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作者即将离开金陵东游扬州时留赠友人的一首话别诗，篇幅虽短，却情意深长。此诗由写暮春景色引出逸香之酒店，铺就其乐融融的赠别场景；随即写吴姬以酒酬客，表现吴地人民的豪爽好客；最后在觥筹交错中，主客相辞的动人场景跃然纸上，别意长于流水般的感叹水到渠成。全诗热情洋溢，反映了李白与金陵友人的深厚友谊及其豪放性格；流畅明快，自然天成，清新俊逸，情韵悠长，尤其结尾两句，兼用拟人、比喻、对比、反问等手法，构思新颖奇特，有强烈的感染力。
“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和风吹着柳絮，酒店里溢满芳香；吴姬捧出新压的美酒，劝客品尝。“金陵”，点明地属江南，“柳花”，说明时当暮春。这是柳烟迷蒙、春风沉醉的江南三月，诗人一走进店里，沁人心脾的香气就扑面而来。这一“香”字，把店内店外连成一片。金陵古属吴地，遂称当地女子为“吴姬”，这里指酒家女。她满面春风，一边压酒（即压酒糟取酒汁），一边笑语殷勤地招呼客人。置身其间，真是如沐春风，令人陶醉，让人迷恋。
这两句写出了浓浓的江南味道，虽然未明写店外，而店外“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杨柳含烟的芳菲世界，已依稀可见。此时，无论是诗人还是读者，视觉、嗅觉、听觉全都调动起来了。
“柳花”，即柳絮，本来无所谓香，但一些诗人却闻到了，如传奇“莫唱踏阳春，令人离肠结。郎行久不归，柳自飘香雪。”“香”字的使用，一则表明任何草木都有它微妙的香味，二则这个“香”字代表了春之气息，这不但活画出一种诗歌意境，而且为下文的酒香埋下伏笔。其实，对“满店香”的理解完全不必拘泥于“其柳花之香”，那当是春风吹来的花香，是泥土草木的清香，是美酒飘香，大概还有“心香”，所谓心清闻妙香。这里的“店”，初看不知何店，凭仗下句始明了是指酒店。实在也唯有酒店中的柳花才会香，不然即使是最雅致的古玩书肆，在情景的协调上，恐怕也还当不起“风吹柳花满店香”这七个字。所以这个“香”字初看似觉突兀，细味却又感到是那么妥贴。
“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金陵的一群年轻人来到这里，为诗人送行。饯行的酒啊，你斟我敬，将要走的和不走的，个个干杯畅饮。也有人认为，这是说相送者殷勤劝酒，不忍遽别；告别者要走又不想走，无限留恋，故“欲行不行”。李白此行是去扬州。他后来在《上安州裴长史书》说：“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此则白之轻财好施也。”李白性格豪爽，喜好交游，当时既年轻富有，又仗义疏财，朋友自是不少。在金陵时也当如此。一帮朋友喝酒，话别，少年刚肠，兴致盎然，没有伤别之意，这也很符合年轻人的特点。“尽觞”，意思是喝干杯中酒。“觞”，酒器。
“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便是事件的结局了。送君千里，终有一别，这离别之宴终归要散的，此时把手相送，心中的感伤便不能自已，诗人借水言情，寓情于物，表达了惜别之情——我和友人的离别的情义与东流之水相比哪个更长呢？其气魄体现了诗人浪漫豪放的一贯风格，也不能不让人想起诗人“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之句。”
情感是抽象的，即使再深再浓，也看不见摸不着；而江水是形象的，给人的印象是绵绵不绝。但诗人不是简单的相喻，而是设问比较，迷迷茫茫地，似收而未收住，言有尽而意无穷，给人以想象的空间。采用这种表现手法，李白可能受到前人的启发，如谢朓就写过“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但李白写得更加生动自然。与“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有异曲同工之妙。
此诗构思巧妙。首句”风吹柳花满店香“，是阒无一人的境界，第二句”吴姬压酒劝客尝“，当垆红粉遇到了酒客，场面上就出现人了，等到“金陵子弟”这批少年一涌而至时，酒店中就更热闹了。别离之际，本来未必有心饮酒，而吴姬一劝，何等有情，加上“金陵子弟”的前来，更觉情长，谁也不愿舍此而去。可是偏偏要去，“来相送”三字一折，直是在上面热闹场面上泼了一盆冷水，点出了从来热闹繁华就是冷寂寥落的前奏。李白要离开金陵了。但是，如此热辣辣的诀舍，总不能跨开大步就走吧。于是又转为“欲行不行各尽觞”，欲行的诗人固陶然欲醉，而不行的相送者也各尽觞，情意如此之长，于是落出了“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的结句，以含蓄的笔法，悠然无尽地结束了这一首抒情的短歌。
很多人写离别，大多少不了言愁，所谓“离愁别绪”。然而，李白这首诗中连一点愁的影子都不见，只有别意。诗人正值青春华茂，他留别的不是一两个知己，而是一群青年朋友。这种惜别之情在他写来，饱满酣畅，悠扬跌宕，唱叹而不哀伤，富于青春豪迈、风流潇洒的情怀。
《臧哀伯谏纳郜鼎》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纳于大庙”这件事的“非礼”。那么，到底什么是礼呢?礼的范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复杂，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书《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删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约之以礼”《论语·雍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向他“发表”这篇谏辞了；也就不难理解《臧哀伯谏纳郜鼎》一开始就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了。
臧哀伯这篇谏辞，并不先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这件事如何不对，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连用七个排比句，从七个方面，即“昭其俭”、“昭其度”、“昭其数”、“昭其文”、“昭其物”、“昭其声”、“昭其明”，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然后，话锋一转，才落到桓公“纳郜鼎”这件“灭德立违”的事情上来。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还用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雒邑”招来“义士”非议的历史教训，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灭德立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这篇谏辞如此行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因此，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去感悟，抛弃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可以肯定地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内核”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