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借落叶以慨叹身世，紧扣落叶着墨，即景生情，寓托自然。
首句用落叶惊秋的形象，比喻诗人于家国破亡后的景况。此诗开头用个“早”字，便给了读者以好景不长的暗示，这个“客”字，使我们联想起南唐李煜的“梦里不知身是客。尽管孔绍安和李煜的时代相距近四百年，各自的地位和处境也不完全一样，但其飘零感是类似的。末两句叙诗人怀恋故国的感情。它仍然采用比兴手法，紧扣落叶着笔。 “翻飞二字，竭力形容诗人内心纷乱而又身不由己的神情状貌，可谓贴切。
全诗通过巧妙的比喻和拟人的手法，描写入秋落叶所引起的游子思归怀乡之情早秋惊落叶，飘零似客心惊，惊恐、惊讶。客心，飘泊异乡的游子心情。
据《山谷诗集》注，山谷在黔州与戎州度过了六年漫长的谪居岁月。徽宗继位，朝野都希望消弥党争，徽宗也以此标榜，宣布改元“建中靖国”，因而所谓“元祐党人”遇赦。但劫后余生不能长久，蔡京为相，党祸再起。山谷好不容易在徽宗1102年（崇宁元年）被任命领太平州（今安徽当涂）事，但到官仅九日即罢。次年又被人摘录《承天院塔记》中片言只语，锻炼出“幸灾谤国”的罪名，构成冤狱，远谪瘴疠之地宜州（治所在今广西宜山），等于置之死地。《山谷诗集》中有《十二月十九日夜中发鄂渚，晓泊汉阳，亲旧携酒追送，聊为短句》诗纪其事，因此可知这首小令作于1103年（崇宁二年）岁尾，具体地点是鄂州（今湖北武汉市武昌）至汉阳途中。
上片写离别在即。“千峰百嶂宜州路”，点明山谷被贬宜州事，“路”字表明已经登程。生离死别乃既成现实，已无可挽回。“千峰百嶂”实写道路崎岖坎坷，通往宜州道路之多山。语似平易，实即沉痛。山谷贬黔州时，黄大临亲送贬所。山谷《新喻道中寄元明用觞字韵》诗云：“一百八盘携手上，至今犹梦绕羊肠。”痛苦经历唤起的回忆，不寒而栗。“天黯淡，知人去。”萧瑟凄清、使人愁绪顿生的环境，衬托了词人愁肠百结、悲愤欲绝的心情，创造了浓郁的别离气氛。“晓别吾家黄叔度”是发自心灵深处的呼喊。骨肉之情，手足之谊，屡遭挫折和磨难，亲弟弟又一次被“投荒万死”（《山谷诗集·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语），怎能不发出揪心之疼，从“天黯淡”至“晓别”，反映词人忍受痛苦的煎熬已经彻夜不眠。纵铁石心肠，读至此不能不为之涕下。“弟兄华发”是实指，时山谷58岁，黄大临当长数岁，均已垂垂老矣。两位老人怎能承受得了如此重大的打击，“远山修水”与“千峰百嶂”相呼应，给人道路险阻、途程遥远之感。疲惫憔悴的词人，背着沉重的负担，拖着滞缓的脚步，在盘曲的荒山僻岭中艰难困苦地行走着……其凄苦情状，历历在目。“异日同归去”长歌当哭，字字血泪，兄弟之间无缘今世相会，重逢只能九泉之下，语极悲怆。山谷经过长途跋涉，到宜州后仅一年，便怀着冤愤与世长辞了。“异日同归去”竟成为兄弟间的诀别之辞。
下片写别筵及别后难挨时日。“长亭”指送别之处。“樽罍”指酒，借酒浇愁而已。其实，山谷是不饮酒的，“老夫既戒酒不饮，遇宴集，独醒其旁”（《西江月》词题序）。“散”字下得巧妙，交代了别筵难离难分的场面。通宵达旦，不云迎来晓色，而云“饮散”去“暮”色，正是景为情设，情由景生。山谷为宋诗大家，大临亦善诗词，如今却“别语缠绵不成句”，足见悲愤之极，这是无声的抗议。一贬再贬，身处荒陲，何况又是以衰老之身，备经拂逆，手足睽离，故云“已断离肠”。“能几许”是大声的呵责，是涕泪纵横的长嚎。“水村山馆，夜阑无寐，听尽空阶雨。”是想象兄弟离别后，思绪难排，只得听雨声来挨时日。暗用温庭筠《更漏子》下片“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词意，但大气包举，别无枝蔓。“尽”字语极沉痛。
这首赠别之作，不假雕饰，直抒胸臆。词中所蕴含和蓄积的感情是极其深厚、强烈的，但却出之以极其朴素、平淡的语言，从而自然地达到真切动人的艺术效果。
