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乐亭在滁州(治所在今安徽滁县)西南丰山北麓,琅琊山幽谷泉上。此亭为欧阳修任知州时所建。他写了一篇《丰乐亭记》,记叙了亭附近的自然风光和建亭的经过,由苏轼书后刻石。美景,美文,美书,三美兼具,从此成为著名的游览胜地。
丰乐亭周围景色四时皆美,但这组诗则撷取四时景色中最典型的春景先加描绘。
“红树青山日欲斜,长郊草色绿无涯。”是说青山红树,白日西沉,萋萋碧草,一望无际。
“游人不管春将老,来往亭前踏落花。””天已暮,春将归,然而多情的游客却不管这些,依旧踏着落花,来往于丰乐亭前,欣赏这暮春的美景。有的本子“老”字作“尽”,两字义近,但“老”字比“尽”字更能传神。
这首诗把对春天的眷恋之情写得既缠绵又酣畅。在这批惜春的游人队伍中,当然有诗人自己在内。欧阳修是写惜春之情的高手,他在一首《蝶恋花》词中有句云:“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真是令人肠断;而此诗“来往亭前踏落花”的多情游客,也令读者惆怅不已。。
本诗都是前两句写景,后两句抒情。写景,鲜艳斑斓,多姿多彩;抒情,明朗活泼而又含意深厚。
作品分前后两段,前段十四句,诗人从自己半生的艰难遭遇出发,对自古以来众口所说的天道鬼神的存在提出了怀疑。开头两句是结论,是贯穿全段的。下面的十二句是这个结论所由得出的事实根据。他说:从刚刚成人(结发)那个时候起,我就一个心眼地想着做好事,苦力巴结(僶俛),到现在已经五十四岁了。自己的遭遇又是如何呢?二十岁(弱冠),世道乱离,苻坚南侵;三十岁(始室),家门不幸,死了妻子。再以后就是天灾屡降,气候反常,先是荒旱不已,螟蜮丛生;接着又是狂风暴雨,铺天盖地,闹得庄稼收不了一把,从而挨冻受饿,自己的经济生活现在已经完全陷入绝境了。看看这种现实,这说明根本就没有什么“福善祸淫”的天道鬼神。后段共六句,写他面对目前这种艰难处境的思想活动。他愤慨地说:我今天陷入到这个如此穷困悲凉的境地,这都怪我自己,怨不得什么别的天命或人为;历代圣贤不总是教导人们要立德、立功、立言,要名垂青史,像画麒麟么,但是在我看来,这些就如同过眼的烟云一样无足轻重,我自己在这里慷慨悲歌,我别无他求,我以有你们这两位像锺子期一样的知音人而感到欣慰与自豪。
这是表现陶渊明晚年的生活景况及其思想情绪的一篇极其重要的作品。陶渊明以“田园诗人”著称,他的作品流传最广而又最脍炙人口的是《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这种文,和《归园田居》、《和郭主簿》、《饮酒》这种诗。后来经过鲁迅先生的批评提醒,人们又开始注意了《咏荆轲》、《读山海经》等少数所谓带有点“金刚怒目”式的作品,而真正了解陶渊明晚年的生活与思想的读者仍是不多。因此,读者有必要向了解《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这首诗。
首先,这首诗描绘了诗人晚年悲惨的生活情景,他已经到了挨饿受冻,无法维持的境地。他“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以至冻得“造夕思鸡鸣”,夜间盼着快点天亮;饿得“及晨愿乌迁”,白天又盼着快点天黑。这是多么难熬,多么难以忍受的岁月啊!反映陶渊明晚年的这种悲惨困苦生活,可以用来和《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相参证的,还有《杂诗》,其中说:“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梗粮。御冬足大布,粗絺以应阳。正尔不能得,哀哉亦可伤!”还有《饮酒》,其中说:“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敝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词语都几乎一样。回想陶渊明归田的初期,那时他的家庭尽管不很富,但至少还保持着一个小康局面。他的居住情况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园,桃李罗堂前”。他的饮食情况是“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当隐士,自然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好景不长,四十四岁那年他家中失了大火,“一宅无遗宇”,什么都给烧得精光了。从此他的生活日益贫困,他的参加劳动也不得不由原来的观赏性、点缀性而逐渐地变成了维持生活的基本手段。也正因此,自然灾害对于陶渊明也就成为一个关系极其紧密的问题了。例如眼下陶渊明的困境就是由于“炎火屡焚如,螟蜮滋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这种原因造成的。这样的生活,在中国古代文学家们的经历中极为少见。
