曲》中阿里西瑛所著《凉亭乐·叹世》和陈草庵所著《山坡羊·叹世》两首词曲，前者词中云：“你试看凌烟阁上，功名不在我。则不如对酒当歌，对酒当歌且快活。无忧愁，安乐窝。”后者词中写“路遥遥，水迢迢，功名尽在长安道，今日少年明日老。山，依旧好；人，憔悴了！”这两首意味深长，发人深思的佳作，也可以算是感叹人生苦短，摒弃浮名，及时行乐思想的历史延续吧！
范仲淹词中的“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也好，王观词中的“沉醉且沉醉，人生似、露垂芳草”也罢，还有刘伶的“惟酒是务,焉知其惟酒是务,焉知其馀”、苏东坡的“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等等，等等，他们所抒发（亦可谓之泄发）的真实思想感情与其时的亲身遭遇、心态，或对客观事物的认知是密不可分的。对此，笔者以为，由此而论王观的《红芍药》这首词消极而不可取，是值得商榷的。
在《剔银灯》词中，范仲淹将人的一生分成少年、中年和老年三个阶段。在《红芍药》一词中，王观将古稀之年作了具体的剖析：十年孩童期、十年昏老期，那中间的五十年又被睡眠（应包含病闲）占去了一半。在封建社会，人的平均寿命仅有三十岁左右（唐代为28岁），范仲淹66岁逝世，王观65岁病故，他二人在北宋时期皆为高寿。故而范仲淹在词中写下：“人世都无百岁”，王观在词中断言：“人生百岁，七十稀少。”范仲淹和王观这二位名贤所言，皆合乎历史事实。确实如此，翻遍史书，追溯千年之前，华夏能有几位百岁寿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