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咏物寄情的七言律诗。这也是一首应友人征请题咏的酬对诗。
这种诗在旧体诗中数量较多,一般都是通过写物寄托诗人的个人情怀;特别是出题而咏,多就事论事,很少生发开去表现出深广的主题。但作者鲁迅的这首诗却借一小的具体事物——一只鸽子,一座为埋鸽而建的塔冢,生发出一个巨大深广的主题,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更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严加区别,指出两国人民情如兄弟,展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待到“劫波”逝去,中日两国人民就将友好下去。
这首诗的小引及诗后的跋文,对诗中所咏之物以及写诗的因由都交代得很清楚。言虽不多,但有两点异常突出:鸽子是上海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引起的“一.二八”事件)闸北炮火下的剩存者;是日本友人将鸽子“持归养之”,鸽子死后又“建塔以藏”,表现出非一般的做法和感情。全诗正是从这两点出发来立意、写实、遐想、抒情。
诗的前两联通过一个鸽子的遭遇,写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又写出了日本人民不同于日本侵略者。后两联是作者的抒情和议论,并寄以重归和好的希望。这首诗爱憎分明,构思完整、思想深邃。
这首诗的首、颔两联完全是写实。“奔霆飞螵”、“败井颓垣”形象地写出了日寇飞机轰炸上海闸北时的情景:炸弹轰响,烈焰飞腾,墙倒屋塌。“歼人子”是写死于血泊中的无辜平民百姓;“剩饿鸠”则点出这只“丧家之鸽”,它既是日本侵略者炮火下的幸存者,又是帝国主义野蛮屠杀的证据。然而,日本人民并不同于日本侵略者,他们怀着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感情把这只“饿鸠”带回国内,精心喂养,死后又“建塔以藏”。这不是一般的“善心”,不是一般的“人道主义”,其意分明表露了对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的无声抗议,表露了对中国人民遭受的灾难抱有深深的同情和歉疚。
颈、尾两联则驰骋作者的遐想,抒发着作者的感情。作者由死去的“饿鸠”联想到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精卫鸟。这是一只具有极大意志力和毅力的神鸟。不过它衔石填海是为报自己溺水之仇,鲁迅要说的饿鸠复活衔石填海则是要填平隔开中日两国人民的沟壑,使两国人民友好相通。
这从紧接着的下一句“斗士诚坚共抗流”的诗意可看出来。因为中国人民自不必说,日本的反战人士(这里以西村博士为象征,为代表)也在抗拒着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这里特别指出的是诗的尾联表现的思想感情,它表明作者超前的眼光 :超越艰难的当下,看到美好的将来,到那时,站在历史的高度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往事,不快的记忆将烟消云散,留下的只能是两国人民的兄弟情谊。
作者鲁迅的这一眼光和信念不仅在这首诗中写出,就在写这首诗数月前他在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死难时,发给小林家属的唁电中就明确表示:“中日两国人民亲如兄弟,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用血在我们之间制造鸿沟,并且继续制造。但是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正在用自己的血来消灭这道鸿沟。……”此后,在1935年为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写的序中也说:“据我看来,中国和日本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相互了解的时候的”;尽管他接着又说“现在却不是这时候”,但他相信这一天迟早总会到来。这表明作者鲁迅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广阔的胸怀。
