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咏梅词。“春未”一韵，写登山后的感慨，春天没有到来时，是想不起要到高山上来饮酒赏花的。“瘦还”二韵写见梅。梦窗喜欢用瘦字描写梅，“无限”一韵，写梅愁，拟人化笔法。梅如少女，心怀无限忧思，在春风面前难于吐露。风雨送春归，春归梅花也就凋零了。“行人”二韵，写梅凋谢。随着赏花行人的离去，梅花的春思也暗自消歇了。“横笛空山暮”一韵以乐曲终结。写空山夜幕下，只有傲霜雨的梅花笛曲在回响。这首小词在描写梅花的身姿神态的同时，又以笛曲来赞美梅花傲霜寒的品格。词中也流露出词人的惜春之情。词人寄情于物，表露眷恋情人的真情，用词自然，蕴意绵长，凸现出词人的艺术风格。
上阙“春未来时，酒携不到千岩路。”两句，从侧面着笔，交代“见梅”的缘由。“春未来时”，春天还没到，即是时值隆冬，天气异常寒冷，所以“酒携不到千岩路”。天寒路远，词人到不了千岩山，这时在近前的越山看到了一株梅树，下文即由此展开。“千岩”，点题越山。次句点出“酒”字，便流露微讽之意。“瘦还如许，晚色天寒处。”点题“见梅”。
“瘦还如许，晚色天寒处。”“瘦”字经常用来咏梅，此处采用了拟人的手法。此词谓“瘦还如许”，可见词人已非初次在此见梅。四字包含着无限轻怜细惜之意。词人在词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梅花，仿佛一位超凡脱俗的女郎，在千岩路畔，日暮天寒，悄立盈盈，满怀幽思。烘托出晚色天寒中梅树茕茕独立的孤瘦身影。
下阙“无限新愁，难对风前语。”句，意思是一种新生的愁意涌上心头，但是不能对梅花诉说，因为花不解语，难以对话，所以词人“行人去”。所谓风前语，风前叹，都不过是对风而语，都会随风而逝，即使这样不着痕迹的倾诉，都不能流露，可见愁绪无法排遣的诗人心中之苦。至此，上文似乎一直在写景咏梅，到这里才注入人事。古人咏花，多用“解语”故事，此词中活用又反用此意，尤觉婉曲动人。
最后三句转笔换意。“行人去，暗悄春素，横笛空山暮。”这也是“无限新愁”的注脚。“行人去。暗消春素”为两面写法，既写梅见行人去，难再在风前对行人倾诉，花也随风飘散；又写行人离去，因见梅而生起的伤春情愫，似乎又重新埋在了心底。借咏花而注入人事，已达到一种出神入化的浑融境界。仔细品味个中情景，词人所眷恋的女郎的形象，已经呼之欲出。“暗消春素”，咏梅诗词，多用闻笛故事。因为笛曲中有《梅花落》曲，听到声声横笛，回荡在空山暮色以之中，自然就联想到梅花的零落了。这首词最后所表现的是离索之思，蹉跎之恨，而又写得这样温婉浑厚，含蕴不尽，如同空山中回响的笛声，余音袅袅，给人们留下了充分思索的余地。
这首《点绛唇·越山见梅》只有四十一个字，虽短，但是极精，字句凝练，意境深远。词题“越山见梅”即交代清楚地点与事件，在越山上赏梅。这首词看似一首咏梅词，但是通篇对梅的着力不多，读罢全词，自有一种淡淡的忧愁与怜惜萦绕不绝。词人的主旨并非单纯咏梅，而是借梅喻人。他以丰富的想象力将这一株消瘦寡淡的梅花，比喻成一位清净无染、超凡脱俗的女子。但随者时光流逝，季节变换，这位女子也像梅花一样，逃不过岁月的侵袭，“暗消春素”，芳华尽逝。这份轻怜细惜的担心与忧愁为凌寒绽放的梅花而起，其实也因世间女子以及词人的宠姬爱妾所生。
全诗共十四句。开头的四句，是自写，写自己饭僧前的忙碌。饭僧成为王维晚年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今日，他所迎的是远道而来的高僧，故而特别地殷勤而隆重。“先期扫弊庐”，诗人提前打扫房屋，就为了等候这些远行而来的僧人。
中间六句，写“云峰里”来的高僧。覆釜山的高僧们终于被盼来了。这些僧人们果然不同凡俗，他们的物质需求极低，却异常地虔诚，也异常地专注，除了看道书、诵佛经外，连自己的存在也忘记了。
最后四句是写禅悟。“一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二句，写其彻悟。诗人在与高僧们的交流中，享受空门、山林的幽寂之乐。参证了“凡所有相。皆是虚空”（《金刚般若经》）的禅宗要义，彻悟到真正的乐事乃寂灭与涅檗，明心见性，即事而真，达到了一种超现实的“湛然常寂”的境界禅宗圆通静达的启悟。这也使其除去了一切世俗妄念的执，因此，现实中的生命与物质便空幻虚无而显得不重要了，生成了“思归何必深”的处世遇物的生存智慧。这样的收束，类似谢灵运诗的玄言尾巴。其实，王维诗中也有些这样的“尾巴”，因为他也太想将自己的禅悟禅悦直白地表达出来，并传达给世人。
