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注释
厌：满足。引申为眷恋。
“仙源”句：用刘晨、阮肇天台山遇仙故事。
凤楼：妇女居处。
这首词中写“双燕”、“垂柳”、“落花”，这些都是暮春时节的特有风物。还写有“雨晴烟晚”。“新月眉弯”，这些都是傍晚的景象。旧以农历三月为暮春，并称每月初三的新月为“蛾眉月”，据此则词中所写的应是三月初三左右的暮春晚景。但这首词绝对不是单纯写景制作，它通过暮春晚景的描写，以表现闺中人的淡恨轻愁。
“雨晴烟晚。绿水新池满。”这首词开头两句是说，雨后初晴，傍晚淡烟弥漫，碧绿的春水涨满新池。
春天傍晚，雨后转晴，天空中夕阳返照，烟霭升腾，园林中绿水涨池，波光潋滟。这些都是闺中人在小阁看到的远景，写来层次清楚，色彩鲜明，突出的表现了春雨过后傍晚时分特有的景象。这两句词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感情，是人人都有的对生意盎然的春天景象的热爱，还看不出具有闺中少妇特征的主观感受。
“双燕飞来垂柳院，小阁画帘高卷。”这两句是说，双燕飞回柳树低垂的庭院，小小的阁楼里画帘高高卷起。
这两句把少妇的感情色彩表现得十分强烈。双燕归巢是傍晚时刻常见的景象，而“小阁画帘高卷”一语，却含蓄的表现了主人公对双燕归来的过分殷勤。这一动作的心理暗示在于：让燕子快快归巢，双栖画栋吧。闺中少妇把自己在暮春傍晚的时候所特有的感情和情怀，都融化到这无声的高卷画帘的行动里。这两句所写的景物是由远而近，通过“双燕飞来”的进程，与“画帘高卷”的行动以表现她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活动。是虚则实之的艺术手法。
“黄昏独倚朱阑。西南新月眉弯。”这两句是说，黄昏时独自倚着朱栏，西南天空挂着一弯如眉的新月。
过片“黄昏独倚朱阑”一句，是承接“小阁画帘高卷”意脉的。从时间推移上由傍晚写到黄昏，说明她“独倚”的时间是很久的。从情怀寄托上明白写出了闺中少妇的“独倚”，表现了黄昏后的寂寞空虚的心境。这与上片“双燕飞来垂柳院”形成鲜明对照，揭示了此词的“燕归人不归”的怀人主旨。“西南新月眉弯”，是少妇凄凉冷落的“独倚朱阑”时所见到的夜空景象，它和傍晚时期所见到的“雨晴烟晚，绿水新池满”那种生机勃勃的热烈场面前后异趣。在碧海青天之下“独倚朱阑”的少妇，面对高挂在西南夜空的一弯新月，给与她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这种望月怀人的心理，是闺中少妇面对此景极有可能的思想感情。
“砌下落花风起，罗衣特地春寒。”末两句是说，台阶上的落花随风飞舞，罗衣显得格外寒冷。
“落花风”，是暮春季节所特有的事物，闺中人对此十分敏感。末两句不能简单的看作是客观风寒刺激的反应，而是她主观意志的真实流露。时值暮春，春事将尽，绿肥红瘦。她意识到“落花风”吹落了大地的春花，也将吹落她的年华。不免产生红颜易老的感慨。但这种感慨作者写得极为含蓄，用风振罗衣而芳心自警的细节表现出来，言有尽而意无穷，艺术手法是极为高超的。
这首词写的是传统题材，但我们在诵读时仍觉得清丽可喜，韵味无穷，这不得不叹服作者在构思上的独具匠心和遣词造句上的功力了。
王梵志的白话诗，大多有感于日常生活琐事，而归结到某种生活真谛，具有禅理式的机趣。
凡袜皆有正反两面，正面即外层，光滑美观，反面即内层，粗糙难看，人们往往把光滑的一面穿在外面，是为美观，而粗糙的一面紧贴肌肤并不舒服，“梵志”把袜子翻过来，把粗糙的一面穿在外面，可能是出于粗心，但也可能是有意为之，但大凡看到的人都说他穿错了。然而正错都是人所言，“人皆道是错”未必就是错。像梵志这样的人却认为宁可让别人看着不舒服，也不能让自己的肌肤受罪，错误的反是众人。
世上的人无论做什么事，都喜欢图慕虚荣，不顾实际效果，可怕的是，他们竟把这种图慕虚荣的行为视为正确的，作为他们行事的原则。
这首小诗一如王梵志的其他诗作，语言质朴、自然，宛如平常话，却能以小见大，反映至真的事理，在古代诗歌中并不多见。从中也能看出诗人任其自然的舒放品性。
