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借楚汉对峙的古战场遗迹,评论乱世英雄项羽、刘邦的成败,阐述拨乱反正的经验,总结“拨乱属豪圣”的历史规律。诗人的见解与司马迁略同。但由于诗人不受儒家传统观念的约束,也能超脱世俗的功利观念,因而既肯定项羽刘邦的成败,又不以成败论英雄,而从天意、智力、功业结合分析,赞扬刘邦兼有豪杰和圣人的气质,指出只有这样的豪圣才能完成治平乱世统一天下的任务。这就比司马迁所说的论述显得透彻明确,而与阮籍鄙薄刘邦的观点根本相反,更无论同情项羽失败、嫌恶刘邦等偏见迂论。因此此诗的史论观点虽不免历史局限而拘于英雄史观及天命论,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独到的,杰出的,具有辩证精神。
此诗既具有叙事诗的结构,又充满抒情诗的实质。全诗叙述古迹有关的历史人物和眼前景象,抒发诗人的情怀和感触,运用多种艺术手法,提炼精美的语言,铸成不同的艺术形象,错综而层次清楚地表达主题思想。
这是一首五言古诗,整体结构犹如乐府歌行,有头有尾,夹叙夹议,从秦亡开始,讲到阮籍的感慨。安排得当,层次分明。全诗分为两大段,前十四句为第一段,概述秦亡后的楚汉兴亡成败的历史;后十六句为第二段,缅怀广武古战场楚汉相对峙的历史。前段基本采取叙述方式,后段基本采用评述方式。运用多种手法,通过鲜明形象,以完成整体结构,表达主题思想,是此诗的一个显著的艺术特点。
对现实的超然态度,对历史的洞然见识,对诗歌艺术的卓然才能,构成了这首怀古诗洒脱超逸、豪放豁达的独特风格;也使它充满了乐观开朗的情绪,具有抒情诗的实质。
这是首哭祭诗。全诗依题目层层展开,首联点“西台”,次联写“哭”,三四联写“所思”。诗中表现作者对文天祥的哀痛和自己对元政权的痛恨,亡国之哀,凝聚在每个字中。
诗平平而起,先说明时间地点:正当岁末,来到西台,一轮寒日,匆匆西坠。这联诗,“知己”二字是主脑。谢翱年轻时追随文天祥抗击元兵,任咨议参军。二人互相激励,立志为国捐躯。后文天祥兵败被俘,谢翱隐居南方。文天祥死后,谢翱每年都要设位哭祭,进行悼念。“知己”二字,强调了二人的生死交谊,也唯有哭知己,才会如此伤心。诗中写的设祭时的场景,虽然是直述现实,但年是残年,台是荒台,又是黄昏时分,冷日惨淡,这样一组合,整个景物便自然地披上了浓厚的衰飒黯淡之气。于是,在这样的气氛中,诗人悲伤的泪水似雨点般地洒下来。
第二联写哭,以情感为趋使,发挥想象。因为他心情沉重,泪水不止,眼看着奔流的富春江,充满感伤,因此觉得前些年在苏州哭文天祥的泪水随江水入海,如今已随着海潮返回来,与现在的泪水融汇在一起。如此,自己的泪水将无休止地回返,永存世间,自己的悲悼也将永存世间。这样写,涵义很丰富,不直说现在的哭,却把现在的哭衬托得更加生动。
第三联由哭转入思。他是祭悼文天祥,自然地又忆起文天祥就义的场面。文天祥被杀时,仍然穿着宋朝的服饰,慷慨受刃。诗因此用“故衣”二字,称赞他忠诚不贰,以苌弘血化为碧的典故,歌颂他忠义浩气,与世长存。想到文天祥的遭际,他不禁仰天呼吁,无情的皇天大地,为什么如此不爱惜人才,让文天祥落得这样下场。
最后,诗由死及生,由文天祥归到自己,说自己还健在,还没到老年,但一事无成,再也不能有所作为,只能在这山中,写些怀悼忠臣烈士的诗篇而已。谢翱这年四十二岁,所以自称未老。然而这“未老”二字,蕴涵深义,是相对文天祥而言。故人已死多年,自己含辱偷生,内心十分伤痛,他觉得这样活着毫无意趣,恨不得早日与文天祥相会于地下,所以“未老”反而增加一重伤心、一重负担。这心思,正与清黄仲则“茫茫来日愁如海,寄语羲和快着鞭”相同。这两联,仍然是平铺直叙,但情感深厚。任士林说谢翱“所作歌诗,其称小,其指大,其辞隐,其义显,有风人之余,类唐人之卓卓者,尤善叙事”(《宋遗民传·谢翱传》)。任士林如此概括谢翱诗,很有见地。
这首哭祭诗,依题目层层展开,首联点“西台”,次联写“哭”,三、四联写“所思”。诗人对文天祥的哀痛,不因为时间的推移而稍减,在悼念文天祥时,又表现了自己对元政权的痛恨,亡国之哀,凝聚在每个字中。前人以谢翱西台恸哭比之汉高祖时为田横自杀的五百门客,就是有见于谢翱对文天祥的知己之感及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热忱而言。
