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以东轩为发轫之契机，以颜渊精神自乐与生活自苦，作者与颜渊，俗士与德者、达者的多重对比为线索，推崇重道、求道与行道精神，立论高远，而推论人情人理，给读者以深刻的启迪。全文先叙事，后就事生论，层次清楚、平实自然，语言简洁朴素，感情淳厚真实，寓忧愤于沉静，顿挫而不失淡泊。
文章既为《东轩记》，当然要先写东轩的建造。为些，文章先写到职后面临的困境。刚到筠州，大雨成灾，“筠水泛溢，蔑南市，登北岸，败刺史府门。盐酒税治舍，俯江之漘，水患尤甚。”这些话语，以及暂借部使者府居住等，生动地写出了作者刚到住所时的狼狈。既而事情一转，写建东轩，且“种杉二本，竹百个，以为宴休之所。”以上写东轩建造的缘起和过程，其中重点反而是初到筠州时的一场水患，实以此曲折写出了贬谪之苦。
时正推行新法，“市易法”即其中之一。作者始来筠州印想借东轩以宴休，可见对推行新法不是积极态度。然而这个工作“旧以三吏共事”，此时别二人又“适皆罢去”，俗务丛集于一身，这段逐日繁忙的景象，描写颇生动，当是切身之体会。文章把这与东轩的辟建和闲置相纠结，以“每旦暮出入其旁，顾之，未尝不哑然自笑也”收束，字里行间带着丝丝缕缕的悲切酸楚。
文章从第二段起转入议论。作者将文思宕开，议论起了古代的颜回。过去自己曾有一种想法，以为颜回即使“抱关击柝”，也不致如此困窘，又不妨碍学问，何至自苦如此。既而言到筠州后吏事冗杂，根本不能做学问，才悟出颜回何以甘心贫窭。接着写到人生追求有层次，未得道前或以“子女玉帛”为乐，既得道后就变成了精神追求之乐。而自己今天却无暇读书，这对一个学者文人来说才是更大的痛苦。最后写今日的愿望。像孔子那样能上能下，对自己的地位一无所顾，自己是无法做到的。今日所希望的不过是放我回乡。然而连这一点恐怕也难以实现，表现了此时精神的痛苦与消沉。
综上可见，《东轩记》虽然是为东轩建造而作，实际是反映被贬后的处境和心情。这篇文章突出的特色是迂余委折、文笔含蓄。园亭记多写宴休之乐，该文却是写被贬后的消沉和愤懑。文章落笔便见高潮，写始来筠州无以为家的窘状。后建起东轩，本以为可得“宴休之所”，不料吏事繁忙，又使自己无暇宴休，文笔曲折，且含蓄地表现了被贬小吏的酸辛和对推行新法的厌倦，议论部分也是如此。先由不理解颜回何以箪食瓢饮的清苦写起，再写今日始知幻想俗事缠身而不害于学的天真。最后由赞孔子无论高下“无所不可”转而写到自己唯愿还乡。文章就是这样曲折而又含蓄地写出了自己此时的处境和心情。
“人道横江好，侬道横江恶。”开首两句，语言自然流畅，朴实无华，充满地方色彩。“侬”为吴人自称。“人道”、“侬道”，纯用口语，生活气息浓烈。一抑一扬，感情真率，语言对称，富有民间文学本色。横江，即横江浦，在今安徽和县东南，位于长江西北岸，与东南岸的采石矶相对，形势险要。从横江浦观看长江江面，有时风平浪静，景色宜人，所谓“人道横江好”；然而，有时则风急浪高，“横江欲渡风波恶”，“如此风波不可行”，惊险可怖，所以“侬道横江恶”，引出下面两句奇语。
“猛风吹倒天门山”，“吹倒山”，这是民歌惯用的夸张手法。天门山由东、西两梁山组成。西梁山位于和县以南，东梁山又名博望山，位于当涂县西南，“两山石状飚岩，东西相向，横夹大江，对峙如门”（《江南通志》），形势十分险要。“猛风吹倒”，诗人描摹大风吹得凶猛：狂飚怒吼，呼啸而过，仿佛要刮倒天门山。