这是诗人在汴京（今河南开封）东城送别友人之作。运判马察院，指马遵，字仲涂，饶州乐平（今属江西）人，当时以监察御史为江淮六路发运判官，是诗人的好友。宋代张世南《游宦纪闻》说：“龙图（龙图阁学士，马遵后来曾任此职）马公仲涂家藏蔡忠惠（即蔡襄，字君谟，谧忠惠，北宋大书法家）帖，用金花纸十六幅，每幅四字，云：‘梅二（即梅尧臣，字圣俞，排行第二）马五（即马遵）蔡九（即蔡襄）皇祐壬辰（1052年，即皇祐四年）仲春寒食前一日会饮于普照院，仲涂和墨，圣俞按纸，君谟挥翰，过南都试呈杜公（即杜衍）、欧阳九（即欧阳修）评之，当属在何等。’”所叙时间、人事与此诗相合，故此诗作于1052年（皇祐四年）二月，当时梅尧臣在京城汴京监永济仓。
梅尧臣是一位同情劳动人民的诗人。此诗虽写送别，却表现了对人民疾苦的深切关心。
开头四句先写送别的时间。这几句化用唐代贺知章《咏柳》名句“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诗意，但却又有发展变化。贺诗单写春柳，此诗重点在写杏桃。把春风比作剪刀，说它裁出了柳叶，又裁出杏桃，这是变无情为有情，把没有感情的春风，写成了有情的巧匠，设想新奇而富有诗意。第三句的“圆尖作瓣”承接上句，写杏桃的花瓣，圆瓣指杏，尖瓣指桃。“得疏密”是说它们疏密适中，既不太稀，也不太密。第四句说它们的颜色红若燕脂（即胭脂），艳丽无比，也就是说，春风不但剪其形，而且染其色。春风荡漾，柳绿桃红，景色是如此宜人。这几句语调轻快，写出送别时的愉悦心情。朋友相别，使人怅恨，此诗却透出欣喜之情。当时京都地区原本大旱，据《宋史·仁宗纪》记载，1051年（皇祐三年）八月，汴河即已绝流，马遵比时也因此而被困在京城。而到这次送别时，气候已有转机，即将下雨；同时派去引黄河水入汴河的夫役，也已于不久前遣发，汴河即将通航，这令诗人十分欢欣。此刻就是因为马遵即将回到江南去，所以梅尧臣等人在东城为他送别。此诗第五句至十句就是描写此事。《埤雅》：“鹁鸠，灰色无绣顶，阴则屏逐其匹，晴则呼之。语曰‘天将雨，鸿逐妇’是也。”“黄鹂”句诗意即源于此。黄鹂不鸣，鹁鸠逐妇，都是即将下雨的征兆；“深园静墅声嗷嗷”的“嗷嗷”，就是鹁鸠逐妇的嘈杂喧叫声。“开汴”指疏浚汴河河口和汴河上游，以便引黄河水顺畅地注入汴河。这四句是叙事，节奏急促，气氛非常热烈。下面接着写人们的心情：都城的人盼望下雨就像渴极的人盼望有水喝一样，寒食前夕，大沟小沟都已疏淘完毕，以便大雨下来时迅速排水。据《宋史·河渠四·京畿沟渠》记载，北宋京都每年春天疏浚沟渠，以防水潦成灾。诗人于1053年（皇祐五年）所作《淘渠》中有“开春沟，畎春泥，五步掘一堑，当涂如坏堤”，即专写汴京整修下水道。“何当”在这里是“合当”之意，表示肯定语气。“黄流”指引来的黄河水流。宋代设有都水监，管理河道堤防，原来隶属于三司河渠，1058年（嘉祐三年）始置专监。作者写此诗时，都水尚无专官。诗中的都水御史即指马遵。舠是小船，形如刀。“雨深一尺”，可以解除早象；水深一篙，则汴河可以通航。友人马遵即可乘着轻舟，顺流直下，日夜兼程，回到江南的住所去。“亦即喜”的“亦”字，表明欢喜的不仅是马遵，还包括京都和吴楚地区苦于旱灾的人民，也包括作者在内。“回轻舠”点出题中的“送”字，“轻”字不仅同上文“水一篙”关合，而且还写出了行者的欢悦心情，因为只
有水深流急，舟行迅疾，舟才显得轻；只有人心情愉快，才会更加感到小舟的轻。这几句如急流行舟，节奏非常轻快，写出了送行者和行者的愉快心情。
马遵是转运判官，他这次回住所的任务，就是要协助转运使收缴吴楚财赋，由汴河运进京师。此诗第三大段，即由此着笔，写诗人对友人的希望。因为吴楚频受苦旱，连年歉收，即使这回下一场透雨，庄稼得到一次较好收成，老百姓仍然缓不过气来，所心诗人希望友人在收缴赋税时，不要额外多收，如果加重剥削，老百姓无法生活下去，他们就会像无食之鸟、被困之兽一样，被迫逃亡。唐代刺史、节度将正税常额之外加收的赋税贡献朝廷，称为“羡余”。“频年苦旱”而仅“一稔”，老百姓身上没有什么油水，所谓“勿求羡”不过是不要大肆搜括的委婉说法。当时江淮两浙荆湖发运使许元以聚敛刻薄为能，希图得到迅速提升，所以诗中特别以此嘱咐友人，作为此次的临别赠言，要他对上司许元加以规劝，实际上是讲给许元听的。据《宣城县志》记载，马遵为官清廉，他任宣州（治所在今安徽宣城）知州离去时，郡僚军民争欲挽留。最后八句又将此意加以申说。出城相送，不惜典袍沽酒，可见对友人情意深重。