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通过对五代时期的后唐盛衰过程的具体分析,推论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结论,说明国家兴衰败亡不由天命而取决于“人事”,借以告诫当时北宋王朝执政者要吸取历史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力戒骄侈纵欲。文章开门见山,提出全文主旨:盛衰之理,决定于人事。然后便从“人事”下笔,叙述庄宗由盛转衰、骤兴骤亡的过程,以史实具体论证主旨。具体写法上,采用先扬后抑和对比论证的方法,先极赞庄宗成功时意气之盛,再叹其失败时形势之衰,兴与亡、盛与衰前后对照,强烈感人,最后再辅以《尚书》古训,更增强了文章说服力。全文紧扣“盛衰”二字,夹叙夹议,史论结合,笔带感慨,语调顿挫多姿,感染力很强,成为历来传诵的佳作。
全文可分为两个部分。
前半部分以叙史为主。作者于开篇之首即开宗明义,用一兼带感叹语气的反诘句道出了此文的中心论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可谓立论鲜明,催人警醒,又具有论战性,一反当时流行的宿命论的历史观。前人曾评此句是“起势横空而来,神气甚远”。文章接着写道:“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表明作者将列举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例作为论据,对上述论点加以论证。这一过渡句的运用,使论点与论据间衔接紧密自然,论点有总领全篇之功,而下面文字的出现又不致突兀。
为论证中心论点,作者并未赘述庄宗身世或伶官轶事,也未过多地列举史例,而是从纷繁的史料中,仅选取了传奇色彩较浓,颇具典型意义的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事,以洗练的文字,沉挚充沛的感情,抑扬顿挫的语调,纵横捭阖的气势加以叙述。据说,晋王李克用与梁王朱温结仇极深。燕王刘守光之父刘仁恭,曾被李克用保荐为卢龙节度使。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辽太祖)曾与李克用把臂定盟,结为兄弟,商定共同举兵讨梁。但刘仁恭与阿保机后皆叛晋归梁,与晋成仇。李克用临终时以三枝箭作为遗命,要其子李存勖为其复仇。李存勖兵精将勇,东征西讨,于公元913年攻破幽州,生俘刘氏父子,用绳捆索绑,解送太原,献于晋王太庙。公元923年,李存勖攻梁,梁兵败,朱温之子梁末帝朱友贞命部将杀死自己,李存勖攻入汴京,把朱友贞及其部将的头装入木匣,收藏在太庙里。李存勖还曾三次击败契丹,为父报了大仇。但他灭梁以后,骄傲自满,宠信伶官,纵情声色,使民怨沸腾,众叛亲离,在位仅三年就死于兵变之中。在叙述这段史事的过程中,作者采用先扬后抑的手法,通过一盛一衰的对比,一褒一贬的抒情,给人以强烈的碰撞感、落差感,引起读者心灵的震颤,增强了论点的说服力,正如前人说:“叙唐庄宗处,倏而英俊,倏而衰飒。凭吊欷歔,虽尺幅短章,有萦回无尽之意。”作者于叙事之后,又以两个反诘句回扣主题——“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至此,对比论证初步告一段落。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中,作者由叙事转入论理,论证步步深入,立意层层递进。从“《书》曰:‘满招损,谦得益’”自然引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忘身”的论点。