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后期，内有藩镇割据，外有吐蕃入侵，唐王朝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域大为减少。但它却供养了大量军队，再加上官吏、地主、商人、僧侣、道士等等，不耕而食的人甚至占到人口的一半以上。农民负担之重，生活之苦，可想而知。白居易对此深有体验。他在这首诗中所写的“回柏村闾间，十室八九贫”，同他在另一首诗中所写的“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辛苦”（《夏旱诗》）一样，是他亲眼目睹的现实生活的实录。
这首诗分两部分。前一部分写农民在北风如剑、大雪纷飞的寒冬，缺衣少被，夜不能眠，过得十分痛苦，后一部分写作者在这样的大寒天却是深掩房门，有吃有穿，又有好被子盖，既无挨饿受冻之苦，又无下田劳动之勤。诗人把自己的生活与农民的痛苦作了对比，深深感到惭愧和内疚，以致发出“自问是何人？”的慨叹。
古典诗歌中，运用对比手法的很多，把农民的贫困痛苦与剥削阶级的骄奢淫逸加以对比的也不算太少。但是，像此诗中把农民的穷苦与诗人自己的温饱作对比的却极少见，尤其这种出自肺腑的“自问”，在封建士大夫中更是难能可贵的。除对比之外，这首诗还具有这样几个特点：语言通俗，叙写流畅，不事藻绘，纯用白描，诗境平易，情真意实。这些特点都体现了白居易诗歌特有的通俗平易的艺术风格。
诗首先从节令上着手，说自然界的风物，随着季节的转换而不断更新，而痴心儿女何苦要对春天苦苦留恋；三四句从反对痴心儿女对春天的逝去而伤心遗憾上着手，指出对繁花的凋谢不需要抱恨，接下来的夏天，树木荫浓，同样令人高兴。诗一反旧例，没有悲伤的情调，却是顺其自然，豁达通变。
文人伤春，似乎是永恒的主题，春风春雨，落花垂柳，引起过多少诗人感叹。三月晦日，是春天的最后一天，更难免激起诗人无计留春住的愁思。唐诗人贾岛有首著名的《三月晦日赠刘评事》诗云：“三月正当三十日，风光别我苦吟身。共君今夜不须睡，未到晓钟犹是春。”表现的就是浓重的惜春情绪。秦观这首绝句，与贾岛诗一样，也是通过议论，表达春将逝去时的感想。但秦诗一反旧例，没有悲伤的情调，却是顺其自然，豁达通变。
诗富有哲理，蕴含“理趣”。“三月晦日”，即暮春三月的最后一天，过了这天，意味着时令进入夏季。春去的伤感，对于情感敏锐的人而言，不言而喻。但这首诗，却反其道而行之，写出了新意。“节物相催”，是自然规律，非人力所能为。因为新陈代谢，是自然运行的铁的规律！但那些“痴心儿女”却想“挽留春”，不欲让春归去。这样写足了人们对春将逝去时的怅惘之感。为诗的后两句翻出新意，做了充分的铺垫。后两句，反振一笔，如异峰突起，醒人耳目。繁华似锦（“芳菲”）的春天归去，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那“阴阴”的“夏木”同样“可人”，诗人的乐观、豪放、豁达，跃然纸上！
诗是说理，指出了对春天的逝去的两种不同看法，强调应该顺其自然。推而广之，诗人也是在阐述自己的处世观：人生是处在不断地转换之中，好的可以变坏，祸福相倚。因此，当你失去了什么时，不要过分抱憾，要正视现实，知足常乐。春天有春天令人留恋的地方，夏天也有夏天使人 合意的所在；顺境有顺境的快乐，逆境何尝不可磨炼人，使人步入顺境。通过这诗，我们充分理解到诗人宽广的胸怀，并从中得到勉励。宋人的说理诗，虽然常常有陈腐惹人生厌的地方，但也不乏像这首诗一样有积极意义的作品。
全诗模仿《离骚》诗意，写作者在池边种下七株梅树。屈原在《离骚》中有“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的句子，以大量种植香草喻培育各种人才。白居易在此诗中借亲手栽梅亦含有希望进步力量出来挽救时局之意。他要到开花的时节来查看这七棵梅树，诗人是非常希望梅花能完好无损地成长的。
这首诗通过栽梅一事，表达了诗人良好的愿望。开头一句“池边新种七株梅”，点明栽梅的地点和棵数。“新”，紧扣题目（一题《新栽梅》）。第二句“欲到花时点检来”，写诗人的打算。关于“点检”，无疑是“点检”梅树生长的情况，梅花盛开的情景，梅花艳丽的程度，当然，“点检”包含着观赏的内容。
白居易在苏州刺史任上，为着替皇帝拣选贡桔，曾在此游览。长洲苑桃李芬芳，争奇斗妍，它表面艳丽却义易：于凋零，此刻似乎怀着对梅花的嫉妒心理。诗以桃李喻小人。在三、四两句中，诗人明确表态：他要自己亲手种植的梅花盛开，而不要担心桃李嫉妒。拿梅花束和桃李作对比，明确表示出诗人的爱憎态度，此中深意，只有对梅花的高洁品性有充分了解的诗人，才能体会出来。
这首诗写得通俗晓畅，风格平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