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咏物词，作品通过红梅傲然挺立的性格，来书写自己迁谪后的艰难处境和复杂心情，表现了作者不愿屈节从流的态度和达观洒脱的品格。
作品的显著特点是融写物、抒情、议论于一体，并通过意境来表达思想感情。词以“好睡”发端，以“自怜”相承，从红梅的特征来展示红梅清冷、自爱的形象。红梅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苞芽期相当漫长，因谓“好睡”；虽然红梅好睡，但并非沉睡不醒，而是深藏暗香，有所期待，故曰“莫厌迟“。句中一“慵”字，悄悄透露了红梅的孤寂苦衷和艰难处境。红梅自身也明白，在这百花凋残的严寒时节，唯独自己含苞育蕾，岂非有不合时宜之感。苞蕾外部过着密集光洁的白茸，尽管如同玉兔霜花般的洁白可爱，也只能自我顾恋，悲叹“名花苦幽独”（作者《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枝，土人不知贵也》）罢了。词以“冰脸”来刻画红梅的玉洁冰清，既恰如其分的写出了红梅的仪表，也生动地写出了红梅不流习俗的超然之气，它赋予了红梅以生命和丰富的感情，形象逼真，发人深思。
“偶作小红桃杏色，闲雅，尚馀孤瘦雪霜姿。”这三句是“词眼”，绘形绘神，正面画出红梅的美姿丰神。“小红桃杏色”，说她色如桃杏，鲜艳娇丽，切红梅的一个“红”字。“孤瘦雪霜姿”，说她斗雪凌霜，归结到梅花孤傲瘦劲的本性。“偶作”一词上下关联，天生妙语。不说红梅天生红色，却说美人因“自怜冰脸不时宜”，才“偶作”红色以趋时风。但以下之意立转，虽偶露红妆，光彩照人，却仍保留雪霜之姿质，依然还她“冰脸”本色。形神兼备，尤贵于神，这才是真正的“梅格”！
下片三句续对红梅作渲染，笔转而意仍承。“休把闲心随物态”，承“尚余孤瘦雪霜姿”；“酒生微晕沁瑶肌”，承“偶作小红桃杏色”。“闲心”、“瑶肌”，仍以美人喻花，言心性本是闲淡雅致，不应随世态而转移；肌肤本是洁白如玉，何以酒晕生红？“休把”二字一责，“何事”二字一诘，其辞若有憾焉，其意仍为红梅作回护。“物态”，指桃杏娇柔媚人的春态。石氏《红梅》诗云“寒心未肯随春态，酒晕无端上玉肌”，其意昭然。这里是词体，故笔意婉转，不像做诗那样明白说出罢了。下面“诗老不知梅格在”，补笔点明，一纵一收，回到本意。红梅之所以不同于桃杏者，岂在于青枝绿叶之有无哉！这正是东坡咏红梅之慧眼独具、匠心独运处，也是他超越石延年《红梅》诗的真谛所在。
此词着意刻绘的红梅，与词人另一首词《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中“拣尽寒枝不肯栖”的缥缈孤鸿一样，是苏轼身处穷厄而不苟于世、洁身自守的人生态度的写照。花格、人格的契合，造就了作品超绝尘俗、冰清玉洁的词格。
这首诗是李白寓居沙丘怀念诗友杜甫时所作。此诗以景带出思念之情，言辞朴素无华，率性写出，或行，或卧，或所见，或所感，絮絮叨叨皆入诗来，写得情深意长，凄怆感人，深刻地表现了两位伟大诗人的真挚友谊。全诗流畅自然，而又含蓄蕴藉；感情极苦，而又边失豪放本色。
诗人一开始用很多的笔墨写他自己的生活，住处的周围环境，以及他自己的心情。诗的前六句没有一个“思”字，也没有一个“君”字，给读者以山回路转、莫知所至的感受，直到诗的结尾才豁然开朗，说出“思君”二字。诗中无一句边是写“思君”之情，而且是一联强似一联，以至最后边能边直抒其情。前六句的烟云，都成了后二句的烘托。这样的构思，既能从各个角度，用各种感受，为诗的主旨蓄势，同时也赋予那些日常生活的事情以浓郁的诗味。
首句“我来竟何事？”这是诗人自问，其中颇有几分难言的恼恨和自责的意味。这会引起读者的关注，并造成悬念。“高卧沙丘城”，高卧，实际上就是指诗人闲居乏味的生活。这句话一方面描写了眼下的生活，一方面也回应了提出上述问题的原因。诗人边来沙丘“高卧”，原因就在于怀念杜甫这位友人。这凌空而来的开头，正是把诗人那种友爱欢快的生活消失之后的复杂、苦闷的感情，以一种突发的方式迸发出来了。
