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诗描绘登通潮阁所见情景,闲雅的笔触中隐然透出羁旅愁绪。首句“倦客愁闻归路遥”,开门见山地点明诗人的心境和处境。“倦”字令人想见诗人旅途颠沛、神情困顿之态;而“归路”之“遥”,则暗示出漂泊之远,一怀愁绪由此而起。“愁闻”二字下得平淡,却将思乡盼归的心曲表达得十分真切,不管诗人是有所问而“闻”,还是他人无意之言而诗人有心而“闻”,都使人意会到身处偏远之地的诗人内心的落寞、孤寂。他暗自期望:此处离故乡会近一点了吧?但是留心打听,方知归路依然遥远,这给他这个旅客增添了许多倦意和愁绪。
诗人怀着思乡的愁闷心情独自行走,突然眼前一亮:前面有一座飞檐四张的高阁,凌空而起,俯视着跨水长桥。“眼明飞阁俯长桥”点出“通潮阁”之题。“眼明”二字极其准确地写出诗人对突兀而起的通潮阁的主观感受,而且使诗歌的情调由低抑转为豁朗。两句之间的起落变化,显示了诗人开阖自如的大手笔,也表现了诗人对人生磨难所持的乐观态度。正像他在另一首诗中所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把远贬海南视为难得的经历一样,在这里他也不肯让自己的精神就此委顿,而是竭力振作,将内心的愁苦化解开去。眼前这座凌空而起的通潮阁正是以其宏伟之势、阔大之景吸引了诗人的注意力。
诗歌很自然地由抒情转到写景:“贪看白鹭横秋浦,不觉青长没晚潮。”正因为“贪看”,全副身心被自然景色所吸引,故而不觉时光流逝。写得意气悠然闲适,大有与物同化之趣。有意思的是,诗人写白鹭,不用“飞”或“翔”,却着一“横”字,而这“横”字正是诗人匠心独运之所在。首先,“横”字带出一股雄健之势,如同一团浓墨重重地抹在画面上,其气势,其力度,是“飞”或“翔”所不具备的。其次,这一“横”字中,点染了诗人的主观情感,传达出诗人的神情意态:诗人凭栏远眺,“贪看”一队白鹭在秋浦上飞翔,视线久久地追随着白鹭移动,故而有“横”的感觉。若用“飞”或“翔”,则见不出诗人久眺的身影。更妙的是,白鹭“横”于秋浦之上,化动为静。这种“静态”完全是诗人的主观感受,它既与人们观察展现于开阔背景上的运动时所获得的感受一致,暗示出秋浦水天一色,空寥清旷;同时,也是诗人心境之“静”的外现。最后一句用一个“没”字写晚潮,虽然是动态,却也是无声无息,令人不觉其“动”。正是在这至宁至静的境界中,时光悄然消逝,晚潮悄然而退,只有一片青葱的树长映着最后一抹斜辉。而从诗人倚轩凝然不动的身影中,表现出深切的寂寞和一丝莫明的惆怅。
第二首诗着意抒发思乡盼归的心情。诗人从绍圣元年(1094年)被贬出京师,六七年间一直漂泊在惠州、海南等地,北归无期,鬓发染霜,此时悲从中来,发出“余生欲老海南村”的叹息,他说,看来只得在这天涯海角之地度过残生了。然而,这自悲自悯的情感却不能淹没诗人心中执着的期望,他内心深处依然盼望有朝一日遇赦北还,因此第二句写道:“帝遣巫阳招我魂。”诗人在这里巧妙地化用《楚辞·招魂》之意,借上帝以指朝廷,借招魂以指奉旨内迁。诗人就像一个漂泊无依的游魂,苦苦地盼望朝廷将他召还。无望已使人痛苦,而无望中的期望,更煎熬着诗人的心。这两句诗中翻腾着一种深沉炽热的情感,分外感人。
怀着强烈的思乡之情,诗人翘首北望,只见“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杳杳,形容极远。极目北眺,广漠的天空与苍莽原野相接,高飞远去的鹘鸟正消逝在天际;地平线上连绵起伏的青山犹如一丝纤发,那里,正是中原故乡。这两句以远渺之景抒写对故乡的怀念之情。“天低鹘没”,笔触洗炼,气韵清朗,极具情致。而“青山一发”,用头发丝来比喻天际的青山,更是新鲜别致。黄庭坚曾称赞苏轼的诗“气吞五湖三江”,而此句也显示了苏轼诗特有的磅礴气势。只不过它不是以恢弘之景表现出来,如“峨嵋翠扫空”,而是将壮观之景“化”小,运于股掌之间——“青山一发”。另一方面,“青山一发”又是实写之景。如此雄伟壮观的青山仅仅在地平线上露出一丝起伏的远影,可见青山之遥远,中原之遥远。而这正表明了诗人遐思的悠长。青山在天际时隐时现,宛如发丝若有若无,它牵动着诗人思乡的情愫,勾起诗人执着的期望。
