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注释
厌:满足。引申为眷恋。
“仙源”句:用刘晨、阮肇天台山遇仙故事。
凤楼:妇女居处。
这首词中写“双燕”、“垂柳”、“落花”,这些都是暮春时节的特有风物。还写有“雨晴烟晚”。“新月眉弯”,这些都是傍晚的景象。旧以农历三月为暮春,并称每月初三的新月为“蛾眉月”,据此则词中所写的应是三月初三左右的暮春晚景。但这首词绝对不是单纯写景制作,它通过暮春晚景的描写,以表现闺中人的淡恨轻愁。
“雨晴烟晚。绿水新池满。”这首词开头两句是说,雨后初晴,傍晚淡烟弥漫,碧绿的春水涨满新池。
春天傍晚,雨后转晴,天空中夕阳返照,烟霭升腾,园林中绿水涨池,波光潋滟。这些都是闺中人在小阁看到的远景,写来层次清楚,色彩鲜明,突出的表现了春雨过后傍晚时分特有的景象。这两句词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感情,是人人都有的对生意盎然的春天景象的热爱,还看不出具有闺中少妇特征的主观感受。
“双燕飞来垂柳院,小阁画帘高卷。”这两句是说,双燕飞回柳树低垂的庭院,小小的阁楼里画帘高高卷起。
这两句把少妇的感情色彩表现得十分强烈。双燕归巢是傍晚时刻常见的景象,而“小阁画帘高卷”一语,却含蓄的表现了主人公对双燕归来的过分殷勤。这一动作的心理暗示在于:让燕子快快归巢,双栖画栋吧。闺中少妇把自己在暮春傍晚的时候所特有的感情和情怀,都融化到这无声的高卷画帘的行动里。这两句所写的景物是由远而近,通过“双燕飞来”的进程,与“画帘高卷”的行动以表现她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活动。是虚则实之的艺术手法。
“黄昏独倚朱阑。西南新月眉弯。”这两句是说,黄昏时独自倚着朱栏,西南天空挂着一弯如眉的新月。
过片“黄昏独倚朱阑”一句,是承接“小阁画帘高卷”意脉的。从时间推移上由傍晚写到黄昏,说明她“独倚”的时间是很久的。从情怀寄托上明白写出了闺中少妇的“独倚”,表现了黄昏后的寂寞空虚的心境。这与上片“双燕飞来垂柳院”形成鲜明对照,揭示了此词的“燕归人不归”的怀人主旨。“西南新月眉弯”,是少妇凄凉冷落的“独倚朱阑”时所见到的夜空景象,它和傍晚时期所见到的“雨晴烟晚,绿水新池满”那种生机勃勃的热烈场面前后异趣。在碧海青天之下“独倚朱阑”的少妇,面对高挂在西南夜空的一弯新月,给与她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这种望月怀人的心理,是闺中少妇面对此景极有可能的思想感情。
“砌下落花风起,罗衣特地春寒。”末两句是说,台阶上的落花随风飞舞,罗衣显得格外寒冷。
“落花风”,是暮春季节所特有的事物,闺中人对此十分敏感。末两句不能简单的看作是客观风寒刺激的反应,而是她主观意志的真实流露。时值暮春,春事将尽,绿肥红瘦。她意识到“落花风”吹落了大地的春花,也将吹落她的年华。不免产生红颜易老的感慨。但这种感慨作者写得极为含蓄,用风振罗衣而芳心自警的细节表现出来,言有尽而意无穷,艺术手法是极为高超的。
这首词写的是传统题材,但我们在诵读时仍觉得清丽可喜,韵味无穷,这不得不叹服作者在构思上的独具匠心和遣词造句上的功力了。
王梵志的白话诗,大多有感于日常生活琐事,而归结到某种生活真谛,具有禅理式的机趣。
凡袜皆有正反两面,正面即外层,光滑美观,反面即内层,粗糙难看,人们往往把光滑的一面穿在外面,是为美观,而粗糙的一面紧贴肌肤并不舒服,“梵志”把袜子翻过来,把粗糙的一面穿在外面,可能是出于粗心,但也可能是有意为之,但大凡看到的人都说他穿错了。然而正错都是人所言,“人皆道是错”未必就是错。像梵志这样的人却认为宁可让别人看着不舒服,也不能让自己的肌肤受罪,错误的反是众人。
世上的人无论做什么事,都喜欢图慕虚荣,不顾实际效果,可怕的是,他们竟把这种图慕虚荣的行为视为正确的,作为他们行事的原则。
这首小诗一如王梵志的其他诗作,语言质朴、自然,宛如平常话,却能以小见大,反映至真的事理,在古代诗歌中并不多见。从中也能看出诗人任其自然的舒放品性。
