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写羁旅孤栖的情景。词的上片写日间情境，于明处写景，暗里抒情，寓情于景；下片写夜间的情景，于明处抒情，衬以典型环境，情景交融。
上片一开篇就推出了一个阴雨连绵，偶尔放晴，却已薄暮昏暝的凄清的秋景，这实很像是物化了的旅人的心境，难得有片刻的晴朗。“秋阴时作渐向暝”，这是以白描手法勾出秋天时阴时晴、阴冷、黯淡的特点，这似乎是客观事物的直叙，然而一句“变一庭凄冷”，就将词人的感情突现出来。“一庭”即满庭。着一“变”字，将“凄冷”与上句联系起来，揭示了“凄冷”之因。同时将自然与人的感受融在一起，表现了景中情。在这“凄冷”的庭院中，词人“伫听寒声”。这久久的伫立，静听寒声，可见出人之心寒、孤寂。这寒声是秋风飒飒，秋叶瑟瑟，秋雁哀鸣，这寒声加浓了羁旅“凄冷”的况味。歇拍“云深无雁影”一句，词人不仅在满庭凄冷的环境中伫立，静听秋声，而且还在寒声中追寻那捎书的鸿雁，然而望尽云霄，只听哀鸿长泣，不见孤鸿形影，留下的是更加深重的寂寞之感，也触发了词人思乡念亲之情。
在沉寂之中推出了过片：“更深人去寂静”，把上下片很自然地衔接起来，而且将词境更推进了一步。“人去”二字突兀而出，正写出身旅途的旅伴聚散无常，也就愈能衬托出远离亲人的凄苦。同时“人去”二字也呼应了下文孤灯、酒醒。临时的聚会酒阑人散了，只有一盏孤灯曳的微光把自己的影子投射在粉壁上。此时此刻，人非常希望自己尚酣醉之中。可悲的是，偏偏酒已都醒，清醒的人是最难熬过漫漫长夜的，旅思乡愁一并袭来，此情此景，难以忍受。这首词全无作者惯有的艳丽之彩，所有的只是一抹凄冷之色。
这首词不仅切合音律，而且精于铸词造句。“秋阴时晴”，一个“时”字表明了天阴了很久，暂晴难得而可贵。“伫听寒声”两句写得特别含蓄生动。寒声者，秋声也。深秋之时，万物萧瑟寒风中发出的呻吟都可以叫做寒声。词人笔下的孤旅伫立空庭，凝神静听的寒声，是云外旅雁的悲鸣。南飞的雁都因浓云的阻隔而不能一面，自然是凄苦的情景。整首词中几乎一字一句均经过刻意的琢磨。可以说通篇虽皆平常字眼，但其中蕴含有深挚情思。这也是周邦彦词的一大妙处。
全词取境典型，结句直接抒情。全词以时间为线索，章法缜密，构思严谨。意象鲜明，人与物、情与境，浑然融为一气。感情步步推进，格调清峭，情味淡永。
这首诗以铺陈的手法，叙写守边战士生活，抒发自己对冲杀在战场上英勇无畏的战士的赞颂之情。
开头“二十逐骠姚，分兵远戍辽”两句，用二十岁远离父母随武将守边的事实，暗示了青年战士的远大理想。为了使自已能履行光荣神圣的使命，不得不“雪迷经寒夜，冰壮渡河朝”，历经千辛万苦，日夜兼程，以此衬托了战士们为国事、不怕栖牲，不怕困难的高尚情操。从第三句的“迷”和”马”两种事物，烘托出战争的频繁和应战之急，这些都是对腰横宝剑的守边战士英雄业绩的具体的描写。
这首诗在意境的熔铸上也突出了诗人的襟怀，从而呈现出朴素自然的艺术特色，足见诗人立足之高及构思之深。诗从二十出征、雪迷寒夜、冰渡河朝、放迷难下、骑马来调等儿处进行描写，有的从时间上，有约从地域上，有的从人们所熟悉的事情上着眼，用典型事例，突出战争的频繁及战士们守边的坚定信心。这就体现了作者审美情趣的高远。他不用神驰般想象，也没有面面俱到地描写，既不横溢太空，也不纤回萦绕，最终塑造出了守边战士完美的艺术形象。从中可见作者雄浑悲壮之情，唯其立足高，取境才能深，要精深，还要有含量的道理。仅六句，就将边塞战争、外敌入侵、守边战士的英武一一呈现出来，的确达到了“以少许胜多许“的效果。尤其最末一句，收尾有力，有余音绕梁三日之感。不容置疑，这是作者主旨所在，他径直抒发感情，匠心独运地揭示出为国事“看取剑横腰”的大义。语言虽直，却不失欢宕流转，意到笔随，洒脱自然。
诗中刻画了“二十逐嫖姚，分兵远戍辽”出入于塞外的将军形象，即使“雪迷经塞夜，冰壮渡河期”,“万里配长陉，连年惯野营”周遭环境异常恶劣，也难泯报国之志，“入群来拣马，抛伴去擒生”,“间看行远近，西去受降城”大无畏视死如归的精神令人折服。而这种“小儒何足问，看取剑横腰”，渴望建功立业“俱怀逸兴壮思飞”之感，又独非诗中“将军”所愿，亦是张祜梦寐以求、魂牵梦绕立功边塞的最大愿望，其诗中分明有一个手持刀枪出入敌阵，渴望建功立业的“我”的身影。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张祜此类边塞乐府诗中，感受到隐藏在诗歌文本之后，一个对边境局势极端关切，满腔热忱的爱国者的形象。
这首诗从题目看，该诗似乎是由读《封建论》引发诗兴的，然而诗中的主要观点交锋，则是聚焦在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中论列的儒家、法家及法家代表人物秦始皇的是非问题上。诗首联即明确涉及秦始皇及其“焚书坑儒”举动。郭沫若之“骂”，简而言之，既包括非议、斥责、抨击其“苛政”及其“苛政”中的“焚坑”之举，也包括过分否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认为，秦始皇是不顺应向“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的，是“站在奴隶主的立场”搞奴隶制暴政的人物，而“焚书坑儒”即其暴政中的暴行之一。
“焚坑”是“过”是“罪”，还是非“过”非“罪”，对此历来众说不一，或将之作为“苛政暴政”之证据，或视之为对付和打击“奴隶制复辟势力”的有力措施。毛泽东在诗句中是选用褒义词“事业”来状写它的，在毛泽东的观念里，“焚坑”是服从维护秦始皇开创的“大一统”之“事业”的，是与其“统一中原”的伟业相关的，是维护其“统一基业”“统一大业”的一种措施和手段。既然连“焚坑”都无须过分责备，那么不言而喻，秦始皇的其他政治举措就更无须责备了。因此毛泽东既诚恳又严肃地奉劝郭沫若：对秦始皇应当“少骂”，你对“焚坑”所持的“暴行说”是需要“商量”的。换言之，即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多肯定，少否定，多否定甚至根本否定的观点是不对的。诗题特意用了“呈郭老”三字，接着首联又用了“劝”字、“君”字和“商量”二字，使这首“论战”诗一起笔就带有彼此商榷和探讨有关中国历史人物的看法之和睦融洽的氛围，有助于消解对方的心理压力和自危心态。