其次,它表现了诗人晚年对社会现实的极大愤慨与不平,他满腹牢骚,甚至连天道、鬼神都恨起来了。他说:“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从自己的切身遭遇可以证明这些都是骗人的东西。与此相近,他在《饮酒》诗中还说:“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立空言!”情绪都是非常激烈的。在这里,他表面上是指着天道鬼神,实际上他的批判矛头乃是指向当时的黑暗社会,指向那个掌握着人类命运的腐朽的统治集团。陶渊明这时的思想情绪和他归田初期的那种面貌大不相同了,归田初期他总爱唱那种“乐天知命”、“安贫乐道”的高调,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中他说:“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在《归去来辞》中他说:“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那时的陶渊明是以和平恬淡,与世无争著称。现在则不同了,牢骚越来越多,情绪越来越大。不是他的修养水平降低了。鲁迅先生说:“‘雅’要想到适可而止。‘雅’要地位,也要钱。”(《病后杂谈》)不论谁要说“安贫”,那他首先得保持一种至少是不太贫的经济条件。否则要想使人“安”得住,而且还要“乐”起来,那是很难的。陶渊明先前总爱说“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颇有点像是读书弹琴成癖的样子。可是到了晚年写作《咏贫士》,当他已经“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的时候,他也就“诗书塞座下,日昃不遑研”了。越穷越苦,思想矛盾也就越多,情绪也就越激烈,这是人之常情,是真实的。陶渊明的诗歌以真实著称,但若以后期这种艰难地写痛苦写愤怒的作品,和前期那种轻易地写快乐写恬淡的作品比起来,则是后期作品表现的思想更真切、更实在。
第三,作品表现了陶渊明在这种极其痛苦难熬的生活中的意志坚定,宁死不移。他已经横下一条心来,无论怎样穷困,他再也不出去作官,再也不去和那个黑暗的上层社会同流合污了。他说:“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这是什么意思?比陶渊明早百余年的放诞派张翰曾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生前一杯酒。”不是陶渊明也像张翰那样肆无忌惮地蔑视前代圣贤的古训,他所蔑视的正是当时官场中像苍蝇追逐血腥一样所追逐的那种东西。他说他之所以陷入今天这样的困境,这都怪他自己,怪不得天道鬼神或其他人事。这不是真话,这是牢骚,这是他在变相地表现他对当时政治的不平,同时其中也包含着一种坚守了节操,在精神道德上获得了胜利的骄傲与自豪。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与黑暗官场不合作,蔑视功名利禄而隐居田园去当清闲地主的,历代不乏其人。但是能够忍冻受饿,竟至于“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地宁可去向人家乞食,也决不回头,而一直挺下去,直至老死田园的,却除了陶渊明再也找不出第二个。陶渊明的气节是感人的,陶渊明的骨头的确比别人硬。
陶渊明诗歌的艺术风格是以淳朴实在著称,所以梁启超曾经说,“唐以前的诗人,真能把他的个性整个端出来和读者相接触的,只有阮步兵和陶渊明,而陶尤为甘脆鲜明”(《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他晚年写的这首《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就如同一位老朋友用连珠一般的语言在诉说他一系列的不幸,在那里发牢骚,在那里怨天恨地,在抒发他对现实社会的愤愤不平。这首诗和他归田初期作品中的那种宁静恬淡、情景交融比起来,是变得更为愤激、更为质直了,但是陶渊明作品中那种突出的真情实感的流露,却是始终一贯的。他有乐说乐,有苦说苦,有牢骚不平也决不故意掩饰。他的语言是那样浅近、凝练、生动、准确,例如:“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这种对于受冻者在冬天的长夜里盼望天亮,盼着快点日出;挨饿者在夏天的长昼里盼着天黑,以为上床不动,肚子也可能会好受一些的心情的描写,没有一点实际感受的人莫说是写不出,就是想也恐怕难以想到。