禅宗认为“自性本自具足”,主张个性的充分张扬。如《五灯会元》卷八相州天平山从漪禅师的一段公案:“问:‘如何是佛?’师曰:‘不指天地。’问:‘为甚么不指天地?’师曰:‘唯我独尊。’”就是强调个体的意志,主观的情性。也即所谓:“丈夫皆有冲天志,莫向如来行处行。”(《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九)王梵志这首诗中所体现的,正是这种尊重自我,不随流俗的精神。
宋代江西诗派的代表黄庭坚对王梵志“翻着袜”的胆识非常赞赏,在《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三十《书“梵志翻着袜”诗》一文中提到的黄氏所称道的茅容杀鸡饭母,以草具饭客之事,见于《后汉书·郭太传》,这种毁誉由人,特立独行的精神,与“翻着袜”的王梵志,正是相同的。正如文学史所昭示的,黄庭坚及其他江西派诗人,面对唐诗的丰厚遗产,既没有匍伏其下,也没有亦步亦趋,而是积极实践,大胆创新,终于表现出宋诗的独特面目,树立起一块与唐诗一样辉煌的丰碑。这也就是王梵志“翻着袜”法在诗学上的实践。
这组诗共两首,第一首是七律,大概在初识张氏时所作,形容他的为人。仇兆鳌《杜诗详注》认为:前四句写景,后四句抒情,中间大概为分段处。若细分之,首句张氏,次句隐居。三四句切隐居,言路之僻远,五六句切张氏,言人之廉静。末二句说得宾主两忘,情与境俱化。
诗人在诗中用了反衬手法表现人的孤寂和山的幽静:“春山处处子规声”(清陆以湉《冷庐杂识·潘太守诗》),而张氏却独生无伴,只好自说自话,以春山的“闹”衬托孤寂的人,人越发孤寂了;丁丁的伐木声,以“有声”衬托幽静的山,山越发幽静了。诗人用典故表现张氏的廉静:《南史》载梁隐士孔祐至行通神,尝见四明山谷中有钱数百斛,视之如瓦石。《关中记》:辛孟年七十,与麋鹿同群,世谓仙鹿。而结尾二句,更是诗人的良苦用心:“迷出处”,暗示张氏迷人的隐居环境如同桃花源,使诗人“迷不复得路”(陶渊明《桃花源记》);“泛虚舟”,则表现“至行通神”张氏的飘逸与神秘。
第二首为五律。大约跟张氏已很相熟了,所以开首便道“之子时相见”,《杜诗镜铨》以为“当是数至后再题”,《杜诗详注》以为“往来非一度矣”,皆是。
虽是一首应酬之作,却可以看出作者的人情味与风趣。这首诗直说与用典双管齐下。直说与用典是古诗常用的两种表现方法,如不能分辨,诗意便不明白。在这里却两两密合。假如当作直说看,那简直接近白话;假如当作用典看,那又大半都是些典故,所谓无一句无来历。但这是形迹,杜诗往往如此,不足为奇。它能够有风趣,方是真正的难得。
如“之子”翻成白话当说“这人”或“这位先生”,但“之子”却见《毛诗》。第三句,池中鲤鱼很多,游来游去;第四句鹿在那边吃草呦呦地叫;但“鳣鲔发发”,“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并见《毛诗》。用经典成语每苦迂腐板重,在这儿却一点也不觉得,故前人评:“三四驱遣六艺却极清秀。”而且鹿鸣原诗有宴乐嘉宾之意,所以这第四句虽写实景,已景中含情,承上启下了。
“杜酒”一联,几乎口语体,偏又用典故来贴切宾主的姓。杜康是创制秫酒的人。“张公大谷之梨”,见潘岳《闲居赋》。这典故用得非常巧,显出主人的情重来,已是文章本天成,尤妙在说得这样轻灵自然。《杜诗镜铨》说:“巧对,蕴藉不觉。”慰藉不觉正是风趣的一种铨表。
诗还用透过一层的写法。文章必须密合当时的实感,这原是通例。但这个现实性却不可呆看,有些地方正以不必符合为佳。惟其不很符合,才能把情感表现得非常圆满,也就是进一步合乎现实了。这诗末联“前村山路险,归醉每无愁”就是这样。想那前村的山路很险,又喝醉了酒,跌跌蹱蹱地回去,仿佛盲人瞎马夜半深池的光景,没有不发愁之理;所以这诗末句实在该当作“归醉每应愁”的,但他偏不说“应愁”,颠倒说“无愁”。“无愁”虽非实感,却能进一步地表现这主题──主人情重,客人致谢,宾主极欢。
在这情景下,那么不管老杜他在那天晚上愁也不愁,反正必须说“无愁”的。所以另外本可以有一个比较自然合理的解释,喝醉了所以不知愁;但也早被前人给否决了。《杜诗集评》引李天生说:“末二句谓与张深契,故醉归忘山路之险,若云醉而不知,则浅矣。”杜甫正要借这该愁而不愁来表示他对主人的倾倒和感谢,若把自己先形容成了一个酒糊涂,那诗意全失,不仅杀风景而已。又这一句结出首联的意思来,“邀人晚兴留”是这诗里主要的句子。
