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师表》以恳切的言辞,针对当时的局势,反复劝勉刘禅要继承先主刘备的遗志,开张圣听,赏罚严明,亲贤远佞,以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表现了诸葛亮“北定中原”的坚强意志和对蜀汉忠贞不二的品格。
上半部分,分析当时不容懈怠的政治形势,阐述开张圣听、内外同法、亲信贤良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希望后主励精图治,迅速改变龟缩于西南一隅的被动局面;下半部分,回顾自己的一生经历,缅怀先帝“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表明此次北伐务求成功的雄心壮志。
前半部分由势入理,起笔峥嵘。表文第一节向后主提出“开张圣听”的建议,可是却从形势叙起,这能起震聋发聩的作用,又能激发继承遗志的感情。表文开笔即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深痛刘备壮志未酬身先死,深诫后人继承父业不可废,以追念先帝功业的语句领起,至忠至爱之情统领了全文.继而以“今天下三分”,点明天下大势,逐鹿中原,尚不知鹿死谁手;复直言“益州疲敝”,自身条件很差,地少将寡,民穷地荒;进而大声疾呼:“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大有危在旦夕之势,如不救亡存国,将会出现国破身亡的惨局,笔势陡峭,峥蝾峻拔。在凸显形势的情况下,垫以“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他们不忘先帝恩德,不改对后主的忠心,转危为安,化险为夷还是有依傍的,有力量的,有希望的。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开张圣”,“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的建议,规劝不可“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表文将是否广开言路,从关系国家存亡的角度来谈,从关系忠于先帝的高度来说,使人闻之谅心,思之动心。如果表文只是一般地申述广开言路的意义,平平道来,邵对一个昏聩愚钝的君主来说,显然是不会有多大触动的。
表文的第二部分,由叙自己生平而至言伐魏的意义,进而表明自已“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决心,也写得慷慨深沉,动人心魄。由人到己,文势跌宕。表文从第一部分的进谏,到第二部分,忽以“臣本布衣”起笔,另入蹊径,别开生面。叙写自己二十一年来的情况,历数先帝之殊遇,一是三顾茅庐使之出山效命,一是倾覆之际使之出任丞相,使之由布衣身分一跃而为极位重臣,由躬耕隐士一举而成三军主帅。这一节叙述,好象是逸枝衍蔓,与上下文联系不紧。其实,它与上下文貌分神合,明疏实密。这是因为。第一,追溯二十一年的殊遇,披露感恩戴德之情,说明以上进言纯属忠谏,叫后主听来觉得舒徐入耳。第二,以自身不负先帝殊遇舍命驱驰,作为后主不忘先人之业的榜样,进一步启发后主奋发图强。第三,二十一年不平凡历程,说明创业艰难,激励其不可半途而废,更不能前功尽弃。第四,写出先帝的榜样,不以孔明“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茅庐,事不分大小,悉以咨之,于败军之际,危难之间,仍委以重任,可见他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叫后主效法先帝知人善任。第五,表明自己二十一年如一日,竭忠尽智,今后仍一如既往,忠心不改,余力不遗,使后主托之以讨贼兴复之任,且可免因率师北伐,小人进谗而不予信任,坏了大局。诸葛亮的这段叙述,系进一步打动后主的心,乐于接受前面的进言,又是临别时的表白,实有深哀曲意。文章由进言转而为自叙生平,宕开了笔墨,使文势波澜起伏,更为可观。
