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议论了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一秦。文章首先交代了荆轲行刺的前因后果,然后作者直接对此秦发表议论,直言曹沫成功而荆轲失败,是由于时代不同的缘故;接着作者又举出荆轲“智谋不足”、不能“知变识机”的两个例子,用一个“陋”字,为荆轲的行为下了结论。文章写得平正从容,论理犀利精警,是翻案文章中的佳作。
前三句交代了荆轲行刺的原因和目的。荆轲之所以“函匕首入秦劫始皇”,是因为他“感燕丹之义”,目的是为了“存燕霸诸侯”,其结果却是“秦不成”。行刺秦件由激动人心的秘密策划开头,到令人沮丧的失败告终,整个过程是由高亢到低沉,而作者在叙述这个过程时,语调却有促有缓,有起有伏。急促激昂,到“秦虽不成”一句转为低缓,但因为句中使用了让步连词“虽”,就为下一句蓄积了气势。“然亦壮士也”重又翻起,而笔锋一转,“借其智谋不足以知变识机”又带着深深的叹惋,毕竟有勇无谋、秦败身裂。语调的高低起伏,使文章显得错落有致,极顿挫反侧之势。
文章寥寥数语,概括交代了行刺秦件的经过,随即作者就直接对此秦发表议论。“始皇之道异于齐桓,曹沫功成,荆轲杀身,其所遭者然也”五句,是全文的中心所在。燕丹计划刺秦王前,曾对荆轲说:“诚得劫秦,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也。”作者指出,春秋时的齐桓公,所争取的是权,霸主不能不顾信义,故曹沫之秦行之有效。而秦始皇的政策是吞并诸侯,统一中国,所以曹沫的故秦不可能重演。曹沫成功,荆轲失败,是由于时代不同的缘故。这就一语道破问题症结所在,可见作者识力之高。
接着作者又举出荆轲“智谋不足”、不能“知变识机”的两个例子,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一是“欲促槛车,驾秦王以如燕”。儿童妇女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而荆轲却莽撞行秦,足见其“智谋不足”。二是对燕太子丹仅为报仇、而无深谋远虑的思想。燕太子为了报仇,“虽举燕国犹不顾”,其厚待荆轲,只不过是把他作为工具而已。可是由于时代不同,太子丹的计谋根本不可能实现,荆轲只能徒然成为牺牲品。可悲的是,荆轲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仅仅为了“感燕丹之义”就“函匕首,劫始皇”,作者冷峻而简洁地用一个“陋”字,为荆轲的行为下了结论。两个例子既说明了荆轲“智谋不足”的具体表现,又与文章开头相呼应,补足了“荆轲感燕丹之义”的内涵。
李翱学文于韩愈,得韩之一体,而能自成风格。此文写得精警透辟,而词气从容不迫,倍受古文家激赏,认为有“太史公神妙之境”,信不差矣。
诗歌开头三句吸收古代民间歌谣起句形式,运用了“三、三、七”的句法。连出两个“秋”字,语调明快轻捷;长句连用两个迭音词,一清一浊,有抑有扬,富于节奏感。令读者读后仿佛置身空旷的田野,皓月当空,秋风万里,眼前塘水深碧,耳畔虫声轻细,有声有色,充满诗情画意。
四、五句写山。山间云绕雾漫,岩石上布满了苔藓,娇弱的红花在冷风中瑟缩着,花瓣上的露水一点一点地滴落下来,宛如少女悲啼时的泪珠。写到这里,那幽美清朗的境界蓦然升起一缕淡淡的愁云,然后慢慢向四周铺展,轻纱般笼罩着整个画面,为它增添了一种迷幻的色调。