为增强这一论点的说服力,作者又将庄宗得失天下之事浓缩为一段简洁对偶的文字,反证此论,再次通过一盛一衰的强烈对比,与篇首的立论形成前后照应,首尾呼应之势,使此文的中心论点更加鲜明突出。文章写至此处,作者胸臆仍未尽抒,又进一步推出“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样一个论点,令读者的认识随着作者的笔触进一步深化,以历史的教训中受到更加深刻的启迪。“忧劳”、“逸豫”、“忽微”、“所溺”皆为人事,因此,上述两个论点,既是中心论点的深化,又是其具体化。作者于全文论证的高潮处蓦然收笔,可谓言已尽而意未绝,令读者有余音绕梁之感——“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此处以点睛之笔,阐明了作者写作《伶官传》,“善善恶恶”的目的并非就史论史,而是具有广泛而现实的醒世意义。
《五代史伶官传序》一文在语言特色上,具有“语言委婉,气势旺盛”、“文笔酣畅,波澜起伏”和“平易自然,简约凝练”三个特点:
1.语言委婉,气势旺盛
本文作为一篇总结历史教训,为在世及后世君主提供借鉴的史论,毫无生硬的说教,而是娓娓道来,婉转动人。即使是在慨叹庄宗败亡时,也只是寓惋惜之意而无责难之词,可谓意正言婉。全文从“呜呼”起笔,到“岂独伶人也哉”收尾,一叹再叹,以叹始终,于反复叹咏之中显现委婉的韵致。在议论的文字中,多用反问句、疑问句,使说理委婉而令人深思;多用对称语句,特别是在关键的地方,采用语言凝练、对仗工整的格言式的骈句,造成鲜明的对比感和节奏感;适当运用长句,调节语势,有张有弛。疑问句、感叹句与陈述句,骈句与散句,长句与短句,错综有致,读起来抑扬顿挫,一唱三叹,感情饱满,气势旺盛。清代文学家沈德潜认为《五代史伶官传序》:“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后来做史论的人往往学这种抑扬顿挫的笔法。
2.文笔酣畅,波澜起伏
文章开篇突兀而起地提出论点,马上落到立论根据上,再落入“晋上三矢”的叙事,又语势猛然一升,发出对庄宗之“盛”赞叹,而后语势陡然一降,发出对庄宗之“衰”的悲叹,继而步步紧逼,设疑问、引古语而得出“自然之理”,然后再次评论庄宗盛衰,语势再升再降,在大起大落之中引出发人深省的教训,戛然而止,将全文的语势稳稳地落在结尾上。篇幅虽短小,却写得起伏跌宕。全文一气呵成,淋漓酣畅。
3.平易自然,简约凝练
文中没有佶屈聱牙的措辞,也不堆砌词藻,用平实的语言生动地叙说事例,深入地说明道理,语言平易近人,自然晓畅。叙事不枝不蔓,议论简明扼要,其中一些格言式的对称语句,如“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句式整齐,言简意丰,发人深省。
通观全篇,融叙事、议论、抒情为一体,叙事生动晓畅,论证层层深入,感情深沉浓烈,实为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历代的文学家多视此篇为范文,倍加赞赏,如明代茅坤称此文为“千古绝调”,清代沈德潜誉此文为“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欧阳公之文风、政见与为人,于此文可略见一斑。
此组曲抒写采莲女的生活和爱情,格调清新可喜。第一首曲子细致地描摹了采莲女的美貌,第二首曲子塑造了一个容貌华丽的采莲女的形象,第三首曲子从采莲女的角度抒发了对心上人既思念又怨恨的复杂心情。前两曲似是男对女唱,后一曲似是女唱。
