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通过描写钱塘江潮的气势,及其与历史潮流的关系,表达了作者对旧时代的追忆,同时也反映了他对时代变革的理智认同。在艺术特点上,作者加入了西方哲学思想,但仍然保留了传统词的感发力度。
“辛苦钱塘江上水,日日西流,日日东趋海”几句,是套用纳兰性德的“辛苦最怜天上月,一昔如环,昔昔都成珏”。纳兰那首词本来是用来悼念亡妻的,王国维却把这个“辛苦”拿来形容江潮,一开口就给了江潮人的感情。“日日西流”是写潮起,“日日东趋海”是写潮落。但那“西流”的势头是不可能持久的。
“两岸越山澒洞里”的“两岸”曾作“终古”。是为了避免与前面的两个“日日”重复,因为前面的日日就有终古如此的意思。“澒洞”是形容大潮来的样子,就如同人们常说的山是永恒的,水是无常的。这是对钱塘水潮的描写。
“说与江潮应不至”是王国维对潮神同情的劝告。王国维在这里讲诉了一些事实,多少历史朝代都成了过去。关于越国必然灭吴的预言固然成了现实,可是越国后来不是也被灭掉了。楚平王死了,伍子胥还可以鞭打他的尸体泄愤,而吴王夫差花费巨大财力修建姑苏台成了麋鹿游戏的荒野,一代人的是非恩怨纵然轰轰烈烈,但与永恒的大自然相比却是微不足道的。所以“灵胥抱愤终何是”一切的成败都是相对的,不要指望那么一天讨回一个绝对的公道。
所以,在这首词中,作者的感情和理智实际上也像光泽的钱塘江潮水一样,一个西流,一个东趋。他的感情赞美潮起西流的悲壮,他的理智认同潮落东趋的结果。而这种潮起潮落的意象,正是作者内心矛盾冲突的形象化反映。这首词虽然也有悲观忧郁的色彩,但更以激情与义愤见长。它确实包含有哲理的理智,但它的形象和议论中都带有极强烈的直接感发力量。
这首词表现了苏轼对杭州诗友的怀念之情。
作者以追念与友人“携手江村”的难忘情景开始,引起对友人的怀念。风景依稀,又是一年之春了。去年初春,苏轼与陈襄曾到杭州郊外寻春。苏轼作有《正月二十一日病后述古邀往城外寻春》诗,陈襄的和诗有“暗惊梅萼万枝新”之句。词中的“梅雪飘裙”即指两人寻春时正值梅花似雪,飘沾衣裙。友情与诗情,使他们游赏时无比欢乐,消魂陶醉。“故人不见”一句,使词意转折,表明江村寻春已成往事,去年同游的故人不在眼前。每当吟诵寻春旧曲之时,就更加怀念了。作者笔端带着情感,形象地表达了与陈襄的深情厚谊。顺着思念的情绪,词人更想念他们在杭州西湖诗酒游乐的地方——望湖楼、孤山寺、涌金门。这三处都是风景胜地。词的下片紧接着回味游赏时两人吟咏酬唱的情形:平常经过的地方,动辄题诗千首。“寻常行处”用杜甫《曲江二首》“酒债寻常行处有”字面,“千首”言其多。他们游览所至,每有题诗,于是生发出下文“绣罗衫、与拂红尘”的句子。“与”字下省去宾语,承上句谓所题的诗。这里用了个本朝故事。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六载:“世传魏野尝从莱公游陕府僧舍,各有留题。后复同游,见莱公之诗已用碧纱笼护,而野诗独否,尘昏满壁。时有从行官妓颇慧黠,即以袂就拂之。野徐曰:‘若得常将红袖拂,也应胜似碧纱笼。’莱公大笑。”宋时州郡长官游乐,常有官妓相从。“绣罗衫”,如温庭筠《菩萨蛮》“新贴绣罗襦”,为女子所服。这一句呼应陈襄前诗,也就是唤起对前游的回忆。词意发展到此,本应直接抒写目前对友人的思念之情了,但作者却从另一角度来写。他猜想,自离开杭州之后是谁在思念他。