由叙而誓,推上高潮。表文继叙二十一年遭际之后,续述白帝托孤后的心情、工作,进而表明北定中原的决心。前面的论世、进言,抒情,到此结穴,出师表文的特点由此完全挑明。追言托孤之事,交代这次出师的历史根源,“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说明这次出师的思想基础。“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指出这次出师的物质准备。在充分叙说条件的基础上,提出“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警拔爽截,铿铿振响,熠熠生光。《出师表》至此才径言出师,切入本题。前面的进言,是为了保证有出师的条件,中间叙事,是说明自身具有出师条件,至此两线归一,提出宜乎出师,也就如瓜熟蒂落,孕足而娩。
由于此文是奏章,内容是诸葛亮出师伐魏前向刘禅陈述意见,提出修明政治的主张,因此全文以议论为主。由于诸葛亮要让刘禅知道创业的艰难,激励他立志完成先帝未竟的大业,因而文中兼叙了自己的身世和追随先帝的原因以及以身许国的经过。又由于诸葛亮对刘氏父子无限忠诚,披肝沥胆相待,因而言词充满着殷切期望之情。全文既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具体地说,前部分重在晓之以理,后部分重在动之以情。总的是以议论为主,融以叙事和抒情。全篇文字从作者肺腑中流出,析理透辟,真情充溢,感人至深。
此文的语言最显著的特点是率直质朴,表现恳切忠贞的感情。前人特别指出在六百余字的篇幅里,先后十三次提及“先帝”,七次提到“陛下”。“报先帝”“忠陛下”思想贯穿全文,处处不忘先帝“遗德”“遗诏”,处处为后主着想,期望他成就先帝未竟的“兴复汉室”的大业。全文既不借助于华丽的辞藻,又不引用古老的典故,每句话不失臣子的身份,也切合长辈的口吻。清朝丘维屏说“武侯在国,目睹后主听用嬖昵小人,或难于进言,或言之不省,借出师时叮咛痛切言之。”屈原是在遭谗毁、被放逐的处境中写出《离骚》的,因而采取幽隐诡幻的表现手法。诸葛亮处境跟屈原正相反,但《出师表》感情充沛的特点和所表达的忠君爱国之情却是一脉相通的,率直质朴的语言形式是和文章的思想内容统一的。此文多以四字句行文,还有一些整齐工稳的排比对偶句式,如“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体现了东汉末年骈体文开始兴起的时代风尚。
第一首诗用的是苏武和田横的故事。苏武是汉武帝派到匈奴去的使者,被匈奴扣留。在匈奴期间受尽折磨,但坚贞不屈,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于是匈奴就把苏武流放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一带,让他去牧羊。田横是齐国君主田氏族人,与从兄田儋、兄田荣一起反秦。后来,韩信破齐,田横自立为齐王,归附彭越。彭越归汉后,田横就率领其宾客和部属伍佰人逃至海岛。后来刘邦先许以封侯安抚田横,未成,就威逼田横归汉。田横从大局出发,同意去洛阳议事,至洛阳附近三十里处自刎,以头献刘邦,刘邦以王礼葬田横。苏武后来归汉了,而李白什么时候能够回归长安呢?这是诗人所困惑的。当时,唐朝的守城将士战死的战死,投降的投降。李白像当年被困匈奴的苏武、被困海岛的田横一样,也被困在沦陷区内。他与妻子不得不换上胡人的衣装,趁着茫茫的月色,冒着生命危险奔赴长安。他奔走的方向与众多逃亡人的方向恰恰相反。诗人以苏武、田横自况,表现其不屈的气节。
