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小令，以清新的语言，明快的色调，热情描摹歌颂了江南的风光。
荷花之最秀异者叫“水花”，这里实指菱荷之类。头三句说，在秋高气爽的季节，山上的各种水果成熟了，菱荷也散发着清清的芳香，家家户户都有种藕养鱼的池塘。从“家家风景有池塘”的描写里，使人不仅看到了江南山光水色的秀美，也想到了这里人民的勤劳和富庶。在写法上，这几句是从大处着笔，范围逐渐缩小。后面几句，则又由一个船头的侧影着笔，将意境开拓开去，使人想象到一个更广阔的境界。“木兰舟上珠帘卷”，木兰，木兰花，木兰树质坚硬，是做舟楫的好原料。《述异记》说：“七里洲中有鲁班刻木兰为舟，至今在洲中。诗家所云木兰舟出于此。”这里说，在华丽的木兰舟上卷起了珠帘——未写人而想见其人。“歌声远”三字，使人仿佛看到了词人那聆听妙音的兴致，船近时既观且听，船行远了仍在倾耳；“椰子酒倾鹦鹉盏”（鹦鹉盏，盏就是杯，是用鹦鹉螺制成的一种酒杯名。鹦鹉螺，壳乳白色，有青绿斑，里面有光如真珠，螺层尖处屈曲如鹦鹉嘴状，制为酒器，古雅奇趣可玩。大者可容酒二升，小者似今之酒杯稍大。薛道衡《和许给事善心戏场转韵》诗：“共酌琼酥酒，同倾鹦鹉杯。”可知这是一种较为名贵的酒杯）则是且听远音且忆方才船头所见的情景：男的手持鹦鹉杯，美美的饮着江南特有的用椰子酿制的酒浆，女的在放开她那清脆婉转的歌喉，船行远了，他还在“歌声远”中仔细地听着，品味着所见情景，这不仅使人想见到了歌声的优美，而且看到了一幅天长水远的画面，看到了一幅词人陶醉江南风光的图画。
一首仅仅三十个字的小令，却描绘出了江南山光水色之秀美，肥田沃土之喜人，农民之勤劳富庶，富者之悠闲自得，词人之喜悦欢畅，清川之舟楫往还。这样大的容涵量，写得却不拥不挤，雍容自如，疏淡雅致，这是很难得的。张炎《词源》说：“大词之料，可以敛为小词，小词之料，不可展为大词。”作者的本领，就在于能将“大词之料”写成一篇小词，读来使人感到精美而有韵致。张炎又说：“词之难于令曲，如诗之难于绝句。不过十数句，一句一字闲不得。末句最当留意，有有余不尽之意始佳。”这首小令的收尾，就富有余音缭绕之佳趣。
《北征赋》与《楚辞》部分作品、《遂初赋》等相比，此赋无论交待起行原因，还是描写景色都从实际出发，即使是乱辞部分，也抛却了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而采用更为直接的抒情方式。且写景能从作者的感情基调出发，与抒情结合的较为紧密，更好的表现了作者感时伤世之情怀。还将史实与感情紧密的结合了起来，而不再是单独列为一部分去叙写。
此赋开端写了朝纲颠覆，仕路填塞、家园毁灭的北游缘起。虽在乱离之中，从“奋袂”、“超绝迹”的字面下，仍然透出作者壮勇上进之情。这是此赋的基调。
赋中的初辞长安，回顾通天台恋恋不已；长途远行，驰驱中预计期程；寒风雪野中抚剑叹息，念及畿辅故里而於邑流涕：都发自真情而有动人之力。由公刘惠及草木感怀身罹百殃；从秦昭王统兵北征引发离心烦乱，车马行迟：这吊古伤今的情思，紧密联系于自身遭际，自然感人，又在历史对比中显出作者忧思的深广，胸怀的博大。由日夕归牧思及人民行役之苦，诗人叹时之心；因长城漫漫感发对蒙恬的责问，对汉文帝的景慕，使人感到作者不戚于个人忧患，立足于广大人民的受难，要求执政者以宽仁绥远立邦，这表现了作家自觉的历史社会责任感。作者的这些思想感情，都是极可珍贵的。
赋文中认蒙恬绝地脉之说为虚妄，不承认堪舆迷信。作者坚信天命有常，卒章中抒发了君子固穷而守节的儒家思想，表现了对儒家教义的笃诚。这是作家信仰的支柱，是赋文所以具有健康向上基调的精神源泉。
全赋以写明北游缘起开端，按旅程顺序写所见所感，卒章总言自己对避难远行的根本态度。结构上条理清晰，连络有序。叙事、叹时显出了作家情思的自然流露，浑融一体，文气流畅。语言生动简练，经过锤炼之功又归于平易畅达，艺术上的用心与其创作意图达到了和谐统一。