这两首七绝抒写羁旅思乡的愁怀,但前一首以景写趣,韵调清雅悠闲,意趣隽永;而后一首以景写情,笔墨洒脱飘逸,情感炽热绵长。虽写悲伤之怀,却不流于颓唐委顿;画面疏朗,笔力雄放。前人称苏轼诗“清雄”,这两首诗即是。
这首诗可以分三个部分。前六句为第一部分,写途中所见,描绘出一个不安宁的、充满冲突的、为某一种强大的力量所压迫、钳制着的世界。中间四句为第二部分,写气候的恶劣和行路的艰难,暗寓人生多艰、仕宦不顺。最后四句为第三部分,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表现寒士被压抑的痛苦和不平。这首诗语言蕴藉含蓄,修辞奇特,耐人寻味。
这首诗起笔写景,毫无关于旅程的一般交代,避免松缓不着力。所写景物,又是尖锐强硬的,扑面就是一股逼人的气息。写树不从全体着眼,单写树枝,因为冬日无叶,只见干枯的枝桠斜斜上指,更能显出“危且竦”的味道。“竦”似乎是有意的努力地向上伸展,这就使静物有了动感。鲁迅《秋夜》写他后园的枣树的树枝,“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与此相似。而后写山石。这石是刀刃一般尖锐的“峰石”,而且或横或斜,相倚相积,像是要割碎一切从它上面经过的东西,令人感觉得不安。萧子显说鲍诗“发唱惊挺,操调险急”,不仅适宜于《拟行路难》“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那样的句子,也适宜于这种写景的开头。接着二句是远处的景物。山涧是一层又一层,从那目光所不及的远处山涧中,隐隐传来松涛的声音;山崖是一重又一重,在那不易辨认的远处山崖上,似乎积聚着好些阴云。松涛不是危险,阴云也不是可畏。但“隐”和“伏”二个动词,却是把它们写成了有意匿伏,似乎有所等待、有所窥伺的东西。也许,在鲍照心里,总觉得外界有什么不可知的力量随时在威胁着自己,才这样写。在寒冷的天气中,他也感到了外在力量的压迫。什么地方结冰了,但他不说“结”,不说“凝”,也不说“合”,却用了一个力量很强的“闭”字,好像冰要把这个世界给封闭起来。而形容四周的寒意,他也不用常见的“深”字或者“浓”字,又用了一个力量很强的“壮”字。说冰“闭”寒“壮”,是奇特的修辞,所以格外警醒。那么没有东西是逍遥自在的。连通常在诗歌里作为自由的象征来写的鸟儿,也被烈风吹得双翼倾斜,令人担心它们会从天上掉下来。
这六句写景,描绘出一个不安宁的、充满冲突的、为某一种强大的力量所压迫、钳制着的世界。无论从诗本身来看,还是从其它资料来看,当时似乎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件。这样的描写,只是表现着诗人对他所生活的世界的总体感受。前面说到的鲍照对不合理社会的反抗意识,其实不用另外去找,当他以如此警觉的眼光去看待世界,如此敏感地体会到外部力量的压迫,如此不安宁地描摹自然的时候,就是反映了很强的反抗意识。通常,一个缺乏自由意志的人,总是很迟钝的。
“斯志”以下转写自身。“斯志”,大约是说自己的志向吧。当初他在刘义庆门下,未受任用,便向刘义庆献诗,以显露才学。有人说他身份太低,不该随意惊扰大王,他勃然大怒道:“千载上有英才异士沈没而无闻者,安可数哉!大丈夫岂可遂蕴智能,使兰艾不辨,终日碌碌,与燕雀相随乎?”然而献诗的结果,也就是得了一个不起眼的侍郎。“逢凋严”,字面上说的是天气,又不仅只是说天气。从王府赴任,应该是车马盛众,然而他却说是“孤游”。这是因为,没有人理解自己,没有人赏识自己,人马再多,也只觉得空空漠漠,甚至会因此更觉得孤独。“孤游值曛逼”,也是一个奇特的句子。“曛”是黄昏暮色,这暮色正向人逼来,给人强大的压迫感。这是说年华易逝,见日暮而自伤,也是叹息空怀壮志,不能为世所容。总之,这“逼”也是一种自我与外界的对抗状况。而后二句才是行途生活的纪实。“兼途”犹言“兼程”,赶得很急,少有下鞍憩息的机会。“半菽”,原意是指军中缺粮,士兵吃的是蔬菜与豆类各半相杂煮成的食物,这里指自己的生活待遇差。他在王府中地位很低,说“半菽”固是用典夸张,但实际的情况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末四句称自己为见识浅短的“细人”,为生活逼迫而被人驱使奔波,并借长河水的川流不息以比喻自身漂泊不定的遭遇,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表现寒士被压抑的痛苦和不平。
