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大武》的乐曲早已失传，虽有零星的资料，但终难具体描述。然其舞蹈形式则留下了一些粗略的记录，可以作大概的描绘。第一场，在经过一番擂鼓之后，为首的舞者扮演武王，头戴冕冠出场，手持干戚，山立不动。其余六十多位舞者扮武士陆续上场，长时间咏叹后退场。这一场舞蹈动作是表示武王率兵北渡盟津，等待诸侯会师，八百诸侯会合之后，急于作战，而周武王以为伐纣的时机尚不成熟，经过商讨终于罢兵的事实。第二场主演者扮姜太公，率众舞者手持干戈，奋臂击刺，猛烈顿足。他们一击一刺，做四次重复，表示武王命太公率敢死队闯犯敌阵进行挑战，武王率大军进攻，迅速获胜，威振中原。第三场众舞者由面向北转而向南，表示周师凯旋返回镐京。第四场开始时，众舞者混乱争斗，扮周、召二公的舞者出而制止，于是众舞者皆左膝跪地，表示成王即位之后，东方和南方发生叛乱，周、召二公率兵平乱的事实。第五场，众舞者分成左右两大部分，周公在左、召公在右，振动铃铎，鼓励众舞者前进，表示成王命周公镇守东南，命召公镇守西北。第六场，众舞者恢复第一场的位置，作阅兵庆典和尊崇天子成王的动作，表示周公平乱以后，庆祝天下太平，各地诸侯尊崇周天子。

　　按传统说法，《诗经》是配乐舞的歌词，即诗乐舞三位一体。王国维曾怀疑这一说法，但他撰《周大武乐章考》研究《大武》的歌辞时还是按这一原则进行的，即认为《大武》六成有诗六篇。据《毛诗序》“《武》，奏《大武》也”、“《酌》，告成《大武》也”的说明，与《大武》有关的诗为《武》、《酌》，又据《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颂》曰：……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数语，提及《大武》中诗有《武》、《赉》、《桓》。这样，六篇就确定了四篇。王国维又根据《周颂》末四篇的排列顺序，认为《般》诗为其中一篇。又据《礼记·祭统》“舞莫重于《武宿夜》”一语，推断还有一篇诗，其中有“宿夜”一词，“宿夜”即“夙夜”，他认为《昊天有成命》即《武宿夜》，当为《大武》之第一篇歌诗，以下依次为《武》、《酌》、《桓》、《赉》、《般》。后经冯沅君、陆侃如，尤其是高亨的详细考辨，断定《大武》第一篇当为《我将》（详见高亨《周代大武乐考释》一文），并重新排列了后四成歌诗的次序。于是，《大武》六成的六篇诗的排列次序确定为：《我将》、《武》、《赉》、《般》、《酌》、《桓》。

　　《周颂·我将》诗始言奉献牺牲于天帝，祈求天帝保佑。据《乐记》，《大武》一成象征武王出征，周人出征，必先祭祀天帝，求得天帝的保佑，此诗的首三句说的就是这事。次言继承文王之遗志，以求“日靖四方”，也就是统一并安定天下。文王时代，伐犬戎，伐密须，伐耆，伐邘，伐崇，文王殁后，武王欲完成文王未竟事业，伐纣克商，追思文王创业之功，深觉当遵循文王行之有效的种种法典。末言夙夜“畏天之威”，是说自己日夜不忘天帝和文王之命，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早日安定天下。对武王而言，天命和文王之典是一致的，文王的遗志也就是“天威”（天命之威）。这就是此诗把祭祀文王和祷告上天合而为一的缘故。全诗自始至终，都用第一人称的口气，即周武王出兵之前向父亲的神灵和上天陈述出兵的目的，并祈求保佑。其语言质朴，充满敬畏之情。

　　这是一首劝勉诗，劝勉崔九既要隐居，就必须坚定不移，不要三心两意，入山复出，不甘久隐。全诗用语浅淡，近乎口语，或暗用典，或明用典，或正劝，或反讽，喻之以理，晓之以情，在看似平淡的外表下蕴涵着浓郁的朋友情谊，含意颇为深远。

　　“归山深浅去，须尽丘壑美。”这两句是说这次回到山里之后，不论入山深浅，都要饱览山川之秀丽，林木之幽美。这当然是劝勉崔兴宗不要再留恋世俗的生活，把对山水的感情升华到一种与世俗生活相对立的高度，这与他们对现实的厌倦与反感有关。起句点题“送”字。诗人看着崔九向山中走去，于是劝勉他说，山中自有美妙之景，足以自得于心，一丘一壑，皆可怡性养神。次句“丘壑”用典，讽劝友人隐逸山林，莫改初衷，为下文预设伏笔。