“花映垂杨汉水清,微风林里一枝轻”这两句以岸上和水中的视角,精彩地勾勒出江北春天的美景:汉水澄清,水面倒映着垂垂的杨柳,微风吹拂下,林中的一枝轻轻摇曳。诗人用简洁的笔墨,展现了春日的鲜丽景象,阳光明媚,微风和煦,杨柳和花朵交相辉映,汉水波光粼粼。通过写景的方式,诗人没有过多地渲染别离的忧伤,而是以鲜明的春景,为离别创造了一种愈加难舍的氛围。两句写出花、垂杨、水、风、林五种景物,由于组合巧妙,并无堆砌之嫌。笔触所及,广阔而悠远,飘然而来,忽然而去,为下文离别愁情失落气息作铺垫。
“即今江北还如此,愁杀江南离别情。”这两句在写完江北春景后,通过“如此”一词反映出诗人心情的变化。诗人表达了对江北春光的映衬,即便如此美好,却不能减轻他对友人离别的忧愁之情。这里的“还”字,点明了诗人在面对春光时的感叹,将离别的愁绪更加深化。而第四句“愁杀江南离别情”更进一步,以夸张的手法,描述了即将远行的友人面对江南更浓的春色时,离别之情更加令人伤感,仿佛愁苦之情已将人“杀”死。通过这两句虚实结合的写法,诗人将送别的心情透彻地表达出来,让读者感受到深切的离别之情。
全诗以淡彩绘景,以重笔写情,结尾点题,天然朴实,率直真诚,毫无妆束之态。以情景交融之妙笔,实虚转化,将临别之际内心的复杂感情描摹得愁杀苦闷。
这首诗的前两句运用张俭和杜根的典故,揭露顽固派的狠毒,表达了对维新派人士的思念和期待。后两句抒发作者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雄心壮志。全诗表达了对避祸出亡的变法领袖的褒扬祝福,对阻挠变法的顽固势力的憎恶蔑视,同时也抒发了诗人愿为自己的理想而献身的壮烈情怀。
“望门投止思张俭”这一句,是身处囹圄的谭嗣同记挂、牵念仓促出逃的康有为等人的安危,借典述怀。私心祈告:他们大概也会像张俭一样,得到拥护变法的人们的接纳和保护。
“忍死须臾待杜根”是用东汉诤臣义士的故事,微言大义。通过运用张俭的典故,以邓太后影射慈禧,事体如出一辙,既有对镇压变法志士残暴行径的痛斥,也有对变法者东山再起的深情希冀。这一句主要是说,戊戌维新运动虽然眼下遭到重创,但作为锐意除旧布新的志士仁人,应该志存高远,忍死求生。等待时机,以期再展宏图。
“我自横刀向天笑”是承接上两句而来:如若康、梁诸君能安然脱险,枕戈待旦,那么,我谭某区区一命岂足惜哉,自当从容地面对带血的屠刀,冲天大笑。“让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对于死,诗人谭嗣同早有准备。当政变发生时,同志们曾再三苦劝他避居日本使馆,他断然拒绝,正是由于他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所以才能处变不惊,视死如归。
“去留肝胆两昆仑”对于去留问题,谭嗣同有自己的定见。在政变的第二天,谭氏待捕不至,遂往日本使馆见梁启超,劝其东游日本。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康有为)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他出于“道”(变法大业、国家利益),也出于“义”(君臣之义、同志之义),甘愿效法《赵氏孤儿》中的公孙杵臼和日本德川幕府末期月照和尚的好友西乡的行节,以个人的牺牲来成全心目中的神圣事业,以自己的挺身赴难来酬报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同时,他也期望自己的一腔热血能够惊觉苟且偷安的芸芸众生,激发起变法图强的革命狂澜。在他看来,这伟大的身后事业,就全靠出奔在逃的康、梁们的推动和领导。基于这种认知,他对分任去留两职的同仁同志,给予了崇高的肯定性评价:去者,留者。路途虽殊,目标则同,价值同高,正像昆仑山的两座奇峰一样,比肩并秀,各领千秋风骚。
全诗用典贴切精妙,出语铿锵顿挫,气势雄健迫人。诗中寄托深广,多处运用比喻手法,使胸中意气奈情的表达兼具含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