《名都篇》属于乐府《杂曲歌·齐瑟行》歌辞，无古辞。诗写京洛少年斗鸡走马、射猎游戏、饮宴无度的生活。关于此诗的写作年代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以为这是曹植早期的作品，是建安年间他看到洛阳贵游子弟耽于逸乐的生活而作，其中甚至有他本人生活的影子。一以为从此诗所写的洛阳少年奢靡豪华的生活来看，不宜出现于建安或黄初年间，因洛阳在汉末经董卓之乱后，破败零落，贵族子弟不可能有如此骄奢淫逸的生活，故此诗宜系于太和年间曹植入京时所作，即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考曹植于公元211年（建安十六年）所作的《送应氏》中说：“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可见其时的洛阳确实破落不堪，故从后一种说法。
至于此诗的主旨，历来也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说以为“刺时人骑射之射妙，游骋之乐，而无爱国之心”（《文选》六臣注引张铣语），即以讽谕为主，意在指责京洛少年的生活奢靡而不思报效国家。一说以为“子建自负其才，思树勋业，而为文帝所忌，抑郁不得伸，故感愤赋此”（《古诗赏析》引唐汝谔语），即以少年自况，由此表示心迹。然笔者以为此诗若定于后期所作，则其时曹植已不是裘马轻狂的少年，而其心境也抑郁不欢，故绝无可能以翩翩少年自况；而且从此诗的字里行间来看，诗人对这些贵游子弟实不无微辞，故在介绍此诗时还是取张铣的说法。当然，有人在此诗中看到了曹植本人早年生活的影子，正说明诗人对这种游乐宴饮的熟悉，而且其描绘的手段也是逼真而传神的。如果借一句前人评论汉赋的话来说，便是“劝百而讽一”，虽然诗人的意图在于讥刺和暴露，而给人的印象却似乎在赞美和颂扬。
全诗主要的篇幅都在写京洛少年的游戏与饮宴。开头二句以邯郸、临淄等著名都市的艳丽女乐来陪衬京都洛阳骄奢的游侠少年，以“妖女’引出“少年”，起调即著色浓艳。随后转入对少年形貌的描写，他佩带的宝剑价值千金，所穿的衣服华丽鲜艳，在装束上已可见少年的富有而放达。接下去便写他的活动：在城东郊外斗鸡，在长长的楸树夹道上跑马。斗鸡是汉、魏时富家子弟普遍爱好的习俗，曹植本人就有《斗鸡》诗极言以斗鸡取乐，据说魏明帝太和年间曾在洛阳筑斗鸡台，这里所写大约也基于当时事实。“驰骋未能半”以下写少年的驰猎，先说他一箭射中两只奔兔，次说他仰天随手一箭又将迎面飞来的鹞鹰射落，再说观者的啧啧称赞，从而将其箭法的高超刻画殆尽。“归来宴平乐”以下则转入对他举行饮宴的描述。平乐观在洛阳西门外，少年在此大摆宴席，开怀畅饮，不惜酒价的昂贵，欲一醉方休。席上有切细的鲤鱼、虾子肉羹，还有酱渍的甲鱼和烧熊掌，呼唤高朋入座，摆开了长长的筵席，可见其穷奢极欲。“连翩”二句复写其宴会后的蹴踘与击壤之戏，表现出少年的动作敏捷奇巧，变化万端。游乐一直持续到了太阳西沉，而时光已不可再挽留，大家这才如浮云一般散去，各自回到了城中的居处。诗写到这里本应结束了，欢乐已尽，人去筵散，然而诗人忽然笔锋一转，说到了明天，人们再重新回来寻欢作乐。
这首诗可以说是一首叙事诗，诗中主要写了主人公京洛少年的行为。他是一位风度翩翩，身手矫健的英俊少年，骑射的本领十分高超，但只是用来打猎消遣，于国无补；他慷慨好施，穷极奢华，然未知节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光阴虚掷，而无忧国忧民之心。然而，曹植对京洛少年的批评只是以很隐约含蓄的方法来表现的，通过尽态极妍的描绘逗露出来，如写他善射曰：“左挽因右发，一纵两禽连。余巧未及展，仰手接飞鸢。”又如写他宴会的丰盛：“脍鲤臇胎鰕，寒鳖炙熊蹯。”其描写未免过份夸张，而诗人正是在这种夸张中暴露了其中不合理的成份，过份的逞才与奢豪，自然会激起人的不满。虽然曹植在这里未著一字批评，然其中的褒贬曲曲可见。又如最后说一天的欢乐已尽，“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已隐寓时光虚度，青春一去不返的惋惜之意，然结句忽又说“清晨复来还”，言外的讽谕之意就更加清楚了。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中说：“白日”二句下，定当言寿命不常，少年俄为老丑，或欢乐难久，忧戚继之，方于作诗之意有合，今只曰‘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而已，万端感慨皆在言外。”说明了曹植此诗中的讽谕纯以含蓄的笔墨出之，不露痕迹而宛然可见。