第二首诗这里化用了崔骃(字亭伯)和李陵的故事。崔骃为幽州从事时,谏刺史不要与燕刺王通,后来刺王失败了,崔骃被提拔为侍御史。后来窦太后临朝,他与窦宪不合,被窦宪排挤,让他“出为长岑长”,他认为太远了,就不去就任。这就是李白所说的“亭伯去安在”。李陵是汉将,与匈奴战,失败了,投降匈奴。李白写这两个人的故事,反映了李白内心的复杂性。亭伯是逃避的,李陵是投降的。李白是想逃避呢,还是想投降?只能留给人们去思考。李白这次奔走的目的地是长安。虽然自己所面临的情势万分危急,但李白依然希望自己能够尽快到达长安,觐见玄宗,献上自己的灭敌大计。但是,还没等李白到达长安,战争形势已经发生了急剧的转变。李白在路上也不得不换上胡衣,这正说明了当时形势的严峻。
第三首诗用的是鲁仲连的故事。鲁仲连,亦称鲁连,战国时名士,多谋略,善言辩。赵孝王九年(前257年),秦军围困赵国国都邯郸。迫于压力,魏王派使臣劝赵王尊秦为帝,赵王犹豫不决。鲁仲连以利害说赵、魏两国联合抗秦。两国接受其主张,秦军以此撤军。20余年后,燕将攻占并据守齐国的聊城。齐派田单收复聊城却久攻不下,双方损兵折将,死伤严重。鲁仲连闻之赶来,写了一封义正辞严的书信,射入城中,燕将读后,忧虑、惧怕,遂拔剑自刎,于是齐军轻而易举攻下聊城。赵、齐诸国大臣皆欲奏上为其封官嘉赏。他都一一推辞,退而隐居。李白将自己比作鲁仲连,认为自己尚有救国良策,希望能够为玄宗所用。鲁仲连能够成就功业而隐居,而李白呢?他始终认为自己的才华和谋略不能被采用而心中忿忿。
第四首诗用的是申包胥的典故。从这首诗来看,李白的立足点在函谷关内(西)。诗的意思是,函谷关以东的地区都被安史乱军占领,所以洛阳之水、嵩山如同边疆的易水、燕山。自己本想效法申包胥痛哭秦庭,劝说玄宗抗击叛军,可是此时函谷关以东尽为敌军所得,形势万分危急。李白不得不从华山经商洛大道转道江南,又经溧阳、杭州、金陵,隐居庐山屏风叠,静观形势的变化。从诗中可以看出李白之所以跟从永王,是因为想效法申包胥恸哭乞师,以救国家之难。
第五首诗主要抒发诗人在奔亡途中的迷茫情绪。前半部分重在描写途中所见的景物,其景语都是情语。茫茫湖水、青青芦叶都可以看作是诗人愁绪的反映。夕阳就要落入大江对岸的西边了,而诗人的归心还不知在何处,其愁绪不言自明。后半部分进一步抒发愁情。歇马在春草迷离的路边,可见在战乱中不知往哪儿走,诗人心中非常迷茫。而在这个时候又听到了子规鸟的连声啼叫,在几近亡国的危局中又听到这样凄惨的叫声,真有点雪上加霜的感觉,无疑更是加深了诗人的愁情。
这五首诗是后人研究“安史之乱”爆发前后李白行踪最重要的材料之一。在这些诗中,李白先后引用涉及苏武、田横、崔骃、李陵、鲁仲连等很多历史人物的典故,诉说自己所看到的一幕幕战争场景,表达了自己遭逢国家变乱之时的思想情感。
这首小令运用了极度夸张的手法和一系列的巧妙比喻,淋漓尽致地嘲讽了世上那些贪婪成性的猥琐人物。
