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当作于安史之乱爆发前夕,诗人对战争有所预感,借古喻今,阐示了自己对世事的见解,表达了要遁世避乱的归隐思想。全诗从头至尾全用古事,但结合社会现实,又无一句不是针对唐朝时事,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
此诗最为独到突出的特点,是从头至尾全用古事。《史记》载:秦始皇三十六年,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拦)使者曰:“为吾遗(送)镐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奉璧俱以闻。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退言曰:“祖龙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视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史记》与《搜神记》两段记载大同小异。按,文中“祖龙”,即指秦始皇。秦为水德王。江神请山神将璧送给镐池之神,是说始皇将要完蛋了,秦王朝已到了穷途末路。诗人以高度精炼、概括的语言,将此浓缩为三十个字入诗,这便是首六句。
“郑客西入关”即从《汉书》“郑容从关东来”演化而得。不过内涵更为丰富明确。它不仅包含了“关东来”的出发地,而且“点明了将入函谷”的道途和“之咸阳”的目的地。“行行未能已”不仅表明道路阻且长,旅途生括的艰辛劳顿,而且从“未能已”三字中,可以看出秦法森严,使者畏惧延误行期惊恐地匆匆赶路的身影。“白马华山君,相逢平原里”写郑客与素车白马的神人相遇。将地点状语置后,突出了神人的形象。
“璧遗镐池君,明年祖龙死”,剪去文章记载中的枝节,只剩下预言“始皇明年将死”的实质,简洁明了,干净利落。
从以上六句不难看出,诗人李白历尽坎坷磨难,对社会已有了相当深刻而透辟的认识。长安三年,政治漩涡中心的生活,使他清醒地了解到了统治集团的腐败透顶,不可救药;封建帝王的昏愦暴虐、荒淫奢靡。他不再如以前那样天真,渴望得到君王的赏识,渴望有机会大展宏图,达到安黎元、济苍生的目的。在黑暗的现实中,他的所有希望都已破灭,走向了彻底的绝望。他看到了中央集团的统治已完全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王朝命运危在旦夕。一旦昏君崩逝,天下必定大乱。这“明年祖龙死”既是对最高统治者及其黑暗统治的愤怒诅咒,同时,又表达了对社会大动乱前景的深切担忧,对无辜人民命运的焦虑。
出路何在?于是引出了诗的最后四句:“秦人相谓曰:吾属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年隔流水。”东晋诗人陶渊明曾作《桃花源》诗并记,为人民描绘了一个没有赋税剥削、没有战争侵扰,处处和平,人人安乐的理想社会。“世外桃源”几乎成为封建社会人人向往的乐土。
李白想象丰富、超人,把桃花源的故事与上面六句中的故事融为一体。似乎当年桃花源中的人们之所以能及时逃避战乱,是因为他们得知了郑客从华山君那儿得来了祖龙将死、秦将大乱的消息。所以,他们相互转告:我们快快离开这里罢!“吾属可去矣”一句,极易使人联想到《诗经》:“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魏风·硕鼠》)的诗句,既表现了人民对于统治集团盘剥百姓、不顾人民死活的深切痛恨,和对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的刻骨憎恶;又表达了人民对安居乐业、人人平等社会生活的强烈渴望。写的是秦末时事,表达的却是唐代广大人民的心声。
最后诗人以“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作结,抒发了要永远远避丑恶尘世的愿望。