禅宗认为“自性本自具足”，主张个性的充分张扬。如《五灯会元》卷八相州天平山从漪禅师的一段公案：“问：‘如何是佛？’师曰：‘不指天地。’问：‘为甚么不指天地？’师曰：‘唯我独尊。’”就是强调个体的意志，主观的情性。也即所谓：“丈夫皆有冲天志，莫向如来行处行。”（《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九）王梵志这首诗中所体现的，正是这种尊重自我，不随流俗的精神。
宋代江西诗派的代表黄庭坚对王梵志“翻着袜”的胆识非常赞赏，在《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三十《书“梵志翻着袜”诗》一文中提到的黄氏所称道的茅容杀鸡饭母，以草具饭客之事，见于《后汉书·郭太传》，这种毁誉由人，特立独行的精神，与“翻着袜”的王梵志，正是相同的。正如文学史所昭示的，黄庭坚及其他江西派诗人，面对唐诗的丰厚遗产，既没有匍伏其下，也没有亦步亦趋，而是积极实践，大胆创新，终于表现出宋诗的独特面目，树立起一块与唐诗一样辉煌的丰碑。这也就是王梵志“翻着袜”法在诗学上的实践。
这组诗共两首，第一首是七律，大概在初识张氏时所作，形容他的为人。仇兆鳌《杜诗详注》认为：前四句写景，后四句抒情，中间大概为分段处。若细分之，首句张氏，次句隐居。三四句切隐居，言路之僻远，五六句切张氏，言人之廉静。末二句说得宾主两忘，情与境俱化。
诗人在诗中用了反衬手法表现人的孤寂和山的幽静：“春山处处子规声”（清陆以湉《冷庐杂识·潘太守诗》），而张氏却独生无伴，只好自说自话，以春山的“闹”衬托孤寂的人，人越发孤寂了；丁丁的伐木声，以“有声”衬托幽静的山，山越发幽静了。诗人用典故表现张氏的廉静：《南史》载梁隐士孔祐至行通神，尝见四明山谷中有钱数百斛，视之如瓦石。《关中记》：辛孟年七十，与麋鹿同群，世谓仙鹿。而结尾二句，更是诗人的良苦用心：“迷出处”，暗示张氏迷人的隐居环境如同桃花源，使诗人“迷不复得路”（陶渊明《桃花源记》）；“泛虚舟”，则表现“至行通神”张氏的飘逸与神秘。
第二首为五律。大约跟张氏已很相熟了，所以开首便道“之子时相见”，《杜诗镜铨》以为“当是数至后再题”，《杜诗详注》以为“往来非一度矣”，皆是。
虽是一首应酬之作，却可以看出作者的人情味与风趣。这首诗直说与用典双管齐下。直说与用典是古诗常用的两种表现方法，如不能分辨，诗意便不明白。在这里却两两密合。假如当作直说看，那简直接近白话；假如当作用典看，那又大半都是些典故，所谓无一句无来历。但这是形迹，杜诗往往如此，不足为奇。它能够有风趣，方是真正的难得。
如“之子”翻成白话当说“这人”或“这位先生”，但“之子”却见《毛诗》。第三句，池中鲤鱼很多，游来游去；第四句鹿在那边吃草呦呦地叫；但“鳣鲔发发”，“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并见《毛诗》。用经典成语每苦迂腐板重，在这儿却一点也不觉得，故前人评：“三四驱遣六艺却极清秀。”而且鹿鸣原诗有宴乐嘉宾之意，所以这第四句虽写实景，已景中含情，承上启下了。
“杜酒”一联，几乎口语体，偏又用典故来贴切宾主的姓。杜康是创制秫酒的人。“张公大谷之梨”，见潘岳《闲居赋》。这典故用得非常巧，显出主人的情重来，已是文章本天成，尤妙在说得这样轻灵自然。《杜诗镜铨》说：“巧对，蕴藉不觉。”慰藉不觉正是风趣的一种铨表。
诗还用透过一层的写法。文章必须密合当时的实感，这原是通例。但这个现实性却不可呆看，有些地方正以不必符合为佳。惟其不很符合，才能把情感表现得非常圆满，也就是进一步合乎现实了。这诗末联“前村山路险，归醉每无愁”就是这样。想那前村的山路很险，又喝醉了酒，跌跌蹱蹱地回去，仿佛盲人瞎马夜半深池的光景，没有不发愁之理；所以这诗末句实在该当作“归醉每应愁”的，但他偏不说“应愁”，颠倒说“无愁”。“无愁”虽非实感，却能进一步地表现这主题──主人情重，客人致谢，宾主极欢。
在这情景下，那么不管老杜他在那天晚上愁也不愁，反正必须说“无愁”的。所以另外本可以有一个比较自然合理的解释，喝醉了所以不知愁；但也早被前人给否决了。《杜诗集评》引李天生说：“末二句谓与张深契，故醉归忘山路之险，若云醉而不知，则浅矣。”杜甫正要借这该愁而不愁来表示他对主人的倾倒和感谢，若把自己先形容成了一个酒糊涂，那诗意全失，不仅杀风景而已。又这一句结出首联的意思来，“邀人晚兴留”是这诗里主要的句子。