起首三句,在三个分述和一个总括中,无一字言“贪”,而贪者形象自然跃然纸上。“夺泥燕口”:春天燕子筑巢的时候,是靠着小小的嘴一口一口地衔来泥巴、树枝、羽毛等,一点一点地堆垛起来。一口泥,大约只有人的小指头蛋大小。一只巢,也不知道需要燕子风里雨里飞多少个来回才能筑好。可是这个人却丝毫不怜恤这小小生灵生存的艰辛,不嫌弃它们口里那一点点泥的微不足道,硬是从它们口里夺下一口口泥来!“削铁针头”:其实别说针尖,就是一棵针掉在地上,人们也得摸索半天才能找到。可是这个人硬是能从针头上削下一块铁来拿走!“刮金佛面细搜求”:佛教寺庙里的佛像大多是泥塑或铜雕,表面局部或全身镀金。佛既是彻底悟道者,又是能救济诸难普度众生,是佛教中的膜拜对象。然而,在这个人眼里,佛像完全没有了这种神圣的意义,其所有的价值只在于佛面上那一层薄薄的镀金。他可以全然不顾对佛的冒犯与亵渎,只专心于用刀小心地刮下佛面薄薄的金层。
接下来“无中觅有”一句是对前三句的总括:“无”是一般人眼中的无,“有”是这个人寻觅到的有。他总能在别人都不会注意到的地方找到“可揩之油”“可拔之毛”,让人无法不佩服其眼光的精到敏锐。
五六七句用三个逐步深入的意象,继续挖掘贪者之心:对一切可以捞一把的事物,从不轻易放过。鹌鹑吞到嗉里的豌豆,他要掏出;鹭鸶细长腿上,他要劈下精肉;蚊子小肚内,他要刮出脂油。这一系列艺术的夸张和形象的比喻,鲜明地突出了“贪小利者”的本质。
结句精警,抨击有力。所谓“老先生”者,实指元代的各级官吏,本称极尊者。这里却有的尽是讽刺,反话正说,干净利索却又幽默有力,极富戏剧性。让人惊讶到目瞪口呆,无话可说。
整首小令,显言直说,明白如话,却又潜藏着精心的艺术加工,巧妙运用了夸张和博喻手法,是一首以俗为雅,俗而有趣的俳谑曲中的上乘之作。作者将常人看来根本不可能的六种事物罗列在一起,造成一种奇妙的讽刺效果。正因作者是板起面孔、正经八百地将这些事物罗列在一起,所以才具有了不攻自破的荒唐特点;但动词“夺”“削”“寻”“劈”“刳”的选择、运用和六种比喻排列的工整,以及口语的通俗得体,又显出作者造的苦心经营。遣词造句是经过精心挑选、安排的,然而它给人的整体感却是平白浅近的。它更像一首民谣,于嬉笑怒骂间对当时贪婪无度、黩货病民的贪官污吏、为富不仁者进行了深刻而尖锐的揭露和抨击,生动形象,入木三分,讽刺效果非常强烈。
上片写春天让人寂寥落寞,情思涌起,于是慨然高歌,暗自垂泪。词以疑问语气开篇,“那能寂寞芳菲节,欲话生平”。在芳菲时节,姹紫嫣红、满城春色的胜景。但是此篇中,词人的心情似与佳景甚不相合一“寂寞芳菲节”。一边是莺啼燕语、百花盛开,—边是茕然独处,形影相吊,两相比衬之下,词人的内心确实是寂寞惆怅。因此,在这个时候,“欲话生平”自然是再也不能了。词人自二十二岁起,便担任康熙侍卫,扈从銮驾南巡北征。侍卫一职十分辛劳,容若“性耐劳苦”,恪尽职守旦夕不懈,但是让词人痛苦的并不是辛劳,而是违背理想和本性。他在八年的光阴中,熟练的弓马只能用于担任警卫和奉陪狩猎,杰出的诗才也只能用于涂写那些言不由衷的应制篇章。值此如水春夜,他却独自不成寐,想到这乏味的人生唯有“泪暗零”而已。
下片写秋日落叶春日繁花年复一年地催促着人逐步迈向衰老,抒发世俗的感慨。“须知秋叶春华促,点鬓星星。”词人风华之年,尽在枯燥的鞍马间度过,然而时光荏苒,秋叶飘零,春花盛开,年复一年地催促着人由少到老,除了徒增白发之外,了无生趣。“遇酒须倾.莫问千秋万岁名。”结篇处,词人宕开一笔,说遇到美酒当前,就应该一醉方休,不要戮力去追求千秋万岁的俗世功名。既然理想渺茫,人世如风,等不到“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时候,那么何妨有酒就干,任诞放达,身后名定不如生前一杯酒。结处化李白《行路难》中名句: “且乐生前酒一杯,何须身后干载名。”颇得太白逍遥超脱之风。
全词虽写春,感慨人生,轻叹岁月,但意境苍凉,抒发了人生无常,转瞬即逝,年华似水,不胜今昔的慨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