这首诗写得很巧妙。表面看,全诗无一句不是讲神话传说故事,但结合社会现实,又无一句不是针对唐朝时事,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李白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在他的作品中,往往为读者描绘迷离恍惚、惊心动魄、充满神奇色彩的意境。华山的险峰,蜀地的栈道,天上的明月,地上的黄河,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要极力阐述出那神迷离奇的传说,喷发出浓郁的超凡脱俗之气。然而,此诗中的故事,本来已是那样古怪离奇,诗人不仅没有如往常一样,浓墨重彩,肆意点染,反而有意将其神迷色彩淡化。使人们读来,觉得那仿佛既非神话,亦非传说,而是实实在在确实发生过的事。这种强烈的真实感,大大增强了诗歌的战斗力和艺术感召力。
马燧立下战功无数,但是诗人感怀的不是他的赫赫战绩,而是他的仁者之心。史载马燧务勤教化,禁止横征暴敛,去除苛刻烦琐;宽以待下,士众临阵“无不感慨用命,斗必决死”。马氏一生大节,追述起来,足成一书。但作者运用典故,只一句就把这意思灵活表达出来了。“绝缨”事出《战国策》:楚庄王有一次夜宴群臣,日暮酒酣,殿上烛灭,有人乘暗戏牵楚庄王所宠美人的衣裳,美人扯断其冠缨(帽带),以告王,命立即点烛,以便追查。楚庄王不欲因此处分人,遂命群臣皆绝缨而后燃烛,使得难以识别出先绝缨的那个人来。后来吴军攻楚,那个戏牵美人衣襟的人临阵特别卖命。“吐茵”事出《汉书》:西汉丞相丙吉宽待属吏,他的车夫嗜酒,有一次喝多了呕吐在车上,弄脏了华丽的车垫(锦茵),左右的人想斥逐这个车夫,而丙吉认为不过弄脏一张车茵(席),不为大过,无须大惊小怪,不至于赶走他。此诗首句就是通过这两个典型的故事,刻画出一个目光远大、胸次宽广的人物形象。一句中实用两事,语言极为凝炼。
次句直陈追慕先贤的心情,“欲披荒草访遗尘”,咏凭吊事兼写出旧园遗址的荒凉。“朱缨”“锦茵”与“荒草”“遗尘”的对照,突出了一种今昔盛衰之感。
紧接着,后两句写诗人怀古伤今的悲痛,又用了两个典故。“西园”系建安诗人在邺城的宴游之所,为曹植所建,后经丧乱,曾与其会的刘桢旧地重游,感怀为诗云:“步出北门寺,遥望西苑园。乖人易感动,涕下与衿连。”“西园泪”即谓此。“山阳”(今河南修武)为魏晋之际竹林七贤旧游之地,七贤中的嵇康被司马氏杀害后,向秀重过其旧居,听到邻人吹笛,因而想到昔日游宴之乐,作《思旧赋》。“山阳笛”即指此。用此二事写物是人非之慨是很贴切的。但这两句用典与前两句有所不同,它是融合在写景抒情之中的。秋风、园苑,是眼前景;闻笛、下泪,是眼前事。但谓之“山阳笛”、“西园泪”,就赋予笛、泪以特定感情内容,限制同时又丰富了诗意的内涵。三句的“忽”字值得玩味,“披荒草访遗尘”,尚能自持,忽然洒泪,却是“闻笛”的缘故。“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思旧赋》),那如泣如诉的笛声,一下把诗人推入向秀赋的意境,使他怆然涕下。所谓“山阳笛里人”,是向秀因闻笛而感伤怀念的逝者。《思旧赋》中还说:“惟(思念)古昔以怀人兮,心徘徊以踌躇。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何往)”,正好借来作为“欲披荒草访遗尘”到“满目山阳笛里人”的注脚。但也不尽是怀旧而已,它包含一种不平之鸣,就是如沈德潜所说“伤马氏以见德宗之薄”(《唐诗别裁》卷十九)。
如前所述,后两句用典较虚(活),前两句用典较实。其中道理,可用姜夔的“僻事实用,熟事虚用”(《白石道人诗说》)八字说明。僻事如用得太虚,则不易为人理会,故宜实用。“绝缨”“吐茵”之事,旁人罕用,就属僻事之列。熟事如用得过实,则未免乏味,活用则耐人含咀。“山阳笛”为人所习用,就属熟事之列。
与窦牟差不多同时代的诗人赵嘏有首《经汾阳旧宅》,诗云:“门前不改旧山河,破虏曾轻马伏波。今日独经歌舞地,古槐疏冷夕阳多。”是怀念唐朝中兴元勋郭子仪之作,主题与窦牟这首《奉诚园闻笛》略近。两诗对照,则赵诗见白描之工,而此诗擅用典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