当然不言而喻应是他作此词以寄的友人陈襄了。然而作者又再巧妙地绕了个弯子,将人对他的思念转化为自然物对他的思念。“湖中月,江边柳,陇头云”不是泛指,而是说的西湖、钱塘江和城西南诸名山的景物,本是他们在杭州时常游赏的,它们对他的相忆,意为召唤他回去了。同时,陈襄作为杭州一郡的长官,可以说就是湖山的主人,湖山的召唤就是主人的召唤,“何人”二字在这里得到了落实。一点意思表达得如此曲折有致,遣词造句又是这样的清新蕴藉,借用辛稼轩的话来说:“看使君,于此事,定不凡。”(《水调歌头·送郑厚卿赴衡州》)
苏轼在杭州时期,政治处境十分矛盾,因反对新法而外任,而又得推行新法。他写过许多反对新法的诗歌,“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又勤于职守,捕蝗赈饥,关心民瘼,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因法以便民”。政事之余,他也同许多宋代文人一样,能很好安排个人生活。这首《行香子》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士大夫的生活,不仅表现了与友人的深厚情谊,也流露出对西湖自然景物的热爱。《行香子》是他早期的作品之一,它已突破了传统艳科的范围,无论在题材和句法等方面都有显见的以诗为词的特点。这首词虽属酬赠之作,却是情真意真,写法上能从侧面入手,词情反复开阖,抓住了词调结构的特点,将上下两结处理得含蓄而有诗意,在苏轼早期词中是一首较好的作品。
起首二句即对偶精工而又极为凝炼,从大处、虚处勾勒山光水色之秀美。山间从清晨的林雾笼罩,到日出之后雾散云开,再到黄昏时暝色聚合,一天之内不仅气候冷暖多变,而且峰峦林泉、青山绿水在艳丽的红日光辉照耀下亦五彩缤纷,明暗深浅,绚烂多姿,变态百出,使人目不暇接,赏心悦目。“昏旦”、“气候”,从时间纵向上概括了一天的观览历程;“山水”、“清晖”,则从空间横向上包举了天地自然的立体全景。而分别着一“变”字、“含”字,则气候景象之变态出奇,山光水色之孕大含深,均给读者留下了遐思逸想。两句看似平常,却蕴含博大丰富。
“清晖”二句,用顶真手法蝉联而出,承接自然。虽由《楚辞·九歌·东君》中“羌声色兮娱人,观者憺兮忘归”句化出,但用在此处,却十分自然妥帖,完全是诗人特定情境中兴会淋漓的真实感受,明人胡应麟云:“灵运诸佳句,多出深思苦索,如‘清晖能娱人’之类,虽非锻炼而成,要皆真积所致。”(《诗薮·外编》)即指出了诗人并非故意效法前人,而是将由素养中得来的前人的成功经验,在艺术实践中触景而产生灵感,从而自然地或无意识地融化到自己的艺术构思之中。“娱人”,使人快乐;“憺”,安然貌。不说诗人留恋山水,乐而忘返,反说山水娱人,仿佛山水清晖也解人意,主动挽留诗人。所谓“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人间词话》)
“出谷”二句承上启下:走出山谷时天色还早,及至进入巫湖船上,日光已经昏暗了。这两句一则点明游览是一整天,与首句“昏旦”呼应;同时又暗中为下文写傍晚湖景作好过渡。