总观全诗,作者对一件细小具体的事物,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之光照射,通过阶级的和历史的分析,生发出巨大深广的主题。全诗形象生动,想象丰富,巧妙用典,虽写悲痛之事(上海战火,鸽子死去),却情调高扬,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因为情深意长,有鼓舞力量。所以说这首诗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也可以说这首诗是一首高亢激越的国际主义赞歌。
周晋的这首杨花词直以柳絮为描写对象,新清可爱,流畅蕴藉。
词章一开始就连用三个比喻状写柳絮的形态:“似雾中花”,形容其朦胧缥缈;“似风前雪”,形容其飘逸漫卷;“似雨余云”,形容其轻柔淡远,如果说“似风前雪”还有一点袭用前人语意之嫌的话,那么另外两个比喻则完全是词人独特的想象和创造性的描写。以“雾中花”形容化物的当然很多,但以此比譬杨花的都甚为罕见。至于以“雨余云”比喻杨花的确系这位首创,而且十分贴切优美。连用三个比喻状写杨花的形态之后,词人又用“无情”与“有情”来描写它的神态:杨花无根无系,随风飘荡,看来它实在是一种无情之物,它不眷恋谁,更不执着于谁;但是它又像是很有情有义的呀,它落在浮萍上,使水面呈现一片片、一丛丛新鲜可爱的绿,在遇到它的钟情者时,它也会迸发生命的力!(按:杨花乃柳树子所带的白色绒毛,因而也叫柳绵。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以为杨花落入水中可以使水面长也浮萍。这自然是一种误解,但不失为一种美好的想象。)
下阕又从别一角度描写柳絮杨花的命运:西湖,南陌,东城……随处都可看到杨花的踪迹。造物主似乎派给它一项专职任务:年年去管给春天送行,它是送春的使者,送走了春天它也就消失得无踪无迹。它好像被春风所遗弃,又好像它遗弃了春天──它既像薄情游子,又像薄命佳人。
文章第一段交代了写《醒心亭记》的有关背景及写“记”之缘由。在介绍“醒心亭”之前,作者先介绍了“丰乐”亭。“滁州之西南”,示方位;“泉水之涯”,写环境;“欧阳公作州之二年”,记构亭时间:文笔交代简洁。作者所以写丰乐亭,用意在于以丰乐亭作背景,一方面引出醒心亭的位置,丰乐亭往东几百步的高山上;一方面交代了“醒心亭”的环境。写“丰乐亭”就是在描绘“醒心亭”的画面背景。作者行文纤徐曲折,不开门见山,直至段尾才开始点题。这并未使人感到烦琐,而是使画面更加丰满。
文章第二段写醒心亭之胜。作者以“饮”和“望”两字,概括区分了“丰乐”、“醒心”二亭不同的用途:前者用于饮酒,后者用于览胜。一个“望”字,总领景致之叙:群山相环,云烟弥漫,旷野无垠,草木茂密,泉水清冽,山岩峻秀。作者所以写“望”中之景,是为了引出“望”中的感受:耳目一新,心中畅然清爽,从而点明醒心亭所以名“醒心”的原因,并进一步指明“醒心”一词的出处及典故。按韩退之诗《北湖》关于“醒心”句的一首是:“闻说游湖棹,寻常到此回,应留醒心处,准拟醉时来。”这一引证,也曲折地反映着欧阳修这位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对于韩愈这位唐代古文运动领袖的推崇。韩愈擅古文,并非以诗称擅者,《北湖》又非韩愈有名的文章,而欧阳公熟知,可见韩愈诗文之被推重。结句“取乐于山泉”,总结了建亭的心旨,为下文议论的生发作了铺垫,既有“总上”之功,又是“启下”之设。
文章第三段的议论,文眼在“乐”字上。承上段“取乐于山泉”,引出“公之乐,吾能言之”,这句总领全段,来说明欧阳修之“乐”的内涵。第三段有两处璧瑕:其一是,曾巩把“夷狄乌兽草木”,列在一起。反映出了他的“大汉族”的封建正统意识,对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的歧视;其二是,曾巩把当时的宋王朝的统治讴歌为“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是失实的。虽然,这是当时文章通行的一种时代局限,但毕竟是白璧之瑕。欧阳修的山水之乐,也不是太平盛世的一种移情只不过是在被贬蒙诬中,表现了一种旷达的情志而已。滁州是个小州,无从施展抱负,只好纵山水之情罢了。
文章第四段文眼在“难得”二字,“几百年才能有这相的”,写欧阳修之贤难得。现在的人,还没有理解这一点,但百年、千年之后,人们一定会确认这个问题。蕴含的意思是:历史自有公论。欧阳修以流言攻讦被贬到滁州,身被非誉之名,且有涉罪之嫌,正所谓“周公恐惧流言日”者,曾巩的“公之贤”难遇”说,既是殉流言的反击,也是对欧阳修的声援。当世人不能理解欧阳修,后世人自垫有公论。这是曾巩的一段曲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