　　后两句紧依次句而写，化用陶渊明《桃花源记》典故，含蕴深刻。既是劝勉友人坚持初衷，尽享山水之乐，同时暗含这一层意思：如果弃隐入仕，以后想再度归隐，怕就难了。这里“暂”字用得极妙，与次句“尽”字相对。次句从正面劝说，结尾二句从反面劝勉。这一正一反，思虑周全，语意婉转，谆谆嘱咐，浓浓友情，溢于字里行间。

　　结尾两句是劝崔兴宗隐居丘壑，既然在山水间找到了生活的真趣，就不要再从那个境界里返回到现实中来了。这一方面表达了对隐居生活的肯定，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现实的不满。之所以作者要人留恋那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是因为他们在现实中屡屡失败，一方面产生了对现实生活的反感，另一方面也更深刻地认识了现实生活。当时像裴迪、崔兴宗这样的寒士是没有出路的，他们宁愿隐居山林，过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因此作者劝他的朋友，既然在山水之间找到了真趣，找到了自己思想感情的寄托，就不要像陶渊明《桃花源记》里的武陵人一样，找到了桃花源却轻易地放弃了。作者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因此他说：“莫学武陵人，暂游桃源里。”

　　据《石林诗话》中载：晏殊“日以饮酒赋诗为乐，佳节胜日，未尝辄废也”。这首词，正是他诗酒生涯的真实写照。这是一首描写盛宴之词。词的前二句“双燕归飞绕画堂，似留恋虹梁”，一方面点出“燕归飞”之时，即为阳春之际，另一方面则是吟咏那富家气魄，因为穷人家是没有“画堂"和“虹梁"的。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晏殊作词所讲究的“气象”之意。去年的燕子又飞回来了，它们绕着那精美如画的厅堂穿来飞去，象是极为喜爱这美丽的虹梁一样。下面的“清风明月好时光”句，与上二句相互呼应。清风徐来、朗月空明，这本身就极为令人心情舒畅，更何况，在这时还有那华美的酒席开筵了。整个上片，以景而著称，以气象而称道。充满了畅快、轻松、富丽之感。

　　下片，作者更加着意描绘盛宴之盛。那身着云一样美丽衣衫的侍女，频繁倾倒着美酒佳酿，身怀绝技的艺人们，鼓动着笙簧，演奏着优美的乐曲。玉炉中飘出阵阵的幽香，最后词人以“庆佳会，祝筵长”作结，从而预祝这种佳节盛会，这种喜庆美筵能够永存。

　　词如词人所说：“余每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惟说其气象”。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言道：“美成（周邦彦）词多作态，故不是大家气象，若同叔（晏殊）、永叔（欧阳修）虽不作态，而一笑百媚生矣”。

　　这支曲子一二两句，对仗工丽，写景如画，点染出一幅清丽无比的秋江图。然而这仅仅是表层，作者还另有深意。作画的颜料是精心选择的，所画的景物是精心选择的，整个环境也是精心选择的。选取“黄”“白”“绿”“红”四种颜料渲染他精心选择的那四种景物，不仅获得了色彩明艳的效果，而且展现了特定的地域和节令。看到“黄芦”“白蘋”“绿杨”“红蓼”相映成趣，就容易联想到江南水乡的大好秋光。而秋天，正是垂钓的黄金季节。让“黄芦”“白蘋”“绿杨”“红蓼”摇曳于“岸边”“渡口”“堤上”“滩头”，这又不仅活画出“渔夫”活动的场所，同时“渔夫”在那些场所里怎样活动，以及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在活动，也不难想象了。

　　在那么优雅的环境里打鱼为生，固然很不错，但如果只是一个人，就未免孤寂，所以还该有朋友。三四两句，便给那位“渔夫”找来了情投意合的朋友。“虽无刎颈交，却有忘机友”也是对偶句，却先让步，后转进，有回环流走之妙。为了友谊，虽刎颈也不后悔的朋友叫“刎颈交”。“渔夫”与人无争，没有这样的朋友也并不得事。淡泊宁静，毫无机巧之心的朋友叫“忘机友”。对于“渔夫”来说，他最需要这样的朋友，也正好有这样的朋友，令人羡慕。

