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七言古诗。同《淮海词》相比,秦观诗中的爱情题材显得太少,百不二三。此诗是其中重要的一首。也许诗人仍信守诗词严分畛域的观点,因此将爱情题材写入词中,而用诗来表现其他的内容。即使在诗中写到爱情,也是格调高雅,风格清新。
一二句实写畅道姑的美貌。她眼波清澈,身段窈窕,容貌清俊,这三者能显示一个青年女性的美,却没有表现出多少特色;而当诗人为她配置上一幅青布道巾,畅道姑顿时显得别具风韵。“乌纱”是道姑特有的装束,于是其道姑身份就不言自明。而且由“乌纱”“寒玉”这类形象构成的冷色调的意境,表现出这位女道士既和一般粉白黛绿的美女不同,也和韩愈《华山女》所写的“洗妆拭面著冠帔,白咽红颊长眉青”的风流女道士有异。刻画人物能写出这种不可移易的特点,表现了艺术家的匠心。
“飘然自有姑射姿”,其意思颇近于白居易《长恨歌》描写杨贵妃时所说的“天生丽质”,但不说“丽质”而说“姑射姿”,又着以“飘然”二字;所表现的意境便大不相同:一凡俗,而一有仙气。此处为读者展开一片虚无缥缈的神仙世界,正切合此女子的道姑身份。这样,畅道姑就不再立身人间,而是超然立于神仙之境了。惟其如此,下句的“回裹”就是来自神仙世界的对整个人间的扫视;而所见人间粉黛,是“皆尘俗”的。一个“皆”字表明毫无例外,同时也显示出,只有畅道姑的美,才达到了超凡脱俗的境地。诗到这里,她的美貌、她的仙气,栩栩如生,作者无须再赞以他词了。
下半首转向人物精神世界的刻画。“雾阁云窗人莫窥”,其实只是说她居于深院,别人轻易裹不见她,但出之以暗喻,既借此造成一种迷离惝恍的意境,又显得含蓄有味。这一句是从客观环境表现人物不与红尘相接的一面。“门前”句则从其心境超脱上进一步写,她即使身近红尘,亦可心游其外。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其五说:“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秦观化用其意。说“门前”,可见距离之近;说“东西”,可见往返之频。“门前车马”,“东西”往返,其中有许多游春的公子。而这些,恰恰是畅道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至于她的反应,诗中的回答是:“任东西。”“任”字下得有力。喧者自喧,寂者自寂,畅道姑不为所动。这正是“心远地自偏”。
畅道姑既如此真心诚意地忘情尘俗,潜心奉道,诗人就按照这一逻辑,点出她“礼晓坛”的细节;但不再展开,而是着一“罢”字,跳了过去,然后集中笔墨描写畅道姑活动的背景——“春日静”。这是别具深意的。
这是一个宁静的春日。落红满地,啼鸟鸣啭。而畅道姑不为所动,任其自落自啼,人物与景物的这种关系是很值得寻味的。秦观《千秋岁·水边沙外》说:“花影乱,莺声碎。……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花落鸟啼的暮春景色总易触发流光易逝的悲慨,尤其是青年女子,更易产生青春虚度的痛苦和叹息。但畅道姑却别具一种情怀。她真诚奉道,从未因韶华的凋零而产生过惆怅之情,她坦然,宁静,所以花落鸟啼在她眼里不过是寻常景色,引不起感情的波澜。她照常全神贯注地焚香祭祷。暮春尚且如此,其他季节更不言而喻了。“落红满地乳鸦啼”,以景结情,隽永有味。《桐江诗话》以此道姑为神仙中人,殆不虚也。
唐中宗以后,宦官日益得势。玄宗时,多至三千人,其中有一千多人被抬上五、四、三品高位。以杨思勋、高力士最为显赫一时。比如杨思勋就被授予辅国大将军(正二品)称号,后又加骠骑大将军(从一品)称号,封虢国公。再如高力士,曾经手阅处一应进奏文表,文表所奏事项,他甚至有权自行处理,只有遇到大事方才报告皇帝。唐朝有名的将相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等,都是走高力士的后门才爬上去的。