第一首曲子细致地描摹了采莲女的美貌。曲子开头,作者观察细致入微,运用白描的手法,整体勾勒出采莲女的形象。“采莲湖上采莲娇,新月凌波小”,“新月”形容采莲女眉之细长,为静态描写;“凌波”形容采莲女脚之小巧玲珑,为动态描写。这一静一动,形神兼备,写出了采莲女的绰约风姿。接下来,作者采用追忆的方法,回想当年与美人初次相逢时对花酌饮的美好情景,不禁发出了如此的赞叹:“那妖娆,殢人一笑千金少。”作者没有直言女子一笑倾城倾国,而是用具体的“千金”来衡量,使女人的美艳姣容更加形象生动。下面“羞花闭月,沉鱼落雁,不恁也魂消”进一步夸赞了女子的花容月貌,令人销魂。作者将女子美貌置于自然之中,以“花”“月”“鱼”“雁”这四种大自然中的美丽景物作比,避免了作呆板的刻画,更能写出采莲女的美丽、娇媚。作者将采莲女置于湖上采莲的大背景之中,在动态中描摹,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相映成趣,一个清丽脱俗、秀美灵动的采莲女就这样浮现在读者眼前。
第二首曲子塑造了一个容貌华丽的采莲女的形象。“采莲人唱采莲词,洛浦神仙似,若比莲花更强似”几句刻画了采莲女美丽的容颜。她轻摇着船儿,轻唱着歌儿,从湖中心翩然而至,如洛神一般美得无与伦比。她长得体态轻盈柔美像受惊后翩翩飞起的鸿雁,身体健美柔曲像腾空嬉戏的游龙;容颜鲜明光彩象秋天盛开的菊花,青春华美繁盛如春天茂密的青松。“那些儿,多情解怕风流事。淡妆浓抹,轻颦微笑,端的胜西施。”她姿态奇美,明艳高雅,仪容安静,体态娴淑;情态柔顺,宽和妩媚,用语言难以形容,浓妆艳抹都能把她衬托得恰到好处,不管是微蹙双眉还是浅然一笑都是风情万种。她明丽耀眼如清澈池水中婷婷玉立的荷花,和名震天下的大美女相比也更胜几分。这首曲赞美采莲女的美貌,既有正面夸赞,又有侧面烘托,将采莲女的容华刻画得淋漓尽致。文辞明快自然、清丽婉约。文中美若天仙的采莲女引发了无数对美的想象。
第三首曲子从采莲女的角度抒发了对心上人既思念又怨恨的复杂心情。“采莲湖上采莲人,闷倚兰舟问,此去长安路相近”几句交代了地点和人物。虽然采莲女在湖上采着莲,面对碧湖蓝天,莲花朵朵,莲叶田田,可是她却心不在此,而是“闷倚兰舟”。一个“闷”字,渲染出了女主人公怅惘无奈的心绪;而又一个“倚”字,更加烘托出女子惆怅时懒散无力的情态。她无精打采地倚在船头,默默的流水更增添了她的惆怅,她不禁暗自感叹:从这里到长安,果真隔得那么远吗?接着“恨刘晨,自从别后无音信”解释了采莲女心中惆怅的原因——她在思念着远在长安的心上人。自从他离开之后,杳无音信,爱恋与思念在漫长的等待中掺杂了愁苦与怨恨。这里引用刘晨的典故也是透着微微的担心,害怕他流连花花世界,贪图享乐而一去不返。“人间好处,诗筹酒令,不管翠眉颦。”接着上句具体描写采莲女的担心:心上人会不会只顾享受外面世界的精彩,吟诗作对,寻欢作乐而流连忘返了呢?完全忘记了家中苦苦等待他的采莲女。家里的人儿为他茶饭不思、愁眉不展。这首曲子采用了白描的手法,真实细腻地刻画出采莲女的心理活动。曲的前半部分着重抒发女主人公惆怅寂寞之情,后半部分则是思念不成,由爱入恨,感情起伏变化真切自然。曲中的语言也极具特色,恰如其分地使用了口语,通俗易懂,也直抒胸臆,更真实地表现人物形象,塑造人物性格。
前两曲,似是男对女唱。当年相逢花间,对花酌,对花饮,采莲女在他的眼中,就是沉鱼落雁、羞花闭月的洛浦神女宓妃,就是倾城倾国的越国美女西施,敌不住那人一笑,“不恁也魂消”。后一曲,似是女唱。这里的采莲女借刘晨指曾与相恋的男子,“自从别后无音信”,大概是迷恋上了长安的好去处,在那里“诗筹酒令”,乐而忘归,全不管自己“翠眉颦”。