而计算行程，友人此去必定经过睢阳，杜衍、欧阳修正在那里，所以作者要友人将他上面讲的话请他们两人评一评，看看是否于天下的人不无少补。睢阳即今河南商丘，秦代曾于此置睢阳县，宋时称南京应天府。太傅指杜衍，当时以太子太傅退居南京。大尹指欧阳修，当时任应天府知府兼南京留守事，汉唐时京师地区行政长官称尹，诗中即沿此例尊称其为“大尹”。他是作者的至友，曾为其《宛陵先生诗集》作序，对作者的诗极为赞赏。“万分岂不益一毛”是反用《孟子·尽心上》“杨子（指杨朱）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语意，意思是说如果按照自己的意见去做，于国家人民多少有点好处。诗中说请杜衍、欧阳修评说，是有深意的：他们二人都是朝廷的重巨，杜衍曾为宰相，为人刚正廉明；欧阳修曾为知制诰，能关心人民的疾苦，他们会赞同诗人的意见。这样一来，如果转告许元，许元对他们的意见就不能不加以认真考虑。结末两句仍承此意，以“国给民苏”相期许。“国给”和“民苏”是互为因果的：只有国家强盛富足，人民才能得到复苏；只有人民温饱，有力耕作，国家才能富足。只有国家富足，人民安居乐业，地方上没有事端，作地方官的许元和友人马遵，才有闲暇逸致，得以在东园尽情遨游。“东园”在真州（治所在今江苏仪征），许元所筑，梅尧臣有《真州东园》诗。欧阳修有《真州东园记》，详记修园始末和马遵同发运使施昌言、许元园中游憩事，其中有“使上下给足，而东南六路之人无辛苦愁怨之声，然后休其余闲”语，与此诗之意相同。诗以东园作结，既能唤起友人的美好回忆，又从正面作了奖劝，表达了对友人的股切期望之情。
此诗通篇都以国计民生为意，而将朋友深情，融贯其中，一韵到底，情调轻快，在送别诗中，别具一格。
孟子长于言辞，在辩论中经常设譬，以小喻大，逻辑性很强，有极强的说服力；其文气势磅礴，笔带锋芒，又富于鼓动性，对后世散文有很大的影响。文章由叙入议，先通过庄暴和孟子的问答引出话题：“好乐何如”，然后叙述孟子如何就这个话题因势利导地劝说齐王要“与民同乐”。文章围绕着“音乐”这一话题，阐明不“与民同乐”就会失去民心，而“与民同乐”就会得到民心、统一天下的“王道”思想。
这篇对话体议论文，通过孟子与齐王的对话显示了孟子高明的论辩艺术。
1、循循导入，借题发挥。
作者并不是开门见山地把自己的论点摆出来，而是巧妙地运用对话的方式，在谈话中自然地转换话题，借题发挥，从齐王好乐切入，归结到与民同乐的主旨上。在与庄暴的谈话中，孟子只有一句话“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点出了齐王好乐与齐国政治的关系这个论题，但未加论述。在与齐王谈话中，孟子又从好乐切入，巧妙地重提论题，然后与齐王两问两答，从谈话气氛和思想感情上把齐王引导到自己的论题上后，孟子才进入自己的谈话主题。
2、对比和重复。
本文写国君是否与民同乐，人民的不同感受，造成的不同政治局面，运用的是对比方式。两段话在内容上是对立的，但语言上既有相对之句（如“举疾首……相告”和“举欣欣……相告”），又有重复之语（如“今王鼓乐……之音”和“今王田猎……之美”）。这样论述，就强调了国君同样的享乐活动，引起人民不同的感受，形成不同的政治局面，原因只在于是否与民同乐，从而突出了论题。
3、生动形象的议论语言。
本文虽是议论文，语言却很生动形象，如写齐王的“变乎色”，写老百姓“疾首蹙頞”“欣欣然有喜色”等。孟子在正面论述自己观点时，完全没有用枯燥的说教，而是通过两幅图画，生动自然地得出结论。
4、因势利导，论辩灵活
孟子见到齐王就“好乐”的事向齐王发问。齐王对“乐”的意义并不理解而觉理亏，因而“变乎色”，忙拿“直好世俗之乐”来作托词，不料孟子却抓住齐王的心理，因利势导，借题发挥，转换内容，把“好乐”与治国联系起来，引起齐王的兴趣，缓和了谈话的气氛。此时孟子提出“今之乐犹古之乐”，表现了论辩的灵活性。而后的两个问题“独乐乐，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引导齐王将谈话的话题引入自己的轨道，逐步明确自己的“与民同乐”的政治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