以“南来数骑,问征尘”二句起笔,写作者对南方形势的关心,所以碰到从南宋来的人就向他询问消息。但询问的结果,却是“江头风恶”,即形势不好。家铉翁北赴之后,南宋流亡小朝廷继续坚持斗争,这里,作者关心的,可能就是这种反元斗争形势。“耿耿”两句,写出作者(也可能包括陈正言在内)的孤忠与气节。“磨不尽”三字,指耿耿孤忠如磐石一般的坚固,同时也包含了他在北方所受的种种磨难。磨难愈重,他的志向就愈加坚定,作者的精神品质由此可见,但因为作者身在北地,远离祖国,其孤忠不被人知,故云“唯有老天知得”。“短棹”五句,则转入对丙子(1276)之难的回忆。这五句所写乃是南宋临安被破的过程,其惨痛之情状,令作者终身难忘铭心。“短棹浮淮,轻毡渡汉”,是写元军南下。元军渡淮,揭开了亡宋战争的序幕;而元军(元人戴毡笠,故这里以“轻毡”称之)渡汉水,则直接导致了临安的陷落。元军在襄樊战役之后,立即潜兵入汉水,水陆并进,与渡淮元军互相呼应,势如破竹,于是在德祐二年正月,兵临临安城下。“回首觚棱泣”是写作者在北赴途中回望京城宫阙而失声痛哭。“觚棱”,即觚稜,本指殿堂屋角上的瓦脊形状,这里代指宫阙。词中“缄书欲上、惊传天外清跸”,指的是这一历史事件。
“清跸”,指皇帝出行时,清道戒严,这里指宋三宫北迁。事变大而迅速,故加“惊”字。大都、临安相距三千余里,故云“天外”。以上这五句,写事变接踵而起,连用“短棹”、“轻毡”、“回首”、“欲上”、“惊传”等语词,语气急促,有倏忽千里之势,作者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心头的压抑悲怆,历历在目。词的下片写作者被扣留北方后所经受的种种磨难。以及作者慨然面对,毫不动摇的气节风骨。“路人”五句,写作者引苏武自喻。“昔汉家使者”,指苏武,由“路人指示荒台”句看,苏武“曾留行迹”的“荒台”,正在作者眼前。所以,“曾留行迹”,既是写苏武的经历,也是写作者自己遭际。以喻作者与苏武当年处境相同。“我节”两句,是将自与苏武并提并论,苏武持节漠北,最终不改初衷,而作者也同样是“我节君袍雪样明”。家铉翁身处绝域,不变节,不易服,贞如冰雪,故云“雪样明”;其心迹行事,对得起天地,对得起国家和人民,所以说“俯仰都无愧色”。结处“送子”五句,是送别陈正言的话,意思有两层,一是趁您堂上“慈颜未老”,正可回去与家团圆承欢,并享三径馀乐。“三径”,即指隐居故园,是用蒋诩故事。西汉末,王莽专权,兖州刺史蒋诩辞官回归故里,院中辟有三径,只与求仲、羊仲往来。二是表示自己不易其节。这层意思是通过回答故人询问的形式来表现的,一片赤城之心寓于委婉的言辞之中,虽不是表面上的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但读来却更令人感慨不已,由衷叹赞。从家铉翁的《则堂集》看,大约凡友朋回南,他送别时总要表达同样的心情。
此词上片虽从眼前现状落笔,但主要还是写对过去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的回忆,多用赋笔的手法,下片则重在抒写自己的心情与气节。在异域之中送别具有同样遭遇的友人回到也同样为自己所朝思暮想的地方,最容易让人激动感伤。同时也激励他人,作者送别友人,只能依旧在北国羁留,心中的愁苦可谓至深。
然而作者却并未伤悲沉沦,而是以此自励,鼓动起感动天地的忠节气概。这种词,是一般送别词所无法比拟。至今读之,依旧觉其中蕴藏着一种坚如磐石的沉稳和不可征服的坚韧力量,不禁为之掩泣,为之勉励。
这是一首题画诗。作者借鹰言志,通过描绘画中雄鹰的威猛姿态和飞动的神情,以及搏击的激情,“曲尽其妙”(《瀛奎律髓》),从而表现了作者青年时代昂扬奋发的心志和鄙视平庸的性情。
全诗共八句,可分三层意思:一、二两句为第一层,点明题目。起用惊讶的口气:说是洁白的画绢上,突然腾起了一片风霜肃杀之气,这种肃杀之气,第二句随即点明:原来是矫健不凡的画鹰仿佛挟风带霜而起,极赞绘画的特殊技巧所产生的艺术效果。这首诗起笔是倒插法。杜甫《姜楚公画角鹰歌》的起笔说:“楚公画鹰鹰戴角,杀气森森到幽朔。”先从画鹰之人所画的角鹰写起,然后描写出画面上所产生的肃杀之气,这是正起。而此诗则先写“素练风霜起”,然后再点明“画鹰”,所以叫作倒插法。这种手法,一起笔就有力地刻画出画鹰的气势,吸引着读者。杜甫的题画诗善用此种手法,如《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的起笔说:“堂上不合生枫树,怪底江山起烟雾。”《画鹘行》的起笔说:“高堂见生鹘,飒爽动秋骨。”《奉观严郑公厅事岷山沱江画图十韵》的起笔说:“沱水临中座,岷山到北堂。”这些起笔诗句都能起到先声夺人的艺术效果。