六、七句深入一层,写田野景色:“荒畦九月稻叉牙,蛰萤低飞陇径斜。”深秋九月,田里的稻子早就成熟了,枯黄的茎叶横七竖八地丫叉着,几只残萤缓缓地在斜伸的田埂上低飞,拖带着暗淡的青白色的光点。
八、九句再深入一层,展示了幽冷凄清甚至有点阴森可怖的境界:从石缝里流出来的泉水滴落在沙地上,发出幽咽沉闷的声响,远处的燐火闪烁着绿荧荧的光,像漆那样黝黑发亮,在松树的枝丫间游动,仿佛松花一般。泉水是人们喜爱的东西,看着泉水流淌,听着它发出的声响,会产生轻松欢快的感觉。人们总是爱用“清澈”、“明净”、“淙淙”、“潺潺”、“叮咚”之类的字眼来形容泉水。李贺却选用“滴沙”这样的词语,描摹出此处泉水清幽而又滞涩的形态和声响,富有艺术个性,色调也与整个画面和谐一致。末句描写的景是最幽冷不过的了。“鬼灯如漆”,阴森森地令人毛骨悚然;“点松花”三字,又多少带有生命的光彩,使读者在承受“鬼气”重压的同时,又获得某种特殊的美感,有一种幽冷清绝的意趣。
首句“嘉陵江色何所似”问春天的嘉陵江水的颜色,次句“石黛碧玉相因依”是对上一句的回答。这两句是在描述嘉陵江水的自然景色,属于寄情于景的抒情诗句表现法。
“正怜日破浪花出”说乘船于嘉陵江上,正在对倒映在江面上的太阳进行欣赏之际,一阵阵浪花涌来而将水面上的日影搅乱,杜甫对此美景受破坏感到怜惜。杜甫在刚表达了对嘉陵江江面倒映着红日的美景被破坏之惋惜心绪后,紧接着又将岸边河滩上的绿草看在眼里而使用转折的语句“更复春从沙际归”说来赞美嘉陵江(西汉水)。前句中“日破浪花出”是在写景,而前面的“正怜”就是在写情;后句中“春从沙际归”,既与“日破浪花出”相对仗,又与“更复”即“更看到希望”所表达的情感相交融。这两句属于融景于情的抒情诗句表现法。
“巴童荡浆欹侧过”在《杜诗镜铨》中被刘须溪评价为“景少”;“水鸡衔鱼来去飞”又被刘须溪评价为“语长”。这里的前句,虽然只描写了有巴人小儿划着小船从杜甫的身边穿过去这一较为单调的景色,但是在此却体现了杜诗之中的人民性——“巴童”,这是在《阆山歌》与《阆水歌》里面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直接出现在诗中的人物代表;这里的后句隐约寓指杜甫在写此首诗时他所处的位置——大约就是在阆中的南津渡或正处在南楼(华光楼)一带。这后句看似写景的诗,却被刘须溪评价为“语长”而之所长的地方,既是在为后人辨别杜甫写此诗的环境而告诉人们有关诗圣当时的位置,又能为此诗重点内容即最后一句的现出,铺展其必要的文化意境;所以,“语长”。这两句用了情景交融的抒情诗句表现法。
“阆中胜事可肠断”,杜甫用“可肠断”的悲情,来叙说他在了解阆中古老“胜事”之后的感受;说明杜甫所得知阆中胜事的心绪、与回忆遭遇“安史之乱”的状况相似。《杜诗镜铨》所引《杜臆》犹云“恼杀人意”来解释杜甫此时此刻的心情,说明了杜甫此时很可能心绪悲怆。结句“阆州城南天下稀”:《杜诗镜铨》结合“阆州城南天下稀”所作的解释,举出了“阆之为郡,有五城十二楼之胜概”的例子。这说明在清代,已有文人(包括在此之前而可能前延于唐代或更早的文化背景)识阆中古地,就是昆仑阆苑、就是阆苑仙境——阆州城南的锦屏山以山载人、人高如山自成仙,其山势、其风水、其神话“三位一体”,成为了杜甫所赞的“天下稀”。最后两句诗,是抒情兼叙事的诗句——这样的表现手法,就更能够易于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在诗句之中。
杜甫在阆中的时间虽然不长,创作的诗篇却不少。这首《阆水歌》专咏阆水之胜,它与《阆山歌》一起成为杜甫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