这篇文章可分四段:首段以杜牧为李贺作序之事提挈全篇;第二段先描写李贺的外在风貌,再写李贺的交游情况,后叙述李贺诗歌的创作过程和特点;第三段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异;末段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文章通过写李贺的一些轶事,从侧面烘托出传主的身份性格。全文构思巧妙,篇幅短小却具有很大的容量,集叙事、议论和曲折的抒情于一体,内容浑厚,意味深长。
这篇文章最大的特点在于:小传虽小,但小中有大、以小见大。其“小”在于:作者并没有全面勾勒诗人李贺的一生,对他的生平经历也记叙不多,而是选取了他生活中的若干小片段进行插叙,以小片段撑起传记的主干。此外,在篇幅上,全文寥寥数百字,语言极为精练。而其“大”又体现在:极小极短的篇幅却具有很大的容量,集叙事、议论和曲折的抒情于一体,内容浑厚,意味深长。
文章在构思布局上也是较为特别的,全篇以一“奇”字贯之。首段以杜牧为李贺作序之事提挈全篇,言杜牧之序“状长吉之奇甚尽”,以杜牧言李贺“奇”引起下文自己所言李贺之“奇”。随后又提到李贺姊“语长吉之事尤备”,以杜牧序和李贺姊之言点出文中李贺事的由来。
第二段是全文的关键部分,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对李贺外在风貌的描写:“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能苦吟疾书。”作者抓住李贺外貌中最典型的几点特征,只用了区区十余字,李贺的清奇之气就跃然纸上了。尔后写李贺的交游情况,“最为昌黎韩愈所知”,与他密切往来的文人也不少。在文人交游中,作诗是最为常见的事情,但李贺每与诸人出游,“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如他人思量牵合,以及程限为意”,自然引出下文对李贺诗歌创作过程和特点的叙述。在李商隐笔下,李贺的诗歌创作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为情造文”,不以程限为意,而那种“得题然后为诗”的情况显然是“为文造情”,这是李贺不赞成的;
二是及时捕捉灵感,李贺诗歌的创作方式和过程无疑是特别的,“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所作皆是自己所见所感,既是“为情造文”的表现,“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也是其及时捕捉灵感的方法;
三是坚持及时修改整理,“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
四是为文用心、能苦吟,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李贺都是呕心沥血为之,正如文中太夫人所说:“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始已尔”。这些都为了说明李贺诗歌创作之“奇”,事实上诗风及其创作方法之奇是由其人性情之奇所影响和决定的,李贺性情之奇不仅在其诗歌创作之奇中有所体现,以下几句更是直接写出了李贺性格中与众不同之处。他的诗歌都是呕心沥血之作,但却“过亦不复省,王、杨辈时复来探取写去”,“所至或时有著,随弃之”,创作时一丝不苟,处置作品却极为随意,这是李贺性情之奇的一个方面。