“花映垂杨汉水清，微风林里一枝轻”这两句以岸上和水中的视角，精彩地勾勒出江北春天的美景：汉水澄清，水面倒映着垂垂的杨柳，微风吹拂下，林中的一枝轻轻摇曳。诗人用简洁的笔墨，展现了春日的鲜丽景象，阳光明媚，微风和煦，杨柳和花朵交相辉映，汉水波光粼粼。通过写景的方式，诗人没有过多地渲染别离的忧伤，而是以鲜明的春景，为离别创造了一种愈加难舍的氛围。两句写出花、垂杨、水、风、林五种景物，由于组合巧妙，并无堆砌之嫌。笔触所及，广阔而悠远，飘然而来，忽然而去，为下文离别愁情失落气息作铺垫。
“即今江北还如此，愁杀江南离别情。”这两句在写完江北春景后，通过“如此”一词反映出诗人心情的变化。诗人表达了对江北春光的映衬，即便如此美好，却不能减轻他对友人离别的忧愁之情。这里的“还”字，点明了诗人在面对春光时的感叹，将离别的愁绪更加深化。而第四句“愁杀江南离别情”更进一步，以夸张的手法，描述了即将远行的友人面对江南更浓的春色时，离别之情更加令人伤感，仿佛愁苦之情已将人“杀”死。通过这两句虚实结合的写法，诗人将送别的心情透彻地表达出来，让读者感受到深切的离别之情。
全诗以淡彩绘景，以重笔写情，结尾点题，天然朴实，率直真诚，毫无妆束之态。以情景交融之妙笔，实虚转化，将临别之际内心的复杂感情描摹得愁杀苦闷。
这首诗的前两句运用张俭和杜根的典故，揭露顽固派的狠毒，表达了对维新派人士的思念和期待。后两句抒发作者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雄心壮志。全诗表达了对避祸出亡的变法领袖的褒扬祝福，对阻挠变法的顽固势力的憎恶蔑视，同时也抒发了诗人愿为自己的理想而献身的壮烈情怀。
“望门投止思张俭”这一句，是身处囹圄的谭嗣同记挂、牵念仓促出逃的康有为等人的安危，借典述怀。私心祈告：他们大概也会像张俭一样，得到拥护变法的人们的接纳和保护。
“忍死须臾待杜根”是用东汉诤臣义士的故事，微言大义。通过运用张俭的典故，以邓太后影射慈禧，事体如出一辙，既有对镇压变法志士残暴行径的痛斥，也有对变法者东山再起的深情希冀。这一句主要是说，戊戌维新运动虽然眼下遭到重创，但作为锐意除旧布新的志士仁人，应该志存高远，忍死求生。等待时机，以期再展宏图。
“我自横刀向天笑”是承接上两句而来：如若康、梁诸君能安然脱险，枕戈待旦，那么，我谭某区区一命岂足惜哉，自当从容地面对带血的屠刀，冲天大笑。“让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对于死，诗人谭嗣同早有准备。当政变发生时，同志们曾再三苦劝他避居日本使馆，他断然拒绝，正是由于他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所以才能处变不惊，视死如归。
“去留肝胆两昆仑”对于去留问题，谭嗣同有自己的定见。在政变的第二天，谭氏待捕不至，遂往日本使馆见梁启超，劝其东游日本。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康有为）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他出于“道”（变法大业、国家利益），也出于“义”（君臣之义、同志之义），甘愿效法《赵氏孤儿》中的公孙杵臼和日本德川幕府末期月照和尚的好友西乡的行节，以个人的牺牲来成全心目中的神圣事业，以自己的挺身赴难来酬报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同时，他也期望自己的一腔热血能够惊觉苟且偷安的芸芸众生，激发起变法图强的革命狂澜。在他看来，这伟大的身后事业，就全靠出奔在逃的康、梁们的推动和领导。基于这种认知，他对分任去留两职的同仁同志，给予了崇高的肯定性评价：去者，留者。路途虽殊，目标则同，价值同高，正像昆仑山的两座奇峰一样，比肩并秀，各领千秋风骚。
全诗用典贴切精妙，出语铿锵顿挫，气势雄健迫人。诗中寄托深广，多处运用比喻手法，使胸中意气奈情的表达兼具含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