《北征赋》结构模仿刘歆的《遂初赋》，也是结合途中所见景物与有关的史事，抒发感想。由于时事更为艰难，所表现的情绪也更显悲沉。它的语言精丽整齐，其中写景的一段（从“隮高平而周览”到“哀生民之多故”），则显得清新自然。这种描写洋溢着作者的真实感情，而且是写实的笔法，不同于《上林赋》等那种夸张的罗列。此前《遂初赋》的写景，也已经有这样的特点。它们直接启发了后代抒情小赋对自然景色的描写。
如果拿《北征赋》与楚辞部分作品、《遂初赋》等相比较，就可以看出在结构上存在一些在继承中又有发展变化的特点。
（一）抒情方式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九章》中的作品多纪实之辞，《涉江》一诗又是写他放逐生活中最凄苦的一段经历，但诗的开始却采用了与《离骚》相类似的浪漫主义手法，表现他的极端苦闷，欲忍不能的感情。《涉江》的后半部分以及乱辞，也是采用的浪漫主义手法。特别是乱辞部分，采用香草美人的托喻，与《离骚》的写法一致。《北征赋》中，无论交待起行原因，还是描写景色都从实际出发，即使是乱辞部分，也抛却了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采用更为直接的抒情方式。
（二）写景与抒情由分离到逐渐紧密的结合。《涉江》中的景物描写，虽然能够表现作者的凄苦情怀，但景与情从整体上还显疏远，还有着为写景而写景的嫌疑。《遂初赋》和《北征赋》写景与抒情结合的较为紧密，特别是《北征赋》，写景能从作者的感情基调出发，更好的表现了作者感时伤世之情怀。
（三）借助历史事实抒情方面，由情与史的分离到逐渐紧密的结合。《涉江》的整个第四部分，都在叙写历史上忠而见弃的人物，以表达作者自己“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之情。而《北征赋》则没有相应的部分。此赋是在纪行的过程中，将史实与感情紧密的结合了起来，而不再是单独列为一部分去叙写。
（四）乱辞部分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涉江》对君主忠诚不二的感情抒发，到《遂初》的以道家出世思想作结，抒发自己恬淡的自娱之情，再到《北征赋》以君子固穷而守节的儒家思想的抒发，其发展轨迹是鲜明的。
作为纪行赋的成熟之作，《北征赋》确实表现出了与其在赋史地位上一致的优点。交待起行原因之简洁，借景抒情之恰切，叙史抒情结合之紧密，抒发感情之真挚，语言之平易晓畅，都是《涉江》、《遂初》所不能比拟的。萧统《文选》选赋，纪行一门首选《北征赋》；清人陈元龙《历代赋汇》亦列其为纪行赋第一篇。可见二人同选《北征赋》列为首篇，并非偶然。
这组诗共二首，但许多选本只看中第二首，因而第一首已鲜为人知。其实第二首虽好，却是第一首的注脚。第一首所说的“此意自佳君不会”的“此意”，正是指第二首所写的西湖晴雨咸宜，如美人之淡妆浓抹各尽其态。不选第一首，题中的“饮”字也无着落。苏轼的意思是说，多数人游湖都喜欢晴天，殊不知雨中湖山也自有其佳处。湖上有水仙王庙，庙中的神灵是整天守在湖边，看遍了西湖的风风雨雨、晴波丽日的，一定会同意自己的审美观点，因而作者要请水仙王共同举杯了。
这一首的首句“艳”字下得十分精到，把晨曦的绚丽多姿形容得美不胜收。若只看第二首，则“浓抹”一层意思便失之抽象。
刘禹锡在仕途上可谓一波三折，但在政治上、人格上，却是一位不妥协的斗士，是一个硬骨头。公元805年（唐顺宗永贞元年），正是诗人春风得意的时候，王伾、王叔文、韦执谊等人在新即位的顺宗李诵支持下进行政治革新，实施一系列具有进步倾向的政治措施。刘禹锡深受王叔文的器重，积极参与谋议，并担任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协助杜佑、王叔文管理财政，成为革新集团的重要成员。改革触及了一大批权贵人物的利益，他们疯狂反扑，仅五个月后，“永贞革新”遭到失败，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到公元815年（唐宪宗元和十年）召回长安，诗人看到一批趋炎附势之徒，不可一世，提笔写下了《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的讽刺诗，又触怒了权贵，再度遭贬，贬连州刺史，转夔、和二州。又过了十四年，到公元826年（唐敬宗宝历二年）才被召回，又挥笔写下了《再游玄都观》，宣称“前度刘郎今又来！”诗人的硬骨头精神令人敬佩。这首《咏史（其一）》就是诗人这种精神的真实写照。