紧接一句，顺水推舟，形容猛风掀起洪涛巨浪的雄奇情景：“白浪高于瓦官阁。”猛烈的暴风掀起洪涛巨浪，激起雪白的浪花，从高处远远望去，“白浪如山那可渡？”“涛似连山喷雪来”。沿着天门山长江江面，排山倒海般奔腾而去，洪流浪峰，一浪高一浪，仿佛高过南京城外江边上的瓦官阁。诗中以“瓦官阁”收束结句，是画龙点睛的传神之笔。瓦官阁即瓦棺寺，又名升元阁，故址“在建康府城西隅。前瞰江面，后据重冈……乃梁朝故物，高二百四十尺”（《方舆胜览》）。它在诗中好比一座航标，指示方向、位置、高度，诗人在想象中站在高处，从天门山这一角度纵目遥望，仿佛隐约可见。巨浪滔滔，一泻千里，向着瓦官阁铺天盖地奔去，那汹涌雄奇的白浪高高腾起，似乎比瓦官阁还要高，真是蔚为壮观。诗人描绘大风大浪的夸张手法，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猛风吹倒天门山”，显然是大胆夸张，然而，从摹状山势的险峻与风力的猛烈情景看，可以说是写得活龙活现，令人感到可信而不觉得虚妄离奇。“白浪高于瓦官阁”，粗看仿佛不似，但从近大远小的透视规律上看，站在高处远望，白浪好象高过远处的瓦官阁了。这样的夸张，合乎情理而不显得生硬造作。
“海潮南去过浔阳，牛渚由来险马当。”长江在安徽地界变为南北走向，所以“海潮”不是西去，而是南去。浔阳，即江西九江市，“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白居易的《琵琶行》所写的，就是这里。牛渚，即采石，历来以地势险峻而闻名，可以用一人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来形容，其险峻远远胜过马当这个地方。马当，江西彭泽县西北四十里，山形似马横枕大江而得名。“横江欲渡风波恶，一水牵愁万里长。”这两句看似写渡江之险，实则写北上报国之路难行，“风波恶”，是指世事险恶，人心难测，所以才会有一个“愁”字了得。当时诗人避祸江南，也可以说报国无门，这里还没有以酒浇愁，这愁中还存在某种幻想，不似《月下独酌》其四所写的那样“穷愁千万端，美酒三百杯。愁多酒虽少，酒倾愁不来。”二十个字中用了三个“愁”字，而且愁到最后，连愁都不来了。
“横江西望阻西秦，汉水东连一作楚水东流扬子津。”长江天堑阻隔了李白北上的路途，只能在站在横江向西望了，长江由东西走向变为南北走向，所以用西望，而不是北望。西秦，指唐朝长安所在的地方，李白念念不忘报君恩。汉水，即长江水，东流到扬子津，古地名，实际上是扬子江畔的渡口。长江到江苏地界，俗称扬子江。李白想由此北上，但“白浪如山那可渡”，正赶上那天狂风大浪，白浪如山，根本无法渡船过江。古代人过江可没有现在方便，无论坐火车或汽车，从长江大桥几分钟就可以完全过江，古代长江上没有一座桥，过江主要是船，那时的船一般都是木头做的，根本架不住淘天的白浪，可以说一不小心就可能船翻人亡。所以在风大的日子，船一般是不过江的。“狂风愁杀峭帆人。”从这句来看，当时的船不仅有橹，还有帆，开船的也不只一个人，至少有两个人。一个摇橹，一个挂帆。从诗句来看，狂风让人愁不是李白，而是开船的人，因为不能开船渡人，他们的生活费也没有着落了，那一家人大小日子也没法过。这里实写开船人愁，而真正愁的是李白。他要北上，究竟为何事，六首词都没有交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李白不想久居江南，远离唐朝政治中心——长安。
“海神来过恶风回，浪打天门石壁开”，“海神”，指海潮，这里刚刚涨潮，潮还没退，狂风又来了，浪打在天门石壁上，似乎打开了天门的大门。天门，即天门山。“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浙江八月”一词很令人费解，诗写的是江东，写到浙江去的原因，实际上不过是用浙江潮来说明横江浪涛之大。宋代的苏轼苏这样写浙江潮：“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红旗青盖互明灭，黑沙白浪相吞屠。”农历八月是浙江潮最为壮观的时候，那凶险的程度非比寻常，而横江潮后之浪可与浙江潮相匹敌。可见李白是见过浙江潮的，随手捡来，不着痕迹。最后一句“涛似连山喷雪来”来形容风起涛涌的凶险。