以上六句为第一层,总写一天游石壁的观感,是虚写、略写。“林壑”以下六句,则实写、详写湖中晚景:傍晚,林峦山壑之中,夜幕渐渐收拢聚合;天空中飞云流霞的余氛,正迅速向天边凝聚。湖水中,那田田荷叶,重叠葳蕤,碧绿的叶子抹上了一层夕阳的余辉,又投下森森的阴影,明暗交错,相互照映;那丛丛菖蒲,株株稗草,在船桨剪开的波光中摇曳动荡,左偏右伏,互相依倚。这四句从林峦沟壑写到天边云霞,从满湖的芰荷写到船边的蒲稗,描绘出一幅天光湖色辉映的湖上晚归图,进一步渲染出清晖娱人、游子憺然的意兴。这一段的写法,不仅路线贯穿、井然有序,而且笔触细腻、精雕细琢,毫发毕肖。在取景上,远近参差,视角多变,构图立体感、动态感强;在句法上,两两对偶,工巧精美。这一切,都体现出谢诗“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的特点。虽系匠心锻炼,却又归于自然。
“披拂”二句,写其舍舟陆行,拨开路边草木,向南山路径趋进;到家后轻松愉快地偃息东轩,而内心的愉悦和激动仍未平静。这一“趋”一“偃”,不仅点明上岸到家的过程,而且极带感情色彩:天晚赶忙归家,情在必“趋”;一天游览疲劳,到家必“偃”(卧息)。可谓炼字极工。
末尾四句总上两层,写游后悟出的玄理。诗人领悟出:一个人只要思虑淡泊,那么对于名利得失,穷达荣辱这类身外之物自然就看得轻了;只要自己心里常常感到惬意满足,就觉得自己的心性不会违背宇宙万物的至理常道,一切皆可顺情适性,随遇而安。诗人兴奋之余,竟想把这番领悟出的人生真谛,赠予那些讲究养生(摄生)之道的人们,让他们不妨试用这种道理去作推求探索。这种因仕途屡遭挫折、政治失意,而又不以名利得失为怀的豁达胸襟,在那政局混乱、险象丛生、名士动辄被杀、争权夺利剧烈的晋宋时代,既有远祸全身的因素,也有志行高洁的一面。而这种随情适性、“虑澹物轻”的养生方法,比起魏晋六朝盛行的服药炼丹、追慕神仙以求长生的那种“摄生客”的虚妄态度,无疑也要理智、高明得多。因而不能因其源于老庄思想,或以其有玄言的色彩,便不加分析地予以否定。何况在艺术结构上,这四句议论也并未游离于前面的抒情写景之外,而是一脉相承的,如箭在弦上,势在必发。
此篇除了具有刘勰所指出的那些宋初诗歌的普遍特征之外,还具有两个明显的个性特点:一是结构绵密,紧扣题中一个“还”字,写一天的行踪,从石壁——湖中——家中,次第井然。但重点工笔描绘的是傍晚湖景,因而前面几句只从总体上虚写感受。尽管时空跨度很大,但因虚实详略得宜,故毫无流水帐的累赘之感。三个层次交关之处,两次暗透时空线索。如“出谷”收束题目前半,“入舟”引出题目后半“还湖中”;“南径”明点舍舟陆行,“东扉”暗示到家歇息,并引出“偃”中所悟之理。针线细密,承转自然。其次,全诗融情、景、理于一炉,前两层虽是写景,但皆能寓情于景,景中含情。像“清晖”、“林壑”、“蒲稗”这些自然景物皆写得脉脉含情,似有人性,与诗人灵犀相通:而诗人一腔“愉悦”之情,亦洋溢跳荡在这些景物所组成的意象之中。正如王夫之所评:“谢诗……情不虚情,情皆可景;景非滞景,景总含情。”(《古诗评选》)结尾议论,正是“愉悦”之情的理性升华,仿佛水到渠成,势所必然。前人赞其“舒情缀景,畅达理旨,三者兼长,洵堪睥睨一世。”(黄子云《野鸿诗的》)信非溢美。全诗充满了明朗奔放的喜悦情调,确如“东海扬帆,风日流丽。”(《敖陶孙诗评》)难怪连大诗人李白也喜欢引用此诗佳句:“故人赠我我不违,著令山水含清晖。顿惊谢康乐,诗兴生我衣。襟前林壑敛瞑色,袖上云霞收夕霏。”(《酬殷明佐见赠五云裘歌》)即此亦可见其影响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