中间四句为第二层,描写画面上苍鹰的神态,是正面文章。颔联两句是说苍鹰的眼睛和猢狲的眼睛相似,耸起身子的样子,好像是在想攫取狡猾的兔子似的,从而刻画出苍鹰搏击前的动作及其心理状态,是传神之笔,把画鹰一下子写活了,宛如真鹰。颈联两句是说系着金属圆轴的苍鹰,光彩照人,只要把丝绳解掉,即可展翅飞翔;悬挂在轩楹上的画鹰,神采飞动,气雄万夫,好像呼之即出,去追逐狡兔,从而描写出画鹰跃跃欲试的气势。作者用真鹰来作比拟,以这两联诗句,把画鹰描写得栩栩如生。
以上这两联中,“思”与“似”、“擿”与“呼”两对词,把画鹰刻画得极为传神。“思”写其动态,“似”写其静态,“擿”写其情态,“呼”写其神态。诗人用字精工,颇见匠心。通过这些富有表现力的字眼,把画鹰描写得同真鹰一样。是真鹰,还是画鹰,几难分辨。但从“堪”与“可”这两个推论之词来玩味,毕竟仍是画鹰。
最后两句进到第三层,承上收结,直把画鹰当成真鹰,寄托着作者的思想。“何当”含有希幸之意,就是希望画鹰能够变成真鹰,奋飞碧霄去搏击凡鸟。“毛血”句,见班固《西都赋》:“风毛雨血,洒野蔽天。”至于“凡鸟”,张上若说:“天下事皆庸人误之,末有深意。”这是把“凡鸟”喻为误国的庸人,似有锄恶之意。由此看来,此诗借咏《画鹰》以表现作者嫉恶如仇之心,奋发向上之志。作者在《杨监又出画鹰十二扇》一诗的结尾,同样寄寓着他自己的感慨:“为君除狡兔,会是翻鞲上。”
总起来看,这首诗起笔突兀,先勾勒出画鹰的气势,从“画作殊”兴起中间两联对画鹰神态的具体描绘,而又从“势可呼”顺势转入收结,寄托着作者的思想,揭示主题。
这首诗表现了苏轼初得赦免诏书时的欣喜之情,抒发了风烛残年、万念俱冷的深沉感慨。
首联写一阵雷雨之后的黄昏时刻,作者独自登高,凭栏远望。古人常以雷霆之怒,霹雳之威喻皇帝的威怒,这里既是写实景,也是以霹雳收威暗喻哲宗去世,徽宗继位,朝政更新。“暮雨”的“暮”,也是含义双关,暗示以前朝政的昏暗;“开”,表现了他对徽宗的幻想,以为朝政从此清明,徽宗刚继位,想清除朝廷的党争,似乎将大有作为,苏轼当时还不可能看清他的真面目。《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也说:“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这四句几乎可作“霹雳”句的注脚,表现了同样的幻想。对句刻画了诗人凭倚栏槛遥望的神态。出句抒发的是欣喜之情,对句的“独”字则表现出孤寂之感,为尾联作好了铺垫。
颔联写登高所见,既是写眼前实景,又是象征时局。这是全诗最好的一联。夏天雨后多出现虹霓,是眼前实景;但作者不以彩虹入诗,而以暗淡的雌霓入诗,这是有寓意的。元符三年(1100年)五月苏轼得到诏书时,迫害元祐党人的二惇(章惇、安惇)、二蔡(蔡京、蔡卞),已受到台谏的排击,“雌霓云端下”正象征了政敌的失势。雄风喻帝王之风,与“庶人之雌风”相对,语出宋玉《风赋》。儋耳四周皆海,雄风来自海上,这既是写海风之快意,又是暗喻内移诏命的降临。
颈联记双喜临门。一是野老之喜,苏轼初到儋州,遇上连年灾害,元符三年(1100年)喜获丰收。苏轼与海南人民休戚与共,野老的喜事就是他的喜事。二是诗人之喜。苏轼谪居海南,无时不盼望北归。就在这年的正月七日,他还感慨说:“三策已应思贾让,孤忠犹未赦虞翻。”(《庚辰岁人日作》)贾让是汉哀帝时人,曾上治河三策,其中上策是引黄河北入海。苏轼在元祐年间也多次提出类似的主张,不被采纳。元符二年(1099年)黄河再次决堤北流,他的主张得到了应验。虞翻是三国时吴人,因得罪孙权,被长期流放交州。苏轼此时总算“赦虞翻”,赦书已到,逐下即将北归,他的心里十分高兴。
尾联写以后的打算,说年事已高,只要能吃饱饭,有栖身之地,就再无奢求了。杜甫《病后过王倚饮赠歌》有“但使残年饱吃饭”语,上句即用其意。《庄子·秋水》载坎井之蛙语:“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坎井之乐,此亦至矣!”庄子是讥井蛙的浅薄,但后人却以“专一丘之欢,擅一壑之美”表现“轻天下,细万物”的隐逸思想(陆云《逸民赋序》)。苏轼的用法与此相同。他晚年思想很矛盾,由于政治上一再遭受打击,经常发出“心似已灰之木”(《自题金山画像》)一类的感慨。但其思想深处仍是“报国心犹在”(《望湖亭》),“少壮欲及物,老闲余此心。”(《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诗的末句虽略赚消沉,但全诗的基调清雄慷慨,颇具浩然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