“横江馆前津吏迎，向余东指海云生。”横江驿馆面前渡口的官吏来送，可见那时的津渡是公家渡口，津吏长期生活在当地的渡口，对这里的气候变化了如指掌，他遇到李白后，伸出手臂，用手指一指东边，说：“你看，海云出现了。”意思说，马上海潮就要来了，渡船不能渡人了。接着问到“郎今欲渡缘何事？”，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大人您今天渡船北方有什么事呀？”有人根据“郎”这个字，认为李白在横江渡时还是一个年轻人，因为年轻的男子才叫“郎”，但实际上，这“郎”显然不是指人的年纪。“郎”在古代有五种含义：一是地名，春秋鲁邑；二是官名，战国开始设置，秦汉以后遂为朝廷官吏通称；三是指少年男子之通称；四是指女子对情人的昵称；五是姓氏。诗中的“郎”可以用解释为第二种，即郎官之意，比如《史记·司马相如传》：“赋奏，天子以为郎”，又比如《汉书·明帝纪》：“馆陶公主为子求郎”。李白曾在宫中呆了三年，大大小小也算一个官，但这儿离京城有好几千公里，一个渡口的小吏能够知道他在京城做官，可能是因为李白身上穿着唐玄宗赠给他的宫锦袍，人家一看，当然知道他就是一个官了。还没等李白回答，那人就说：“如此风波不可行！”意思是：不管有什么事，是大事或小事，反正今天是行不得了，因为很快就要风起浪涌了。
“月晕天风雾不开，海鲸东蹙百一作众川回。惊波一起三山动，公无渡河归去来。”这四句诗不仅写长江浪涛之大，“海鲸”是形容浪涛的，而且江面上起了大雾，那就更不能行了。
六首诗中处处流露出李白北上的急切和恶劣天气下不可渡口北上的惆怅与焦虑。诗人以浪漫主义的彩笔，驰骋丰富奇伟的想象，创造出雄伟壮阔的境界，读来使人精神振奋，胸襟开阔。语言也像民歌般自然流畅，明白如话。
初秋时节，诗人独自凭倚着高高城楼的堞墙，眺望塞外风光，不由自主萌发了一股独客异乡的感情。
诗人马戴，曾从军大同军幕，独在异乡，面对荒凉的塞外，翻腾着感情波澜，这是十分自然的。全诗似乎是前后两联抒情，中间两联写景，但细细读来四联诗又浑然一体，情景互生。
“聊凭”、“暗起”这两句诗把读者带进了诗人复杂的内心世界里去。诗人面对当前处境，既无可奈何，又无法排遣心中的郁闷。这样，就从诗人的内心开始展现诗人的自我形象。
颔联、颈联承首联之“望”，写望中所见；也承首联“异乡情”，写出了“异乡情”暗起的环境。严霜凝结，蒹葭一片惨白，使人感受到一阵寒意；远山昏暗，雾霭在山林中升腾而起，弥漫于山峦峰壑。这是一幅远景，画面中突出了萧索的气氛。紧接着，诗人又呈现一幅近景。胡天的雁群垂下了翅膀，落在荒凉的河滩上；一阵阵动人心魄的鼙鼓之声，从军营里传出。这幅近景，加强了全诗画面凄冷萧瑟的悲凉之感。诗人望中所见，是如此萧条、冷落，又具有鲜明的异乡情调，自然会引起万千思绪，回应了异乡情暗起的缘由。诗人选取了富有特色、富有感情色彩的意象来构成望中所见的境界，引发了读者无限的情思。
诗人的情绪也随着所写步步激荡。末联里“独”树，“残”“秋色”，层层递进，把诗人的情绪“逼” 向了高潮。在孤零零的一棵树上，几片黄叶残留枝头，萧瑟的秋色、萧飒的秋风之中，诗人在树下徬徨，继而狂歌、号泣，泪水如雨，洒落衣襟。这样，诗人就完成了对自我形象的刻画。
从独自一人无可奈何地在城楼凭堞而望，到眼前凄清、悲凉的秋景，到情绪的爆发而狂歌号泣，从叙述、描绘到抒情，从外在动作形态，进入到情绪的深处，很有层次感地完成了诗人自我形象的刻画。这一形象的塑造，动作性鲜明，感情浓烈，可谓形神兼备，给人留下极深刻的印象。严羽《沧浪诗话》曾说：“马戴在晚唐诸人之上。”在某方面说来，这一评价是有一定依据的。
李贺常常用他的诗歌去探究宇宙的奥秘，人生的真谛，写下了一曲曲带有哲理意味的咏叹调。这首《古悠悠行》就是这样的作品。