在写了李贺的诗歌创作之奇及性情之奇后,作者在第三段又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李贺临终之时有天帝召升,这种扑朔迷离、荒诞虚妄的描写占据了此段大部分篇幅,作者不仅对此浓墨重彩大加渲染,更在段末声明:“王氏姊非能造作谓长吉者,实所见如此。”也许李贺临终确实曾出现幻觉,而李商隐把这种幻觉放到传记中加以描绘,其实只是以此寄托自己的感情,并以现实和幻觉的鲜明对照引出最后一段的一连串质问。
末段是李商隐对李贺的议论和观感,并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从中也可窥出李商隐写作这篇小传的未言明的真意。最后一段托出了六个问题,虽然问而不答,但答案自在问中,能探得一二。前三问是问天,后三问则专问李贺的遭遇,层层递进,反复呼号。像李贺这样“才而奇者”世所罕见,却遭到世人的排斥,无人重视,而为天帝所重,与篇首的“奇”遥相呼应,更突出了作者对李贺一生遭遇的同情和悲愤。在这种同情和悲愤中,作者有意无意地把自我也摆了进去,因此无论是在对李贺之奇的叙述中,还是在末尾的一连串质问中,作者自己的身影总是若隐若现、似有若无,作者对自己命运和遭遇的感愤、慨叹也能隐约曲折地表达出来。
这首诗是诗人南奔途中创作的一首感时感事的诗,首联描写出发时的场景,中间两联叹家身兼伤国事,尾联收束到离别之上,又与时事密切相关。此诗精巧用典,含蓄吞吐,气脉连贯,沉郁浑厚,叙述伤时感事有杜甫沉郁苍茫的气韵,堪为佳作。
“商水西门语,东风动柳枝。”地、时、事兼叙,于地,则商水西门;于时,则东风动柳,是早春时季;于事,则临别告语。“语”字大约从杜诗学来。杜甫《哀王孙》:“不敢长语临交衢,且为王孙立斯须。”所与“语”者,当是前来送别的人;当然也似可兼指附近的商水河,言河水潺援之声,也如珍重话别。“东风动柳枝”,其时正是春季。既是眼前之景,又于景中含不尽之情。那柔弱的柳枝,给人一种缠绵的感觉,正是离情别绪的写照。吴文英说得好:“一丝柳、一寸柔情。”(《风入松》)。伤春又伤别,倍感无奈。这与《诗经·小雅·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名句殊为相近。这两句,又大有杜甫《发同谷县》“临歧别数子,握手泪再滴”之意。诗人此次南行,是迫于兵灾,更有许多不得已。此意含而不露,却待其后申叙。
“年华入危涕,世事本前期。”句叙而兼议,将首联暗蓄之意进一步发明。“年华”承“东风”,“危涕”接别语,虽重在个人感受,而实有伤时之感寓于其中。孟子有“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之语,江淹有“孤臣危涕,孽子坠心”(《恨赋》)之句,故简斋之危涕,实有孤臣之悲。“入”字提炼得新鲜有力,自是江西诗派之家法。“世事”主要特指眼下国有累卵之危,民有倒悬之急。如此窘境,绝非偶然,而是事出有因,执政者失策之种种,只要联系当时历史状况,自然不难明白。
“草草华公策”,紧承“世事”句,追究前事之因。“华公策”,用刘宋时征北将军华道济“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事,讥刺北宋朝廷避金人、求苟安的失计。诗人用华道济典故,追咎宣和七年(1125)北宋朝廷退避金兵,以致军机贻误、汁京被占的罪过。国家与个人的命运原本相连,诗人不得不在颠沛流离中度日了。
“茫茫杜老诗”,杜甫在入蜀以后以及在湖湘时期,写到安史之乱或各地军阀的战争时,多用“干戈茫茫”字眼。如《南池》诗:“干戈浩莽莽。”又如《惜别行送刘仆射判官》诗:“九州兵革浩茫茫。”诗人平生极为推崇杜诗,在创作上经常模仿;更重要的是老杜后半生多在战火中度过,而其伤时忧乱之作特多。时异事同,而孤臣之心难诉,他只好在吟诵杜诗之求得安慰了。
尾联所云,尽管仍然与时事密切相关,但在诗意上则收束到离别之上。“山川马前阔”,则前路漫漫,不见尽头;“不敢计归时”,则归期杳杳,未有已时。身世之感,黍离之悲,充盈弥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