“骠骑非无势，少卿终不去。”这两句充分肯定任安的不趋奉权贵的可贵精神。诗中的“骠骑”，古代将军的名号。指汉代骠骑将军霍去病。“非无势”，并非没有权势，意谓权势显赫；“少卿”，任安，字少卿，曾任大将军卫青的属官。褚少孙在《史记·田叔列传》后面补叙任安事，载武帝语：“任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尝活之。”后死于北军护军使者任内。“终不去”，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卫将军）。诗人在这里运用了对举的方法来叙事。上句写霍去病，称其官职而不称名姓，说道霍去病的官位显赫，接着用双重否定的词句，进一步写出霍去病的权势很大。在一般情况下，一般世俗之人，如蝇逐臭，改换门庭，纷纷投靠骠骑。可任安却不是这样。下句写任安，称其字而不呼其名，字里行间有一种亲切感，充满着敬重之意。《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霍去病是大将军卫青的外甥，年轻时跟随大将军出击匈奴，后来独自领兵出战，取得赫赫战功，深得汉武帝信任，跟随他出征的军官都封侯拜将。后来，汉武帝“乃益置大司马位，大将军、骠骑将军皆为大司马。定令，令骠骑将军秩禄与大将军等。自是之后，大将军青日退，而骠骑日益贵。举大将军故人门下多去事骠骑，辄得官爵，唯任安不肯。”诗人所写的就是这样一段事实。一般人读《史记》，一般都不太重视这一段的记载，都注意卫青、霍去病的立功封侯以及他们的贵幸，所谓“将军不败由天幸”。可诗人对这一段记载却十分在意，十分感慨。可以说，任安身上有诗人的影子在。
“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这两句是诗人的感慨。诗人说：如今的世道有如流水直下，只有我的心像中流砥柱一样，毫不动摇。句中的“剧”急剧，厉害的意思；“颓波”，大河决堤时从堤口奔泻而下的洪流；“砥柱”，山名，在黄河三门峡中。郦道元《水经注·河水》云：“河水分流，包山而过，山见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山。”诗人回到现实社会中来，感到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官场上更是如此，落井下石，互相倾轧。诗人的两次遭贬，就是最好的说道。在这样的情况下，诗人对任安情有独钟，任安的这种行为，如今更是难能可贵。诗人把任安视为知己，他不向权贵屈服，永远不向邪恶势力低下那高昂的头。形势越是险恶，他越是坚强。“我心如砥柱”，是诗人的真心表白，是诗人与邪恶斗争的宣言。着实可佩可敬。
这首诗借史说话，抒发感慨，将叙事、议论、抒怀融为一体。《史记》中短短的一句话，诗人撰写成一首诗，运用白描的手法，娓娓道来，既赞扬了任安，又表道了心志，感情强烈，志向坚定，是一首流传千古的好诗。
“贾生道王道，卫绾工车戏，同遇汉文时，何人居高位？”刘禹锡的《咏史》（其二）别出心裁，让人有深远的回味与联想。晚唐时宦官擅权皇权旁落，朝廷用人唯宦官之喜好，道于治乱之士无不痛恨，宦官亦忌惮正直之朝臣，所用之人大多无能之辈，戏嘘之人。这首诗是他的早年之作，诗中流露出了对朝庭用人制度的不满和怀才不遇的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