　　一二两句写了“岸”、“堤”、“渡口”和“滩头”，意味着那里有江，但毕竟没有正面写江，因而也无法描绘江上景。写“渔夫”应该写出江上景，对此，作者不仅是懂得的，而且懂得什么时候写最适宜。写了“却有忘机友”之后，他便写江上景了。“点秋江白鹭沙鸥”，写景美妙生动。用“秋”字修饰 “江”，点明了季节。一个“点”字，尤其用得好。如果平平淡淡地说，那不过是：江面上有点点鸥鹭。如今变形容词为动词，并且给鸥鹭着色，便出现了白鹭沙鸥点秋江的生动情景。仅就写景而言，这已经够高明了。但更高明之处还在于借景写人。前面写渔夫有“忘机友”，那“忘机友”正是指 “点秋江”的“白鹭沙鸥”。以鸥鹭为友，既表现“渔夫”的高洁，又说明真正的“忘机友”，在人间无法找到。古代诗人往往赞扬鸥鹭“忘机”。正由于他们认为只有鸥鹭才没有“机心”，所以愿与鸥鹭为友。李白就说：“明朝拂衣去，永与白鸥盟。”黄庚的《渔隐》诗，则用“不羡鱼虾利，惟寻鸥鹭盟”表现渔夫的高尚品德，正可作为这只曲子的注脚。

　　结尾点题，点出前面写的并非退隐文人，而是“傲杀人间万户侯”的“不识字烟波钓叟”。元代社会中的渔夫不可能那样悠闲自在，也未必敢于傲视统治他的“万户侯”。不难看出，这只曲子所写的“渔夫”是理想化了的。白朴幼年经历了蒙古灭金的变故，家人失散，跟随他父亲的朋友元好问逃出汴京，受到元好问的教养。他对元朝的统治异常反感，终生不仕，却仍然找不到一片避世的干净土。因此，他把他的理想投射到“渔夫”身上，赞赏那样的“渔夫”，羡慕那样的“渔夫”。说“渔夫”“傲杀人间万户侯”，正表明他鄙视那些“万户侯”。说“渔夫”“不识字”，正是后悔他做了读书识字的文人。古话说：“人生忧患识字始。”在任何黑暗社会里，正直的知识分子比“不识字”的渔夫会遭受更多的精神磨难，更何况在“九儒”仅居“十丐”之上的元代。这句的“傲”字，既有坚决不向黑暗社会妥协，保持高风亮节之意，又有不愿在宦海中“风波千丈担惊怕”，希图逃世的思想。虽有其消极避世的一面，却也曲折地反映了元代知识分子的骨气和那个时代投射在他们心灵上的暗影，抒发了他们的不平之慨。

　　这首小令语言清丽、风格俊逸，又表达了备受压抑的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理想，因而在当时就赢得了人们的喜爱。著名散曲家卢挚的【双调】《蟾宫曲·碧波中范蠡乘舟》，就是摹拟这首小令的：“碧波中范蠡乘舟。殢酒簪花，乐以忘忧。荡荡悠悠，点秋江白鹭沙鸥。急棹不过黄芦岸白苹渡口，且湾在绿杨堤红蓼滩头。醉时方休，醒时扶头。傲煞人间，伯子公侯。”其中的好几个句子都来自白曲，思想倾向也完全一致。不过所写不是渔夫。而是退隐江湖的官员。

　　这篇先讲述秦自孝公以迄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具有地理的优势、实行变法图强的主张、正确的战争策略、几世秦王的苦心经营等。行文中采用了排比式的句子和铺陈式的描写方法，富有气势；之后则写陈涉虽然本身力量微小，却能使强大的秦国覆灭，在对比中得出秦亡在于“仁义不施”的结论。

　　主要说这篇文章气势充沛，一气呵成。多用排比句或对偶句，本篇固不例外（如第2段中从“于是六国之士”以下，先用一“有”字领起，贯穿下面三句，罗列了大量历史人物，就是排比句式；如“蒙故业”以下四句，每两句一对仗，就是对偶句式。也有排比兼对偶的句式，如开头说秦孝公“有之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即是）。但这只是从表面现象去理解，在古典散文名篇中，用排比句或对偶句的文章并不少，却不一定篇篇气盛。如孔稚圭的《北山移文》，造句或排或偶，然而读起来并不感到气势磅礴。可见用排比句和对偶句只是增强文章气势的因素之一，属于外在的艺术技巧，而不是主要因素。

　　该篇之所以气盛而传诵不朽，之所以使人觉得有说服力，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最主要的，即这篇文章虽是议论文，其中却用了十之七八的篇幅来叙事。用叙事来议论，是本篇最大的特点。作者用千余字的篇幅叙述了从秦孝公到秦亡国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概括地说明了秦由盛而衰的全过程和主要现象，同时还贯穿了作者本人的观点来说明其兴衰的关键所在，这就帮助我们对这一段历史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这个特点为什么能使文章读起来有气势呢？关键在于：

　　一、作者既能用概括扼要的笔墨来表达丰富的内容，让读者感到短短一篇文章竟然内容丰富，自然觉得它饱满充沛，思路自然而然地跟随着作者的笔锋，因此会显得气“盛”；

　　二、贾谊对秦国由盛而衰、由兴而亡的叙述条理清晰，他抓住一条纵的线，即从秦孝公之兴到秦王朝之亡，始终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安排文章的层次先后的；而对某一特定时间内的某一点，又突出地加以铺陈发挥，使人不仅看到“线”，还看到“线”上的一个个用浓墨重彩着重描述的“点”。于是读者会不由自主地顺着作者所安排的次序往下推，往下读，作者不中断，读者便不能中断，作者不节外生枝，读者就不能旁及其余。因此，这也给人带来了气盛的感觉。