感叹文天祥一木难支倾倒的大厦,从而国亡身死,是大多数遗民的共同感情,因为谢翱与文天祥的特殊关系,所以这诗所流露的情感格外深厚。需要说明的是,元政权对宋遗民悼念文天祥采取的是宽容理解的态度,当时已在元朝任职的人中,也有不少人写悼念文天祥的诗。如虞集就在《挽文丞相》诗中,对文天祥极力赞扬,并抒发“不须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洒泪时”那样的故国之思、亡国之恨。官居学士的徐世隆甚至公开说元帝的不是,指出“当今不杀文丞相,君义臣忠两得之”。正因为如此宽松的政策,一大批宋末遗民的爱国诗词得以保存下来。
牡丹、娇贵富丽,红妆异香,有天香国色、倾国倾城之称。或写花,衬以美人,或写人,衬以娇花;或者人花合写,彼此交融,李白的《清平调》就是一篇杰作,而“春风拂槛露华浓”似乎成了绝唱。总之,这都表现了中国人的审美标准和对美的追求。王建此诗,正可谓此尽其致。
首联“赁宅得花饶,初开恐是妖。”租赁别人的房宅,本来也是随遇而安,无所好挑剔的,可没想到竟有那么丰饶的牡舟花。一个“得”字,正好表现出他那种喜出望外的得意神情。恰因为得自意外,所以初开之时,便唯恐它是妖了。美人之所以让入心旋不守,神魂颠倒,完全在于她的妖冶妩媚;牡丹含苞初绽,鲜艳欲滴,其荡人心魄,决不下于美人之妖态,只这一句就把社丹写活了。
颔联承“妖”写来。‘“粉光”、“肉色”俱是美人动人之处,粉光丽质,滑若凝脂、肉色性感,柔若无骨,这恰是美人的妖态,也同样是花的妖态。“深紫”、“退红”均属壮丹艳冶之色,而这又正好使作者联想起美人的“粉光”和“肉色”来。用“腻”和“娇”二字,直把花作人写,人、物浑然一体,确实表达出了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
青春美色的克星是无情的岁月,而娇花名卉的厄运却正是风吹日晒,风吹就会落掉,日炙以致枯焦。怜香惜玉,多情善感的诗人,于赁宅得以名花的为患难之交,定不肯失之交臂,于是他千祈祷,万忧愁:“且愿风留著,唯愁日炙燋。”
这里既可见出诗人追求美是何等的执着、也可明白牡丹是多么的富丽可爱,以致让诗人倾倒如是。然而自屈原香草美人以比君子,托物讽喻便成为中国抒情诗的一大传统,所以个中不仅有香花的摇落之悲,还有美人的迟暮之叹,更有诗人身处乱世的命运之感。
花儿被吹落,被炙燋了,可她那一缕芳心,仍然楚楚可怜,只有香如故。这位“零落”的诗人,拾起了“零落”的花蕊,回到屋里把它当香烧了。也不知是花的香气陪伴着他,还是他陪伴着香气,直是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
全诗前两联写景,后两联扮清,景中寓情,情里含景,以人写花,以花写人,花、妖、作者三位一体,句句写花,而又无一处不在写人,堪称大手笔。尤其末联,自怜自爱,自伤身世,是花,是妖,也是诗人。形象感人,咀嚼无尽。
作者官居高位时直言敢谏、与时不合,便中流涌退、回家隐居。朝廷几次征召,他都不出来。但为了关中百姓大旱之苦,他却高龄出仕。他把自己的钱拿出来救济灾民,夜晚向天祈祷,白天出外赈灾,整日辛劳,有时因念百姓疾苦而痛哭不已,四个月后便病倒去世了。关中一带百姓哀痛如失父母。作者因此受到人民的景仰和赞扬,被历史公认为好官。
好官为百姓而死,坏官把百姓整死。因此中国人有赞扬好官的传统。但好官确实太少了,而且越来越少。
人民永远记得为他们而死的好官,但也不会忘记整死无辜百姓的坏官,因为他们还要亲手把其中最坏的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去。
套曲 〔一枝花〕《咏喜雨》,是他在陕西救灾时所作,比较真 实地反映了灾区人民流离失所的悲惨生活。在元代散曲中这些作品是难能可贵的。
久旱逢雨的喜悦心情,表现其对农业生产和百姓的关心。感情深挚,语言朴实无华。丰富的想象、大胆的夸张和形象的比喻的运用,为作品增色不少,艺术效果尤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