此诗虽然是一首叙事诗，然诗人的描写与叙事是经过极缜密的剪裁取舍的，诗并没有原原本本地记录京洛少年的家庭、社会地位与生活的每个侧面，而只是选了他一天之中的活动，这样便有利于将笔墨集中到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例的描写上去，能够简略分明、繁简适度地来展开描写。因而于这一天的活动中诗人抓住了少年的射猎与饮宴两件事，其他如斗鸡、跑马、蹴踘、击壤只是一句带过，表现了诗人剪裁上的匠心。他用了“驰骋未能半”至“众工归我妍”十句来刻画铺叙少年射猎的娴熟本领，写来绘声绘色，如耳闻目见，“馀巧未及展，仰手接飞鸢”两句不仅描绘出他射艺的出神入化，而且一个傲然自得的少年形象已跃然纸上，“观者咸称善，众工归我妍”又从侧面将其箭法的出群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来，正如古乐府《陌上桑》中写少女罗敷的美貌，通过旁观者的赞美与反应来写，而这里所不同的只是妙龄女郎换成了翩翩少年，其手法则同出一辙。总之此诗在谋篇布局、剪裁详略上颇有成功之处，故吴淇曾说：“寻常人作名都诗，必搜求名都一切事物，杂错以炫博。而子建只推出一少年，以例其余。于少年中，只出得两事，一日驰骋，一日饮宴。”可见前人已注意到了此诗写作上追求典型、详略分明的特点。
《富贵不能淫》的内容是孟子批驳景春关于大丈夫的错误言论。我们首先来看文章批驳的“靶子”，即景春的观点。
景春认为公孙衍、张仪之流是大丈夫，为此，他用反问句向孟子询问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公孙衍和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言外之意就是说，公孙衍和张仪是真正的大丈夫。景春提出这个观点的依据是，公孙衍、张仪能够左右诸侯，“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他们发起怒来，诸侯们都会害怕，安静下来，天下就会平安无事，他们威风八面，权倾天下，能够左右时局。
针对景春的“论点”和“论据”，孟子先破后立，先批驳景春的错误观点，再阐述什么是真正的大丈夫。
首先，孟子针锋相对地用了一个反问句：“是焉得为大丈夫乎?”这个怎么能够叫大丈夫呢?对景春的观点给予直接的否定。
其次，孟子进行了分析，回答了“公孙衍、张仪之流”为什么不能称为大丈夫。
孟子的说法含蓄而幽默，只是通过言“礼”来说明女子嫁时母亲的嘱咐，由此得出“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这里值得 我们注意的是，古人认为，妻道如臣道。臣对于君，当然也应该顺从，但顺从的原则是以正义为标准，如果君行不义，臣就应该 劝谏。妻子对丈夫也是这样，妻子固然应当顺从丈夫，但是，夫 君有过，妻也就当劝说补正。应该是“和而不同”。只有太监小老婆婢女之流，才是不问是非，以一味顺从为原则，实际上，也就是没有了任何原则。“妾妇之道”还不能一般性地理解为妇人之道，而实实在在就是“小老婆之道”。
孟子的挖苦是深刻而尖锐的，对公孙衍、张仪之流可以说是 深恶痛绝了。遗憾的是，虽然孟子对这种“以顺为正”的妾妇之道已如此 痛恨，但两千多年来，这样的“妾妇”却一直生生不已，层出不穷。时至今日，一夫一妻已受法律保护，“妾妇”难存，但“妾妇说”却未必不存，甚或还在大行其道哩。
孟子的办法是针锋相对地提出真正的大丈夫之道。这就是他 那流传千古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怎样做到？ 那就得“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就 还是回到儒学所一贯倡导的仁义礼智上去了。这样做了以后，再 抱以“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的立身处世态度，也就 是孔子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或孟子在 另外的地方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尽心上》那就能够成为真正的堂堂正正的大丈夫了。
孟子关于“大丈夫”的这段名言，句句闪耀着思想和人格力量的光辉，在历史上曾鼓励了不少志士仁人，成为他们不畏强暴， 坚持正义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