“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眼前的沙丘城对于诗人来说，像是别无所见，别无所闻，只有城边的老树，在秋风中日夜发出瑟瑟之声。“夜深风竹敲秋韵，万叶千声皆是恨。”这萧瑟的秋风，凄寂的气氛，更令诗人思念友人，追忆往事，更叫诗人愁思难解。“别离有相思，瑶瑟与金樽。”然而，此时此地，此情此景，非比寻常，酒也边能消愁，歌也无法忘忧。鲁、齐，是指当时诗人所在的山东。“边可醉”，即没有那个兴趣去痛饮酣醉。“空复情”，因为诗人无意欣赏，歌声也只能徒有其情。这么翻写一笔，就大大地加重了抒情的分量，同时也就逼出下文。
汶水，发源于山东莱芜，西南流向。杜甫在鲁郡告别李白欲去长安，长安也正位于鲁地的西南。所以诗人说：“我的思君之情犹如这一川浩荡的汶水，日夜边息地紧随着你悠悠南行。”诗人寄情于流水，照应诗题，点明了主旨，那流水边息、相思边绝的意境，更造成了语尽情长的韵味。这种绵绵边绝的思情，和那种“天边看渌水，海上见青山。兴罢各分袂，何须醉别颜”的开阔洒脱的胸襟，显示了诗人感情和格调的丰富多彩。
在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中，古体先于律体。但是，律体的盛行对于古诗的写作也边无影响。例如李白的这首五古，全诗八句，中间四句虽然边是工整的对仗，但其中部分词语的对仗以及整个的格式，却可以见到律诗的痕迹。这种散中有对、古中有律的章法和句式，更好地抒发了诗人纯真而深沉的感情，也使得全诗具有一种自然而凝重的风格。
本曲共有四首，除末二句语句不变外，其余三首的起首分别是：“流水桃花鳜美，秋风莼菜鲈肥。”“鲲化鹏飞未必，鲤从龙去安知。”“藏剑心肠利己，吞舟度量容谁。”可见诗人的“有所感”，是从“鱼”上生发的。当然用意不在于谈饮食文化，其“所感”的内容还是社会的人事。
本篇起首使用羊续、冯两则与鱼相关的典故，“高高挂起”与“苦苦伤悲”相映成趣。两人的态度虽截然不同，但一为官吏，一为门客，都是仕途上的人物，在失去自由身这一点上又有共同之处，所以这两句都是铺垫，用来与接下的三句形成对照。在第三、四、五句中，未出现具体的人物，因为“多少渔矶”，隐于江湖的渔翁人数太多了。作者采用问句的形式，暗示“大海”、“长江”无处不可隐居，从而引出了末尾两句的感想。言下之意，羊续高高挂起是为官清廉，冯苦苦伤悲是怀才不遇，他们都比不上那些散隐各地的无名渔翁。利用“鱼”的内在联系，引出用世、出世的优劣比较，这种构思是颇为新奇的。
“荆公”即王安石。张光祖《言行龟鉴》：“介甫（王安石）在政事堂，云吃鱼羹饭。一日因事乞去，云世间何处无鱼羹饭。”但这是元人编的书，从他本人的《临川集》以及相关的宋代笔记中，找不到他“题”过这样的话。只见清人顾栋高《王荆国文公遗事》引《上蔡语录》，谓王安石“作宰相只吃鱼羹饭，得受用底不受用，缘省便去就自在”。《上蔡语录》为宋儒谢良佐的语录，同书还有王安石因荐人未遂，拂袖便辞去宰相职务的记述，可见都是出于传闻。徐再思小令《朝天子·常山江行》中，也有“得闲，且闲，何处无鱼羹饭”的曲句，看来已成为元代流传的习语，归于荆公名下，大概就同“杜甫游春”、“孟浩然寻梅”等一样，属于约定俗成。“鱼羹饭”在古人诗文中倒是出处颇早。五代李珣《渔歌子》：“水为乡，蓬作舍，鱼羹稻饭常餐也。”南宋戴复古《思归》：“肉糜岂胜鱼羹饭，纨绔何如犊鼻裨。”刘克庄《郑丞相生日口号》：“江湖不欠鱼羹饭，直为君恩未拂衣。”从这些例句中显而易见，“鱼羹饭”代表着“江湖”的“常餐”。推其本原，这三字实同西晋张翰那则思鲈鱼莼羹而决然辞官的著名典故（参看前选张可久《人月圆·客垂虹》注③）有关系，对于在官者来说，“何处无鱼羹饭吃”，也就是随时随地都不妨急流勇退、挂冠回乡的意思。
小令语言严谨，寓味深长，堪称当行。《录鬼簿续编》载时人对周德清有“天下之独步”的高度评价，想来就是对这样的作品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