　　第二个使读者感到文章气盛的原因，亦即该篇所具有的另一特点：贾谊在用写赋的手法来写说议论文。写赋是需要铺张和夸大的，这篇文章通篇都采用了这种手法。比如第1段“有之卷天下”四句，“之卷”“包举”“囊括”“并吞”等词，基本同义；“天下”“宇内”“四海”和“八荒”，也是同一个意思。同一个意思而一连写上好几句，既有排比又有对仗，这就是写赋的夸张手法。下面第2、第4、第5等段中，都有类似的句子，不胜枚举。所谓“铺张扬厉”，主要就是指的这一类句子。这样，气势自然就充沛了，自然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的笔锋锐不可当，咄咄逼人，读起来有劲头，有说服力，而且有欲罢不能之感。这是由于作者本人原是一位辞赋作家。作为作家，贾谊不仅是政治家，也是文学家；作为作品，《过秦论》同样具有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

　　第三个原因，也是这篇文章所具有的第三个特点，即作者用全篇对比的手法写出了他的论点。对比手法并不稀奇，而本篇精彩处却在于作者用了四个方面的对比：即秦国本身先强后弱、先盛后衰、先兴旺后灭亡的对比；秦与六国的对比；秦与陈涉的对比；陈涉与六国的对比。几种对比交织在一起，结构自然宏伟，气势也自然磅礴，话也显得更有分量了。主客观形势的不同，强弱盛衰难易的不同，都从几方面的对比中显现出来。而文章气盛的道理，便不难理解了。

　　前三段，主要写三个方面：一、秦国世世代代有野心；二、秦国实力愈来愈强大；三、由于靠实力，秦国统一天下并不很难。第1段着重写秦有野心，第2段着重写有实力，第3段兼而写之。全篇的铺排和对比都从这三方面入手，把具体史实贯穿进去，用概括的语言勾画出大的轮廓来，使叙述的内容有了倾向性，有了作者自己的观点。如说“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秦无亡矢遗镞之费”和第3段结束处写“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等，都是极写秦之野心和实力，极写其得天下并不难。与此同时，作者也写了另一方面，如“四君”“九国之师”“六国之士”等，愈写对方强大也就愈衬托秦之强大，这是烘云托月的手法。但我们却感到：愈写秦之强大，就愈见秦之骄横愚昧；愈写秦之过度自信 ，就愈见秦之主观片面；愈写秦之野心极大，就愈见秦之眼光短浅。作者虽处处叙而不论，却处处为最后一段的议论在“蓄势”。这样的文章，读起来自然感到饱满酣畅了。

　　第二段结尾只说了九个字：“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这当然是事实，但也并非一点可写的事件都没有。然而，作者不准备在这里多费笔墨，只把那一条贯穿于秦各个时期的纵线画出来便止。从行文方面来说，一篇气盛的文章也不能毫不喘息。第3段开头的十几个字，就给全篇形成一个短暂的停顿。明代古文家归有光就说过，这是“如人吐气”（见归有光《评点史记》）。我们固然不能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硬要在一气呵成的文章里安插一个“气口”；但文章写到这里，自然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如人吐气”还是有必要的。

　　第三段写秦始皇：野心与实力，兼而写之。但第3段与第2段不一样。第2段是用正反对比手法两面写，第3段却全从正面写，把秦始皇的实力与野心描绘得淋漓尽致，愈写愈足。甚至到了第4段开头处，还要找补两句：“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吴闿生夹批：“再加二句，十分酣恣。”然而，作者笔锋一转 ，又改从陈涉写起，却处处对陈涉寓褒于贬，这就更加体现出秦之灭亡实有自取其祸之道了。

　　最末一段是“论”和“断”，仍用对比手法把几个方面综合到一起，然后得出结论，即所谓“断”。为了使结论下得郑重，便又把秦重新提起总说一遍，才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收尾。文章须能放能收，能开能合，始见本领。

　　这篇文章在当时确实起了积极的影响。贾谊作为士大夫，固然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为汉王朝出谋划策。但他却能认识到农民起义的力量，认识到秦王朝灭亡的关键在于失掉民心和过分迷信武力，封建统治者野心大而虐待人民，终于被人民灭亡。有了这个认识，统治阶级才开始考虑如何缓和社会矛盾，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政权。这才说明农民起义真正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有了贾谊这一番描绘，汉朝的皇帝才能真正总结秦代由盛而衰、由强而弱的经验教训。