“今古何处尽？千岁随风飘。”这两句虽然很简短，但却是经过高度浓缩写出来的具有丰富内涵的诗句。这两句用粗线条勾画了一幅绵延无尽的时间和广袤无限的空间背景。“千岁”句表面上虽然只是指时间，“千岁”，在漫长的时间长河里像一阵风那样飘忽而过。但是“千岁”又不仅仅是指时间，也指千岁之内的一切事物。这千岁内的人、事、物，也和时间一样随风飘荡而逝，无影无踪了。诗的前四句是说，日入西山，夜色深远，昼夜循环，今古如此，无有穷尽，本是大自然的规律；即使是千岁之久，在历史的发展中，亦如风飘之疾速，匆忽即逝。诗人此种感系，曾在许多篇什中抒发，如“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浩歌》）。以仙人比凡人，足见年命之短促。但日月递更、今古无尽的道理，联系实际，并不是人人都能悟得。
这是前面四句蕴含的无比深厚的内容。这当中有诗人在时间消逝时心灵颤震的音符，有悠远的时间广阔的空间背景。“千岁随风飘”一句又带起了下面四句。
诗的后四句，则进一步写大自然的变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求仙不老，终难实现。君不见海沙虽细，经年变化，也可以长大为石。诗人在《梦天》中曾写道：“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人间的沧海桑田之变，犹如千年走马，说的是变化迅速。海沙成石说的是变化巨大。日久天长，人间万物都会发生变迁。秦王石桥，群鱼吹沫；汉武铜柱，流光销磨，至今已不复存在。这说明代更年远，必然发生陵谷之变，此为万物消长的常理。看来“莫高如秦桥，而鱼沫可吹；莫坚如铜柱，而流浪可消。是知世间未有久而不化之事。谁谓长生真可致乎?”（姚文燮《昌谷集注》）
此诗通篇富于哲理，充满理趣，不生枝蔓，纯乎理喻，这在李贺诗中是罕见的。在结构笔法上，先写日月如梭，反复更替，流光迅速，无有终期，是为不变之道；再写海沙变石，鱼沫吹桥，流光消柱，无法阻止，是为万变之理。变与不变，对比写来，深化主题，增强了诗歌的感染力量。
李贺善解乐府遗法，“设色浓妙，而词旨多寓篇外，刻于撰语，浑于用意。”（毛驰黄《诗辩坻》）这正是此诗的特点。设色浓妙如“鱼沫吹桥”；刻于撰语如“空光流浪”（形容时光）；浑于用意如“铜柱年消”；而寓词旨于篇外者，则是诗中不言当朝惑于神仙之风，但句句对如此时弊隐含深刺。诗人处于元和政治混乱之时，为防不测，不得不深自弢晦，或藏孤愤之思于片章短什，或设弦外之音，感讽诽怨，还应看作是很自然的事情。
杨士奇的这首诗，是一幅湖上风俗画。
诗歌的前两句选择水乡特有的蓼荇这些植物，白描而绘其色“疏红” “青” “花白”、状其形“小如萍”，寥寥几笔，生动、形象，而又简炼，朴素、自然。水乡的景色美不胜数，但作者却只抓住几种色彩对比鲜明的水乡植物点染水乡的气氛，虽然没有精工描绘景物和浑然的风土人情，但以强烈的视觉对比效果铺展出一幅生机勃勃而又宁静悠远的淮安水乡的景色。景幽心亦静，转而由景过渡到了对人物的素描上。
底下两句由景及人，自静而动，为水乡图增添了生气。水上驶来采菱船，船上的采菱女头上梳着两个环形的发髻，身穿短袖的衣衫，背对着诗人在船头采菱。这是诗人见到的实情，但一经摄入了艺术的镜头，便具有了诗情画意。诗人看到船上女子倩倩的背影，突发联想，说姑娘害羞，不好意思让人见到自己的脸，故背转身子，借以掩饰羞涩之态。“惭”字、“自”字，皆从“背”字生发，既刻画出水乡女子惹人羡爱的神态，又很富有情味，把观景的诗人与采菱女这两个不相干之人写成一个欲见而招呼，一个因羞而自避，从而使人物立于纸上。一个“背”字节省了多少笔墨，却留下充分想象的余地，再多的正面描写也无法达到这一效果。诗人选取这一角度来写，实具匠心。
全诗表现水乡的宁静和平，风格也一如水乡之水，闲雅清淡，物我交融，又因选择得当，写来颇见情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