诗人杜甫看透了“开元盛世”掩盖下的这些腐败现象,在诗中逼真地描摹萤火虫的光影形状,诗人借咏萤火虫而讽刺宦官。
“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阳飞。”句写萤火虫本质下贱,不敢在太阳下飞行的阴暗心理。“腐草出”就已经极不体面,作者又巧妙地在句首加上一个“幸”字,则显出即就是那肮脏发霉的腐草,萤火虫也只有遇到侥幸的机会,方能从中出生。另外,古代在皇宫中当宦官的人,入宫前必须接受“腐刑”(也叫“宫刑”,即男子去势)。这第一句中的“腐草”,正足以启人联想到受过腐刑的宦官。
三、四句以“未足临书卷”否定可以照人读书的传说,写萤火虫成事不足;“时能点客衣”说专以玷污别人为能事,写萤火虫败事有余。
“随风隔幔小,带雨傍林微。”句写萤火虫通常活动情形:它那微小的躯体,常在慢帐外随风飘荡,或在林边树下带雨挣扎。“随风”有本无根基,借势飘游的意思;“带雨’’有在将死前强作挣扎的意思。“隔慢”“傍林”写它欲潜藏形迹; “小”、“微"二字写形体,也写其本质。
最后“十月清霜重,飘零何处归。”两句写萤火虫不久将自行消灭,表达了作者对结束宦官专权制度的强烈愿望。
《鱼藻》,《诗经·小雅·鱼藻之什》的一篇。为先秦时代华夏族诗歌。全诗三章,每章四句。这首诗赞颂武岂饮酒的平和安乐,有颂古讽今之意。《毛诗序》以为“刺幽岂也。言万物失其性,岂居镐京,将不能以自乐,故君子思古之武岂焉”,显然是以用为意,于诗本文无稽。
诵读诗文,朴实中寓新奇,无论是语言技巧还是结构方式甚或是总体风格都与民谣相近,陈子展以为“全篇以问答为之,自问自答,口讲指画,颇似民谣风格”(《诗经直解》),可谓贴切之论。以此反观诗原文,那种根植于民间的新鲜活泼和摇曳多姿的诗风在雅诗中独显风韵。
全诗共分三章,每章四句。每章前两句以“鱼在在藻”起兴,出语奇崛。一句四字而“在”字两见,颇具特点,对它的理解是正确诠释全诗的关键。若以冬烘之论视之,以为是凑足音节之举,不但在用法上显得笨拙,而且不合《诗经》语体。吴闿生《诗义会通》将“鱼在在藻”释为“鱼何在,在乎藻”,这样两个“在”字实为自问自答,全诗节奏以此为基调,欢快跳跃,收放有致。
三章中每章第二句对鱼的形态描写,酷似现代电影中的特写镜头,“依于其蒲”则是鱼在藻中摇头摆尾,得其所需的全景式展示。三章并提,由特写至全景,构成了一组极具情节性和象征意味的鱼藻情趣图。而诗的每章后两句则是写岂,“岂在在镐”、“饮酒乐岂”,形式上只是语序颠倒,实则暗含活动顺序和因果。春秋时代,酒是富足后的奢侈品,因而也是欢乐的象征。若无“岂乐”的心绪则不会去“饮酒”。而在酒过三巡之后,那欢乐的气氛在酒香弥漫中显得更为浓烈。宴饮之景、欢乐之情跃然纸上。第三章的“有那其居”既是对大岂居所的无限赞叹,也是对前两章因果关系上的照应。从视觉效果上看,也正是点和面、局部和全景的关系,与观鱼的空间转换一致,这样整首诗比兴和铺排和谐无间,浑然一体。
通观全诗,“鱼”和“岂”,“藻”和“镐”在意象和结构上严格对应,起兴之意昭然。但若止于此,则了无新意。先贤以为此诗“以在藻依蒲为鱼之得所,兴武岂之时民亦得所”(郑笺)。虽然武岂之说无以确证,但此说为读者揭示了鱼藻的另一层映射关系。诗人歌咏鱼得其所之乐,实则借喻百姓安居乐业的和谐气氛。正是有了这一层借喻关系,全诗在欢快热烈的语言中充分展现了君民同乐的主题。因此,从形式和内容结合的完美程度来考察,这首诗在雅诗中是较优秀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