该诗的首联着意于历史性、肯定性地评价秦始皇及其下令实行的“焚书坑儒”举动有利于维护秦王朝“统一大业”的合理性；颔联则着意于在特定的历史范围内及相互对比中，肯定秦始皇创立“大一统”的秦朝的历史功绩远胜于只讲“空话”而无政治实践成果的孔丘。颔联出句是与颔联对句的“孔学”强烈对比着的。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被学界一部分人评价得过高的“孔学”，其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一样。看战国时代的历史实践检验的结果：秦始皇以统一战争消灭了割据的诸侯国而破天荒第一次建立了“大一统”的秦王朝，可孔丘的那些学说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变革”“历史飞跃”的政治实践中却无法实施、几无所用，这岂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毛诗领联该是主要置于“战国时代”的特定历史范围之内而言的，因而“秕糠”之说该是有其真实性及合理性的。
如果说，颔联是从特定的“战国时代”的视角来评说，那么颈联则主要是从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的视角来评说，它进一步把秦始皇和秦王朝置于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予以肯定性评价。郭沫若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其书对先秦社会历史及当时诸流派的诸多人物等，做了研究和评说，当年曾被学界誉为“颇多创见”之著述。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诸多学术成果历来是十分赞赏的，如郭沫若于1944年发表的总结明末李自成起义军最终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的《甲申三百年祭》，就曾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和使用；又如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等著作中提出的中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分期在春秋、战国之交的论断，毛也表示赞成。而对“十批”，为何毛则笼统地断言“不是好文章”。就毛泽东历来就不赞成“崇儒反法”的观点以及此诗之主旨而言，主要是因为“十批”否定秦始皇、肯定孔丘学说的崇儒抑法的基本观点，与毛泽东的观点相悖。毛泽东认为：“十批”中批判“秦王政”，可是“百代都行秦政法”。总之，颈联着意于肯定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的行政统治体制的重要历史进步作用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并认为与此相悖的观点是不对的。由于“十批”只“骂”（否定）秦始皇而未充分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因此是不能称为“好文章”的。
尾联“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在前三联的历史性和肯定性评价秦始皇的基础上，尾联着意指出：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远在唐代的柳宗元早就肯定过，今人千万别不及柳子厚而持历史倒退观点。柳子厚论说文代表作之一是尖锐抨击苛政的《捕蛇者说》，毛泽东则特别看重他的《封建论》，并且奉劝郭沫若要“熟读”（反复阅读、深思、领会）柳宗元的《封建论》，因为毛泽东认为，此政论文涉及的废“分封”、削“藩镇”、实行和加强中央集权与统一的“郡县制”的行政体制的主张和本质精神是对的。“莫从子厚返文王”，意译之即：不要从柳子厚否定“分封制”和主张废“分封”的观点，又退回到肯定搞“分封”的周文王时代的观点上去。所谓“分封制”，即君王把土地分封给宗室和功臣，让他们分别在分封的土地上建立由君主统辖的“诸侯国”，其结果往往是形成诸侯割据的四分五裂的局面。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连唐人柳宗元都不否定秦始皇首废“封建制”（分封制）和首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历史功绩，都反对“分封制”而主张顺应历史发展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难道今人尚不及古人。其实质是认定：历史是不会走回头路的；同时奉劝郭沫若也要熟知和接受此番道理和此种观点，不要持“历史倒退”的观点。
此诗写的是历史题材，涉及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及人物，可属咏史诗。虽然不能断定此诗与毛泽东在当年特殊背景下的“政治运动”思维毫无关联，但从诗句本身来看，如何评判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是它的主旨所在。此诗内含丰富，无渊博、扎实的史学功底，难以创作出如此之诗，应视为造就、构成毛诗的“史诗性”的重要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