“清风明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载馀”两句,展现出一位女子在秋夜里苦苦思念远征丈夫的情景。诗句使人想起古诗人笔下“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的意境。这里虽不是春朝,却是同样美好的一个秋晚,一个“清风明月”的良宵。虽是良宵美景,然而“十分好月,不照人圆”,给独处人儿更添凄苦。这种借“清风明月”以写离思的手法,古典诗词中并不少见,王昌龄诗云:“送君归去愁不尽,可惜又度凉风天。”到柳永词则更有拓展:“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意味虽然彼此相近,但“可惜”的意思、“良辰好景虚设”等等意思,在王维诗中表现更为蕴藉不露。
“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一别就是十来年,可见“相思”之“苦”。但诗中女子的苦衷远不止此。
“征人去日殷勤嘱,归雁来时数附书”两句运用逆挽(即叙事体裁中的“倒叙”)手法,引导读者随女主人公的回忆,重睹发生在十年前一幕动人的生活戏剧。也许是在一个长亭前,那送行女子对即将入伍的丈夫说不出更多的话,千言万语化成一句叮咛:“当大雁南归时,书信可要多多地寄啊。”“殷勤嘱”,要求是“数(多多)附书”,足见女主人公盼望期待之急切。这一逆挽使读者的想象在更广远的时空驰骋,对“苦相思”三字的体味更加深细了。
末两句不单纯是个送别场面,字里行间回荡着更丰饶的弦外之音。特别把“归雁来时数附书”的旧话重提,大有文章。那征夫去后是否频有家书寄内,以慰寂寥呢?恐怕未必。邮递条件远不那么便利;最初几年音信自然多一些,往后就难说了。久不写信,即使提笔,反有不知从何说起之感,干脆不写的情况也是有的。至于意外的情况就更难说了。可见,那女子旧事重提,不是没有原因的。“苦相思”三字,尽有不同寻俗的具体内容,耐人玩索。
进一步,还可比较类似诗句,岑参《玉关寄长安主簿》:“东去长安万里余,故人何惜一行书”,张旭《春草》:“情知海上三年别,不寄云间一纸书”。岑、张句一样道出亲友音书断绝的怨苦心情,但都说得直截了当。而王维句却有一个回旋,只提叮咛附书之事,音书阻绝的意思表达得相当曲折,怨意自隐然不露,尤有含蓄之妙。
此诗艺术构思的巧妙,主要表现在“逆挽”的妙用。然而,读者只觉其平易亲切,毫不着意,娓娓动人。这正是诗艺炉火纯青的表现。
徐惠的《秋风函谷应诏》是一首五言律诗。前三联着重描写函谷关的景色:雄关的秋风、山河的朔气,千岭的偃松、古陵的风雨,广隰的低云、重关的落日。诗人意在大肆地渲染着函谷关的萧飒秋景,格调古朴深沉,充满了浓郁的男子气概。中间着力使用“松”,“惨”二字,渲染了秋天寒冷而肃杀的悲慨格调。末句“此时飘紫气,应验真人还”,把太宗形象渲染的神异而庄严。虽为歌功颂德,但不失为一首不让须眉的豪放之作。
作为一名生活在宫廷中的女性,徐惠的诗作多数与宫闱题材有关,唯独此篇与众不同。此诗省净而气度雍容,起笔高扬,富于气势。正如苏者聪先生评价的那样:“自拔于陈言之外,别出机杼,而为耳目一新之词。虽是应制之作,却写得气势雄浑,意境壮阔……但在泼墨写意中能做到工笔细描。”诗人突破了应制类诗作的固有风格,展现了鲜明的个人艺术特色和个性化感受,实属难得。
从格律方面看,本诗基本符合近体诗的声律要求,反映了初唐诗歌在宫廷诗人手中已经朝格律化发展的程度和事实。初唐贞观时期,主流诗人不断的探索实践,积累诗艺技巧,创作出了很多合律诗歌,推动了诗歌的格律化,这也影响到后宫女性诗歌的创作。喜爱文学,有着很高文学素养的徐惠,初步具有了一定格律化意识毫不令人意外。女诗人的创作尝试在诗歌史上的意义,应同初唐宫廷诗人在促进中国宫廷古代诗歌朝着格律化方向发展的意义一样,值得后人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